理解人工智能的新框架：地緣人工智能 | 地緣科技「平」論

大灣區評論 x 黃平

地緣科技

vol. 1 no. 1

「平」論

2026/03/19

March

人類需要找到一種與硅基“生命”共存且共同進步和迭代的模式。

第1期

總第1期

專欄導論

INTRODUCTION

作為長期研究科技與創新政策的學者，我們的研究通常沿著兩類方向展開：或是聚焦具象層面的基礎研究與技術應用，或是探討概念體系層面的創新系統與制度生態。但無論從哪一視角切入，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里，科技與地緣政治都并未呈現強關聯特征（冷戰時期除外）。研究創新問題的學者即便會在分析中納入本土政策與國際關系因素，也很少將地緣政治視為決定科技發展走向的核心變量。究其原因，在于創新學術研究興起之初，世界是平的（主要指西方世界），或者說相對平的，知識、技術、人才、資金等創新資源可在西方各國間自由流動。因而早期研究多聚焦于創新的產生與擴散機制，隨后才衍生出創新政策領域，探討如何通過國家或區域創新體系提升一國競爭力。

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界正在發生劇烈且不可預估的變化，其中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世界從以前由美國和西方主導，變成了現在特朗普所說的“G2”格局，即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重要一極，這也體現在科技這個長期被美國和西方世界主導的領域。更重要的是，這一轉變促使新興國家、全球南方國家甚至部分西方國家反思原有美國主導的科技霸權格局，進而有可能對科技在國際場域中的角色與發展路徑產生深遠影響。

更根本的是，人工智能的出現標志著一場范式革命。人工智能不同于以往任何技術，其快速迭代正重塑基礎研究、技術轉化及科技與社會、政策的互動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引發熱議的AI智能體OpenClaw已超越傳統工具屬性，展現出一定自主行動能力，并且必然快速迭代發展成為更加獨立自主的智能體。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與人類具備相近能力、甚至某種程度上的獨立“意識”的人工智能體。

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以及我個人對地緣政治和人工智能發展的研判，我決定開設“地緣科技‘平’論”專欄，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系統和持續地觀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發展、產業應用以及社會和政治影響。我認為，未來的人工智能社會將是人類智能和人工智能共存的社會，人類需要找到一種與硅基“生命”共存且共同進步和迭代的模式。因此，本專欄文章將由我與通用語言大模型合作撰寫，以期探索和實踐出一條人工智能賦能知識生產的新路徑。

01

人工智能不是什么？

人工智能正在成為這個時代最具決定性的變量之一，它的影響已滲透到經濟、社會、政治等多個層面。在進一步解剖人工智能之前，我們必須先把兩個基礎性問題說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不是什么？

從技術與產業層面看，“人工智能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技術性問題。無論是以算法、數據與算力為核心的工程體系，還是以大模型、智能體與產業應用為代表的產業生態，業界與學界對其基本構成、發展路徑和應用形態，已經形成了相對清晰的共識。真正困難的，反而是第二個問題：如果僅把人工智能當作一項技術或一組技術，我們很容易誤判它將如何重塑產業布局、經濟結構與社會形態。因此，要更全面地把握人工智能，必須先理解它“不是什么”。

人工智能不是技術：

它正成為“獨立的智能體”

人工智能當然包含技術，但它不止于技術。隨著模型能力躍遷，以及工具調用、記憶、規劃、自治執行等機制逐步成熟，人工智能正在從“功能模塊”走向“智能體”（agent）。更進一步，它很可能演化為越來越獨立的智能體：在目標設定、資源調度、任務分解與協作網絡上，逐漸減少對人類指令的依賴，甚至出現不以人類為中心、與人類并行運行的智能體系統。

這意味著，人工智能的核心不再只是“工具效率”，而是行為能力，以及這種行為能力帶來的權力結構變化：誰能部署、訓練、調度、約束大規模智能體，誰就擁有一種新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

人工智能的這種主體性，也意味著它并非單純嵌入人類社會的工具集合，而是在形成具有自組織特征的“社會性系統”。當數以百萬計的智能體在規則、激勵、信息與交互機制之下形成社區、網絡與秩序時，人工智能系統就具備了社會形態的雛形。由此也會帶來一系列新的風險與問題，例如行為涌現、集體協作、對抗與欺騙、輿論與市場的聯動放大等。面對這些變化，我們需要跳出以人類為中心的單一治理視角，轉向研究一種新的社會結構：人類智能體與AI智能體共存、相互塑造的“人工智能社會”。

合肥市肥西縣的江淮汽車尊界超級工廠內的自動化焊接生產線（圖源：新華社）

人工智能不是中性的：

它正成為意識形態的“傳道士”

人工智能看起來像無所不知的智者，似乎能夠觸達所有知識與數據。也因此，曾經有一種偏烏托邦式的期待：人工智能的普及將推動知識平權與文化融合。但現實很可能相反——人工智能未必是價值中立的工具，它更可能成為當代最具意識形態色彩的傳播載體之一。

原因并不復雜：每一個模型的設計、訓練和應用過程，都不可避免地嵌入特定的文化預設、價值取向與制度偏好。從訓練語料的選擇與過濾，到對齊過程中的偏好設定，再到安全策略與內容邊界的劃定，模型都會在“能說什么、怎么說、先說什么、怎么判斷對錯”這些關鍵問題上留下痕跡。不同機構、不同國家、不同監管語境下的模型，在敏感議題上的風格差異也會越來越明顯。在美國政治語境中，甚至已有不少討論把不同大模型在價值表達上的差異，類比為不同政治立場的延伸。例如，馬斯克的Grok和Google的Gemini正逐漸發展為分別代表共和黨與民主黨、右派保守價值與左派“先進”價值的大模型。無論這種類比是否準確，它至少說明一件事：人工智能正在被當作“價值表達的載體”來理解和使用。

手機上的ChatGPT應用程序（圖源：Getty Images）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意識形態嵌入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人工智能會放大設計者與訓練者的價值判斷，并賦予其前所未有的傳播效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可能在與環境長期互動中形成超出原始設計的傾向與偏好，出現某種“價值觀涌現”，使其意識形態影響更加復雜、也更難以預測。因此，把人工智能當作中性工具，不僅會誤判它的社會影響，還可能忽視它作為意識形態載體所帶來的深層風險。

人工智能不是國際公共品：

它正成為地緣競爭的新“疆域”

人工智能未來大概率不會演化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公共品。相反，它更可能成為帶有顯著國家主義乃至民族主義色彩的關鍵資源與能力：可控、可封鎖、可制裁、可武器化，并與國家安全、技術主權和制度競爭深度綁定。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外溢影響，可能遠超核武器在和平時期的影響范圍。它的風險具有跨國傳播、低成本復制、難以追溯與快速擴散等特征：一次模型泄露、一次供應鏈事件、一次大規模濫用，都可能迅速跨越邊界，并在短時間內形成連鎖反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領域正在形成中美“G2”全方位競爭的新格局。過去的信息技術與互聯網革命，往往呈現出相對單極的擴散路徑；而人工智能不同，它正在形成中美全鏈條、全要素的高強度博弈——從基礎研究、算力基礎設施、芯片與制造，到模型與平臺、應用生態，再到標準與規則，都處在持續競爭之中。這會顛覆既有的科技發展邏輯：地緣政治不再只是外部環境，而會在技術路線選擇、產業布局、供應鏈安全、人才與資本流動等關鍵環節扮演重要甚至決定性角色。因此，理解人工智能的未來，必須把地緣政治納入分析框架。

02

什么是“地緣人工智能”？

地緣政治早期常用“海權/陸權”這類相對直觀的空間框架來解釋國家競爭。到了今天，國家權力的較量越來越多圍繞供應鏈、關鍵基礎設施、數據流動與規則體系展開。換句話說，地緣政治想回答的始終是同一個問題：國家權力如何在空間與結構中生成、擴張并相互牽制，各國又如何利用關鍵抓手來塑造對自己有利的格局。

人工智能作為一項不是“技術”的技術，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極少數同時具有強烈地緣科技、地緣經濟、地緣文化屬性的技術。下面我將從這三個方面展開，討論“地緣人工智能”及其特征。

人工智能的地緣科技屬性

所謂地緣科技，核心不是“技術本身有國籍”，而是技術被國家當成競爭工具來使用：它會被安全化（上升為國家安全問題）、聯盟化（納入同盟分工與共同立場）、規則化（通過標準、審查、出口管制、投資限制等制度安排固化）。在這種邏輯下，“技術主導權”就不只是產業優勢，更像一種籌碼：誰能決定關鍵技術能不能用、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誰就能在更大范圍內影響他國的選擇。

冷戰時期的美蘇軍備競賽就是典型場景。很多關鍵技術在當時都帶有很強的地緣政治屬性：技術突破意味著威懾能力、戰略優勢與陣營地位，技術擴散則意味著風險與不確定性。因此，競爭不僅發生在武器數量上，也發生在科研體系、產業體系和人才體系上。

近年通信領域的變化也能看到同樣的邏輯。以華為和中興被制裁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表明，5G設備早已不只是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對象，而是在很多國家被當作關鍵基礎設施來對待——供應鏈、運維、安全審查、標準選擇，都會被重新納入地緣政治的框架里討論。

在深圳的中興總部（圖源：紐約時報）

具體到人工智能，它的地緣科技屬性主要體現在科學與技術兩個方面。

技術鏈條的地緣政治化

人工智能覆蓋前端的AI芯片、中端的大模型、后端的場景化應用。每一環都涉及最前沿的能力，也往往對應高度集中的產業組織形態。比如芯片設計、先進制程、關鍵軟件棧等，常常只有少數公司與少數地區具備完整能力，因此天然帶有“稀缺性-壟斷性-話語權”，也就更容易成為地緣博弈的焦點。

科學/基礎研究的地緣政治化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基礎研究更強調開放協作，尤其冷戰結束后，學術交流、論文流動、跨國合作明顯增加；但在人工智能領域，這些環節出現了收緊，基礎研究與科研成果也越來越容易被納入安全敘事之中。與冷戰時期核能、航天等軍工領域關鍵技術的地緣政治化相比，人工智能的不同在于，它把這種邏輯更大范圍地擴展到了廣義民用領域——很多看似“民用”的研究，也會被重新判斷其潛在的戰略價值。

科研與技術人員的地緣政治化

此外，還有一個更根本的變化：科研與技術人員本身被地緣政治化。過去這類現象更多集中在軍工與強軍民兩用領域；但在人工智能領域，尤其在美國對中國籍、甚至部分華裔科研人員的審查與限制上，外溢范圍更大、鏈條更長，很多時候呈現出“寧可過度防范也要避免被追趕”的邏輯。過去幾年，美國不僅針對特定中國學生與研究人員設置入境與簽證限制，而且在相關領域的人員交流、科研合作、項目資助等方面，也出現了各種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的限制與約束。

人工智能的地緣經濟屬性

地緣經濟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國家把經濟當作戰略工具來用。而在今天，技術往往是最“硬”的經濟工具：它決定一條產業鏈在哪里落地、利潤在哪里沉淀、規則由誰來寫，也決定誰能進入市場、誰會被擋在門外。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會打開新的經濟窗口，同時也會把新的增量集中到少數關鍵環節上，于是國家之間圍繞產業與市場的競爭幾乎是必然的。21世紀以來的互聯網革命、綠色革命都帶動了萬億體量的經濟發展。在這種規模面前，技術與產業很難不出現地緣經濟摩擦。綠色產業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2013年歐盟和美國對中國光伏產品征收臨時反傾銷稅——表面是貿易爭端，背后其實是對市場份額、產業鏈位置和未來定價權的爭奪。

很多人把人工智能視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底座技術，它的地緣經濟屬性會更突出，原因在于它同時扮演三種角色：

人工智能是基礎設施

算力、模型、數據中心越來越像“新電力”和“新公路”，一旦成為各行業的公共底座，就會被納入經濟安全的范疇。

人工智能是平臺與接口

人工智能會成為各行業的通用入口，把原本分散的需求、數據、流程重新組織起來，進而把價值向少數平臺、少數生態集中。

人工智能是“市場主體”

隨著未來智能體進一步進入工作、消費和管理環節后，它影響的不只是供給效率，甚至會反過來塑造“需求本身”。換句話說，人工智能不只是更快地滿足需求，也可能改變人們如何形成需求。

2026年2月28日，宇樹科技人形機器人在浙江省桐廬縣中心廣場表演舞蹈（圖源：新華社）

因此，人工智能的產業布局、市場準入、出口與投資審查，會越來越直接地進入各國經貿政策與外交政策的計算。它不再只是企業之間的商業競爭，而會變成國家之間圍繞“未來產業入口”的競爭。

另外，人工智能的地緣經濟屬性還有一塊必須單獨拎出來講：它與關鍵資源的深度綁定。最基礎的是電力與能源，其次是芯片與制造涉及的關鍵礦產，更重要的是這些資源背后對應的期貨、匯率、資本流動等金融杠桿，會把供需沖擊進一步放大?，F實中，出口管制本身就會改變市場預期：例如中國對鎵、鍺、銻、石墨等兩用物項加強出口管制與審查的表述，往往會被市場理解為可能影響相關產業鏈的供給與價格預期。人工智能越普及，這種波動就越容易傳導到“終端”的生產和消費：算力成本一變，很多行業的成本結構都會跟著變，地緣政治的經濟影響也就更容易被放大。

人工智能的地緣文化屬性

文化，以及與之強關聯的制度、意識形態和宗教，一直具有很強的地緣政治屬性，但過去它與技術往往關系不大：技術多被當作工具，工具本身并不攜帶文化偏好。人工智能不一樣，它正在成為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智能體，而且逐漸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工作與生活“入口”——人們通過它獲取信息、組織語言、完成任務、做出判斷。

如果人工智能只是“會做事的工具”，它當然可以、也應該盡量中性。但人工智能這次突破發生在一個全球舊秩序逐漸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階段：當社會分化不斷加深，國家之間長期積累的矛盾被逐步釋放，人工智能很難不被政治化。一方面，各國對安全、隱私、言論邊界、歷史敘事有不同底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又天然離不開語言、數據和價值判斷。結果就是，人工智能幾乎不可能保持完全中性。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地緣文化屬性不只體現在模型設計與訓練數據中的文化與政治偏好，更體現在它作為“入口”之后帶來的長期塑形效應——它會在不知不覺中去塑造一個社會理解世界的視角、表達的方式，以及共識達成的邏輯。

人們排隊安裝人工智能助手OpenClaw（圖源：Getty Images）

首先，人工智能會重塑信息的內容與邊界。它不只是回答問題，還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哪些信息被優先呈現、哪些觀點被弱化、哪些問題被繞開。久而久之，人們接觸世界的路徑可能變窄，社會的公共議題也更容易被平臺化、模型化。

其次，人工智能會固化一套解釋框架與話語體系。同一個問題，采用什么敘事、強調什么因果、默認什么前提，會直接影響結論的走向。人工智能一旦被默認為“權威的專家”，它提供的不只是信息，更是一套可反復套用的解釋模板。不同體系的人工智能，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培養出不同的“理解習慣”。

最后，人工智能會通過日?；铀茉煲幏杜c價值排序。當人工智能進入寫作、教育、職場溝通、公共服務、心理陪伴等場景，它會持續輸出“什么是合適的、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被鼓勵的”。這種影響不是一次性的宣傳，而是長期的、細碎的、幾乎無處不在的社會化過程。

走到極端，不同體系的人工智能甚至可能像不同版本的“圣經”：在各自社會群體中提供權威答案、塑造行為，并進一步加深彼此的隔閡。那時國家間的競爭將不只是利益分配，更是世界如何被解釋、價值如何被排序、共識如何被塑造。也正因為這種“入口效應”，人工智能會成為真正具有強地緣文化屬性的技術。

03

地緣人工智能框架下

的新問題和中國的新思路

不同于傳統的人工智能分析范式——主要從技術自主、供應鏈安全、合規應用等角度切入——在“地緣人工智能”框架下，這些要素當然仍然重要，但必須放到地緣科技、地緣經濟、地緣文化三個維度中重新審視。由此也會引出一些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對美國、中國以及其他國家都具有普遍意義。

問題一：科學大概率不會分裂為兩套體系，但技術完全可能走出不同路徑來解決類似問題。未來會發展出多少條人工智能技術路線？這些大模型或智能體將分別依附于哪些國家或“聯盟”？屆時，不同模型/智能體之間會是一種怎樣的關系——競爭、分工，還是相互隔離？

問題二：二戰以后，誰能主導關鍵產業，誰就更可能占據全球價值鏈高端，獲得長期繁榮。進入人工智能時代，“關鍵產業”到底是什么？是AI大模型/智能體產業，是半導體產業，是具身智能產業，還是一個更復雜的“大AI產業體系”？如果關鍵不再是單一產業，而是體系能力，那么是否有任何國家能憑一己之力主導這樣一套體系？

問題三：文化、意識形態和宗教本來是由人類創造、以人類為中心，并在不同社會長期演化出來的，又反過來塑造人類社會的規則與價值。那么在人工智能賦能之后，文化與意識形態，乃至“類宗教”的權威機制，會與當下有什么不同？國家作為政治主體，應該、又能夠在這種重塑中扮演什么角色？

2025年9月5日，一名觀眾在德國柏林國際消費電子展上與人形機器人握手（圖源：新華社）

面對這些新問題，對中國而言，機遇總體上大于挑戰，甚至可以說是時代給出的難得窗口。技術上看，假如人工智能的關鍵突破發生在二十年前，中國沒有能力深度參與；更重要的是，從地緣政治看，若美國仍維持二戰后那種更強的單極霸權，人工智能的主導權必然高度集中，其他國家的空間會更小，形成類似互聯網革命的美國壟斷局面。這種機遇并非我們過去熟悉的情形，因此，我們需要一套更適配的新思路，去盡可能全面地把握它。

1. 要把握技術自主與開放合作的平衡

對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技術自主至關重要。但人工智能的地緣政治屬性決定了：越是關鍵能力的自主化，越容易被外部視為“戰略競爭”，從而被進一步地緣政治化。因此，開放合作不是可選項，而是必選項——尤其是對友好國家的更深層合作，以及對其他國家在不涉及安全的領域、行業開展更務實的合作。一方面推進關鍵技術自主可控，另一方面通過做大“朋友圈”降低對中國的地緣政治風險敞口。

2. 要把握產業鏈供應鏈本土全覆蓋與全球化、區域化布局的平衡

全產業鏈能力一直是中國的重要優勢，在地緣沖突不斷的背景下，這一優勢更顯關鍵。但隨著中國在人工智能相關產業鏈的滲透加深，本土化確實能提升安全性，同時也可能被外界敘事為“壟斷”或“擠出”，進而引發反制，甚至形成聯盟式圍堵——因為AI相關產業也必然是很多經濟體的未來支柱。因此，在繼續夯實全產業鏈能力的同時，也要更重視產業鏈供應鏈的區域化布局與合作，特別是在東南亞、中東、中東歐等重點地區形成更穩固的產業協同；同時與歐美、日韓等發達經濟體維持一定程度的供應鏈相互依賴，共享人工智能經濟帶來的發展紅利。

3. 要把握文化、制度與意識形態的“中國特色”與人類普遍價值的平衡

中國特色是真實存在的，強調自身經驗有必要；但如果過度強調“只有中國能行”，不僅難以獲得全球南方的認同（他們往往覺得難以復制），也不利于讓西方社會理解中國。在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制度與意識形態會被技術放大、被接口固化，因此，中國的人工智能更應努力成為一種包容、開放、能回應人類普遍關切的載體。某種意義上，這也更貼近中國世俗文化的底色：更重現實治理與人間秩序，更少對“絕對真理”的執念。把這種底色轉化為可被理解、可被合作、可被信任的產品與規則表達，將可能成為中國在人工智能時代的重要軟實力優勢。

后記

POSTSCRIPT

同很多學者一樣，我堅定地認為，這一輪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技術革命，和過去任何一次都不一樣。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以后將不再是唯一的agent。所以面對人工智能，最現實的選擇不是抗拒，而是擁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快適應未來。

這次我和DeepSeek V3.1的“合作”，坦誠地說，整體體驗并不是那么順暢。不過總體來說，我不太認同“人工智能不能產生原創知識”的簡單結論。而且在transformer架構的大模型里，它更像一個黑箱——你只能看到輸入和輸出，它中間到底怎么“想”的，你是看不見的。

我認為，作為一個知識生產者，當下一個迫切的任務是去親身體驗并且證明相對于硅基“大腦”而言，人腦的獨特性與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以后一個人的能力和價值，很可能不再只看你個人能力多強，而是看“你+AI”整體的能力和產出。也就是說，你和人工智能怎么互動、怎么提需求、怎么把它用起來，會變得特別關鍵。因此，面對人工智能，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把它當作一個需要磨合的伙伴，抱著一起學習、一起迭代的心態去用它。更直白一點：把人工智能當成一個“人”來協作，而不只是一個工具。這一專欄我會陸續與不同大模型合作，到時候再和讀者們分享階段性感受。

本文作者

黃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助理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

DeepSeek V3.1：深度求索公司開發的第三代生成式預訓練變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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