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洲：我發誓再也不跟沒割過麥子交過公糧的人討論“三農”問題了

文\\楊洲

筆者算不上是“三農”專家，更不是學者，但滿打滿算，關注研究“三農”問題二十多年了，從本科到博士都念的是農業大學，從新世紀初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到今天的鄉村振興，都在基層工作過，很了解最真實最迫切的問題。當然，自己可能無力去解決，大多數時候只能想想，發表些言論。

有時也想跟他人討論，之前經常跟人討論“三農”問題，有時就是在爭論，覺著有必要與意義，然而，后來慢慢地發現沒什么價值，彼此不在一個頻道上，大家都在自說自話，幾乎只要是個人都在強調自己的正確，并幻想著把自己的那點東西強加給他人，意識形體化非常嚴重，非黑即白，沒有什么事實依據與邏輯。

更重要的是彼此的閱歷不一樣，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尤其是九零后與零零后沒有農村生活經歷，即便是生活在農村的青年，家里可能早就不種地了，更不可能按照傳統的生產方式去種地，從他們記事時，農業早就機械化了，沒有見過用鐮刀割麥子的場景。老一點的人，主要是很多專家、學者、教授不僅早就脫離了農業生產，而且只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態通過研究與分析“三農”問題吃這碗飯，本就屬于精英階層，對近二三十年農村的滄桑巨變他們沒有切身的體會。故而，講的大道理很多，但不著實際。很容易出現“何不食肉糜”的認知判斷。

總之，他們不可能了解“農村、農民、農業”的苦、難、困、窮，不懂得鄉村最真實最迫切的需要，當然也體會不到鄉村的變化與發展。加上其它原因，我漸漸地不再想跟他們討論“三農”問題，哪怕自己堅持“自說自話”的習慣。

確實，沒有相同的經歷，不是同一種人，動機與目標又不一致，有時彼此的身份、地位又不平等或不讓平等，怎么討論交流？又能討論出什么呢？不管有些人多么優秀，自以為多么正確，擁有多少資源，能講出多少大道理，討論交流不可能有意義。

我是個八零后，更是農二代，窮二代，上大學之前沒有離開過鄉村，不要說寒暑假參與農業生產，當時還流行“放麥假”（收麥子）與“放秋假”（秋收，加種麥子），都有個十天半個月。從1990年前后有清晰的記憶開始，對于傳統的生產方式有完整的經歷，包括從紡棉到織布再到染色直至做成棉襖棉褲，繡花鞋的全過程，整個工藝奶奶都會，設備家里都有。

種地更全是傳統的，用樓車播種，用牛拉或者五六個人以上拉（這種合作在鄉村很多），收麥子用鐮刀割，用平板車（我們當地叫“地排車”）拉，用牛拉的石磙（很少用，因為牛要拉屎撒尿，不衛生，畢竟是人吃的糧食）或拖拉機拉的鐵磙碾壓，每家都有塊“麥場”，那是實施收獲各種作業的場所，每年都要在那里勞作十天半個月，包括晾曬糧食，然后才能顆粒歸倉。玉米、麥子的秸稈都要囤到自己家里，一部分當柴禾燒鍋做飯，另外一部分作為牲口的草料。玉米都是人在地里一個又一個地掰，拉回家里再撥皮，掛到樹上或放在房頂上晾曬。

幾乎家家都養著牛，主要有三大用處，第一，作為蓄力用于生產；第二，將秸稈轉化成糞尿作為莊稼的底肥；第三，生小牛，賣錢，所以，大多數家庭養的都是母牛。小孩們夏天都要割草，放學了，每人一只編織袋（裝尿素的那種）割一袋子青草回來，這是任務。當然，一些牲口脾氣暴躁，我小時候有一次差點被天天喂的牛踩死，它用角把我頂倒，馬上要用腳踩我，被附近的大人們叫住了。

還有麥收完了，要交“公糧”。父母將十袋左右小麥，大致有八九百斤，用平板車載到鎮上的糧站，滿院子的人，要等好久，很熱，很累，收糧食的干部要挨袋檢查，怕參雜使假，然后過磅開單子。在新世紀前后，“公糧”負擔還是挺重的，一畝地要繳納一兩百斤的小麥。還好一年能生產兩茬作物，否則真的活不下去。此外，還要完成種棉、賣棉花（賣給供銷社的收購站）的任務，國家有收購計劃，鎮里村里會下達指標給農民，你不賣或沒有棉花，會影響孩子上學的，這就是最后殘存的計劃經濟形態。

以上從割麥子到養牛再到交公糧等，我相信很多人沒有經歷過，他們怎么可能準確地理解“三農”問題呢？現在大學生越來越多，包括在農業大學里，但不懂“三農”的人越來越多，包括很多研究“三農”的碩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