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薦讀 | 話語、權力與記憶：戰后日軍細菌戰歷史敘事的建構與博弈

作者介紹

呂 晶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內容摘要戰后有關日軍細菌戰的歷史敘事并非單線條真相再現，而是在權力結構與集體記憶互動中不斷重構。運用話語—權力理論與集體記憶理論，可以將其敘事演變概括為四個階段：其一，冷戰初期美日情報交易與國家審查造成的“戰略性遺忘”，與蘇聯伯力審判的“政治性揭露”相對峙；其二，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內部批判力量興起，文學與學術研究推動“話語禁忌”松動；其三，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受害者主體性回歸，通過口述史與跨國訴訟重塑“司法正義”話語；其四，2010年以來圍繞檔案、博物館（紀念館）與“世界記憶遺產”展開文化記憶爭奪，凸顯“國家責任”與“國際倫理”的持續博弈。歷史敘事是解釋權與合法性競爭的結果，唯有跨國協作與開放討論方能逐步接近真相，使創傷記憶成為人類共同倫理遺產。

關鍵詞日軍細菌戰 話語與記憶 歷史敘事權

有關日軍細菌戰的歷史敘事，并非對既定事實的被動記錄，而是一個由不同行動者——國家、學者、受害者、媒體等在特定權力結構下持續爭奪與建構的“話語場域”（Discursive Field）。這段記憶的沉寂與浮現，始終與冷戰格局、民族主義情緒及國際政治博弈深度交織。本文借鑒米歇爾·福柯的話語—權力理論與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將細菌戰歷史視為在權力結構下，隨社會需求與政治利益的變化而演變的動態建構。?？轮赋觯捳Z是權力運作與知識生產的實踐方式；哈布瓦赫則強調，集體記憶并非個體經驗的簡單疊加，而是由社會框架選擇、組織并賦予意義的產物。二者共同揭示：歷史敘事從來不是對過去的透明還原，而是權力關系在話語實踐中不斷角力、協商與重構的過程。

因此，本文的核心關切超越“發生了什么”的事實層面，深入“如何被敘述”“由誰敘述”及“為何如此敘述”的話語權之爭。二戰結束后，相關敘事深受地緣政治左右：美日出于冷戰需要形成“戰略性遺忘”的共謀，導致日軍細菌戰歷史長期陷入結構性沉默；蘇聯通過伯力審判構建指控敘事，卻在西方被削弱為“政治宣傳”。大國主導的敘事格局，使中、朝等受害方在國際輿論中長期失語與邊緣化。

20世紀80年代，伴隨冷戰格局松動與日本社會思潮轉變，以森村誠一《惡魔的飽食》為代表的內部批判話語突破禁忌，推動加害者社會的自我審視。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發起對日索賠訴訟，民間力量通過田野調查與法律實踐，建構起以個體創傷與司法正義為核心的“控訴型敘事”，推動歷史解釋權由國家向個體回歸。

冷戰結束后，歷史敘事進入全球博弈新階段。日本右翼勢力以“歷史修正主義”解構既有定論；多國學者則通過檔案實證研究，鞏固批判性“實證話語”。與此同時，相關博物館（紀念館）的建立與“世界記憶遺產”申報等實踐，標志著創傷記憶逐步進入全球性認同的過程，并通過這些舉措推動創傷記憶逐步納入制度化保護與跨國共享的框架。

本文將圍繞上述階段，剖析日軍細菌戰話語從被壓制、破冰到全球爭奪的演變過程，考察不同話語體系間的權力博弈與意義轉變，進而探討在多元敘事競爭中，如何以實證研究為基礎，超越民族國家框架，為促進歷史的相互理解與和解奠定理性基礎。

一、被壓制的沉默與政治化的對抗（1945年至20世紀70年代末）

戰后初期，日軍細菌戰的歷史敘事深受美蘇冷戰意識形態對峙的影響。其表現為兩種外部強加的高度政治化模式的對抗：一方是美國基于地緣戰略利益與日本共同“失憶”；另一方是蘇聯為爭奪話語權而主導的針對性揭露。作為最大受害方的中國，其聲音在這場大國博弈中往往被邊緣化或利用。這使得相關論述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追尋真相與正義的初衷，在冷戰格局下，成為服務于各方利益訴求的附屬表述，形成了壓制受害者主體性、扭曲歷史本質的“沉默與對抗”場域。

（一）“戰略性遺忘”：美日情報交易與話語禁忌的形成

“戰略性遺忘”并非歷史的自然空白，而是美日雙方進行的政治操作。戰后，美國為攫取日軍細菌戰情報，迅速啟動了對日調查。1945年至1947年，美軍先后派遣了四位核心調查官——桑德斯( Murray Sanders )、湯普森( Arvo T. Thompson )、費爾( Norbert H. Fell )和希爾( Edwin V. Hill )。他們的調查過程，清晰地勾勒出美國從初步證實到全面牟取情報的軌跡。桑德斯的調查證實了日軍731部隊作為日本細菌戰專門部隊的存在，而后續費爾與希爾的調查，則直指731部隊最機密的內容——以活人為對象的人體實驗數據。以此為基礎，美日密謀進行幕后交易。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為首的細菌戰核心人員，以數千名戰俘、平民生命換取的實驗數據作為籌碼。美國深知這些數據的“科學價值”是“用金錢、時間和精力都難以獲取的”。最終，在“國家安全利益”驅使下，美國總統杜魯門與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批準了一系列秘密協議。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與麥克阿瑟的駐日盟軍總司令部達成共識，以豁免石井四郎等人戰爭罪責為代價，成功壟斷全部細菌戰資料。

這筆交易直接切斷了東京審判追究日本細菌戰罪行的道路。盡管戰后初期中國方面曾向法庭提交日軍在常德等地實施細菌戰的證據，南京首都地方法院檢察官也曾提交關于日軍“多摩”部隊（即日軍1644部隊）用活人進行實驗的書面報告，但在美國的既定政策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并未就日軍細菌戰罪行進行審理。

日本投降前夕，陸軍省軍務局下達《特殊研究處理綱要》，命令731、100等細菌部隊系統性銷毀文件、設備并殺害在押“實驗材料”。 戰后，一批本應被追責的731部隊成員，憑借其戰時“研究”資本，成功逃脫審判并進入政府、學術界與醫藥產業的核心，充分暴露了日本戰后清算的不徹底性。他們將其“技術”和扭曲的倫理觀帶入戰后日本社會，形成了強大的社會權力結構，維護著對這段歷史的長期制度化的“話語禁忌”。

（二）“政治性的揭露”：蘇聯伯力審判的話語博弈

作為對美日秘密交易的直接回應，蘇聯主導的伯力審判被視為政治性的揭露與公開追責。該審判超越純粹的司法程序，是蘇聯為爭奪戰后道義制高點與歷史話語權進行的政治博弈。其直接誘因在于，蘇聯在東京審判框架內追究日本細菌戰罪行的努力遭遇挫敗。蘇聯檢察官雖提交了川島清等731部隊核心成員的證詞并要求起訴石井四郎，但在美國的阻撓下未能成功。為反擊美國的包庇行為，并揭露其獨占生化戰資料的意圖，蘇聯決定另辟蹊徑。根據新解密的俄羅斯檔案，早在1946年，蘇聯便已開始籌劃獨立的審判程序，并對關押的日本戰俘針對性系統的甄別與預審。

伯力審判在法律和政治層面采用明確的話語策略。在法律上，審判將日軍細菌戰行為定性為“違反國際公約”和“反人類的戰爭罪行”。通過審訊原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等戰犯，確立責任將罪責延伸至日本天皇裕仁和參謀本部，將其界定為“有預謀、有組織、自上而下的國家犯罪”。審判中詳細揭露了關東軍731部隊、100部隊的組織架構、活體實驗，以及在諾門罕戰役、常德、寧波等地的細菌武器實戰應用。在政治上，蘇聯將審判塑造為彌補東京審判缺憾、尋求正義的行動。蘇聯迅速將起訴書、判決書、關鍵證人證詞等核心文件翻譯成中、英、日、德等多種語言，在全球范圍內廣泛發行。蘇聯反復強調伯力審判的“合法性”和“正義性”，并直接指控麥克阿瑟庇護日本戰犯及細菌戰專家，并企圖利用其技術準備新的戰爭，這使得伯力審判本身成為冷戰宣傳中的爭議焦點。然而，在冷戰的背景下，蘇聯基于“反帝”立場的宣傳在西方世界效果有限。美國及其盟國將伯力審判斥為“政治宣傳”和“作秀審判”，質疑其司法程序的公正性與蘇聯動機的純粹性，以削弱其證據的國際公信力與道義影響力。

（三）“政治化動員”與“受限敘事”：新中國的策略性發聲

作為細菌戰最大受害方的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日軍細菌戰問題采取了具有明確策略性的敘事建構。這一敘事服務于國家特定政治目標，并與“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及國際格局演變相契合，其傳播范圍主要集中于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敘事內容亦受到當時政治需要的限制。

新中國對伯力審判迅速回應。毛澤東在訪蘇期間指示國內積極支持伯力審判，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復照蘇方，明確支持審判日本細菌戰責任者?！度嗣袢請蟆返让襟w進行集中報道，梅汝璈等法學專家及受害者代表相繼發聲，旨在揭露美國包庇日本戰犯，彰顯中國立場，并主張戰爭責任追究權。然而，在美日主導的國際輿論場中，這一聲音多被視為陣營內部宣傳，難以產生廣泛的國際影響。

與此同時，中國啟動對日軍細菌戰的調查與司法準備，為后續追責奠定了基礎。依據伯力審判的線索，東北等地政府對731部隊遺址展開勘查，搜集物證、人證，并逮捕隱匿的細菌戰犯。這些調查形成了《東北衛生部關于調查七三一及一〇〇細菌部隊罪惡活動的報告》，報告引用了伯力審判公開資料及遺址和實物照片。這些工作雖然與國際政治形勢存在一定的關聯，但在客觀上履行了國家追責義務，并保存了戰爭罪行的重要資料。

然而，該階段的敘事存在一定的時代局限性與選擇性，其核心內容集中于“反對美帝國主義”與“頌揚中蘇友誼”等政治主題。日軍細菌戰暴行被納入階級與民族仇恨的敘事框架，服務于現實政治需要。個體創傷記憶雖在官方敘事中得到確認，但其具體內容常被宏觀政治話語所覆蓋。

總體而言，新中國在冷戰初期通過策略性發聲，在社會主義陣營內表達了追究戰爭責任的訴求，并啟動了國內司法程序。但其敘事傳播范圍有限，記憶建構亦呈現一定的政治性特征。

二、禁忌的打破與加害者內部的批判（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冷戰格局松動與中日關系正?；擅廊展俜街鲗У膶θ哲娂毦鷳饸v史保持“戰略性沉默”的話語體系逐漸瓦解。日本國內和平主義思潮復蘇，推動學界通過嚴謹考證揭露對外侵略史實，文學創作與公民社會運動也形成強大批判力量。這股源自日本社會內部的良知覺醒與求真意志，最終沖破官方話語禁忌，構建起以自我反思與懺悔為核心的“加害者敘事”，深刻改變了戰后日本對細菌戰歷史的敘事方式。

（一）文學的“引爆”：《惡魔的飽食》與日本社會的倫理沖擊

日本社會對731部隊認知的重要推動力，源于文學領域。1981年，作家森村誠一在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上開始連載其作品《惡魔的飽食》。該作品基于原731部隊成員等當事人的證言，以紀實文學形式呈現，突破了日本官方與社會對此問題的長期緘默，在日本社會引發了廣泛關注。

在森村等人的說服下，部分731部隊成員最終同意接受采訪，提供了作為加害者一方的核心證言，構成了《惡魔的飽食》敘事的堅實基礎。書中詳細記錄了將實驗對象非人化地稱為“馬路大”（Maruta，意為“圓木”），并對其施加鼠疫、炭疽等細菌感染、凍傷實驗以及活體解剖等反人類罪行。通過大眾出版物的廣泛傳播，這些以第一手資料呈現的殘酷細節，以前所未有的真實感和沖擊力，首次在如此廣泛的層面上向日本普通民眾揭示731部隊的罪行。

《惡魔的飽食》的出版立即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反響，銷量逾百萬冊，并掀起一場關于戰爭責任與歷史倫理的公共討論。該書的重要意義在于成功地將細菌戰這一局限于專業學者與和平運動人士的議題，推向了更廣闊的公共輿論場域。更為深刻的是，它標志著一種以“加害者”視角為核心的戰爭敘事開始浮現，對戰后在日本社會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側重于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等“受害者”身份的歷史認知模式，構成了有力的挑戰。它促使公眾不得不直面并反思日本在戰爭中的加害行為。正如原731部隊運輸班成員越定男在其手記中所作的反思，揭露了部隊內部所謂“科學精神與愛國心結合”的虛偽性，指出其本質是“對活體解剖樂此不疲”。這種來自加害者內部的自我批判，具有顯著的道義力量。

然而，打破禁忌必然遭遇阻力。由原731部隊成員組成的“房友會”等日本右翼組織，對《惡魔的飽食》發起了猛烈攻擊。他們采取“發現一個錯誤，就一點突破、全面否定”的策略，抓住書中個別照片的誤用或細節的記憶偏差，叫囂這是一本“胡編亂造的書”，企圖從根本上否定其真實性。然而，這場論戰客觀上并未能壓制批判的聲浪，反而因爭議擴大了議題的能見度，進一步激發了公眾探究真相的欲望。盡管存在細節瑕疵，但《惡魔的飽食》基于大量核心證言所構建的整體事實框架是堅實可靠的。作為系統揭露731部隊罪行的開創性著作之一，其沖破官方與社會“戰略性沉默”的重要意義不可磨滅，為日本學術界的深入研究和社會的持續推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公眾基礎。

（二）學術的跟進：日本學者的實證研究與資料發掘

如果說《惡魔的飽食》以其倫理沖擊力引爆了公眾輿論，那么日本學術界隨之展開的實證研究，則為揭示歷史真相構筑了堅實的依據。一批具備專業素養與道德勇氣的學者，通過全面發掘與嚴謹考證，逐步建立起確鑿的證據體系。

神奈川大學教授常石敬一是這一領域的重要開拓者。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他通過《消失的細菌戰部隊》等著作，首次系統揭示了以石井四郎為核心、以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為中樞的“石井機關”網絡。其研究指出，731部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京都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傳染病研究所等日本頂尖學術機構存在制度性合作，實為“醫學者們的組織犯罪”。他通過分析北野政次等731部隊核心成員的學術論文，證實其所謂“猴子”實驗實為人體實驗，揭露了科學話語如何被用以掩蓋反人類罪行。

慶應大學教授松村高夫的研究路徑則更具偶然性與突破性。1984年，松村高夫等人從東京神田舊書店覓得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編寫的《由黃彈射擊引起的皮膚損傷和一般臨床癥狀觀察》——一份記錄糜爛性毒氣人體實驗的內部報告，以及陸軍軍醫少佐池田苗夫與陸軍技師荒木三郎合著的《關于破傷風毒素和芽孢接種時肌肉的〈時間特性〉研究》等一批原始檔案。這些檔案揭示了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真實情況。此后，連同凍傷實驗報告等，被收錄于田中明與松村高夫共同編纂的《七三一部隊相關資料》。得益于這批原始檔案，對731部隊的追查進入了基于實證的新階段。

與此同時，美國《情報自由法》的實施也使一批日軍細菌戰關鍵檔案公之于世。在此背景下，記者約翰·鮑威爾（John W. Powell）與日本學者揭露了戰后美國以豁免戰爭罪為條件換取731部隊人體實驗數據的交易內幕。鮑威爾成為首位在主流媒體廣泛披露日軍細菌戰實驗的美國記者，其在《原子科學家公報》上發表的重要研究成果，為后續學術調查奠定了基礎。

1992年，日本NHK電視臺播出的特別節目稱，在美國猶他州的達格威試驗場資料室，發現了包含2000多頁人體圖解的詳細細菌感染報告。這些報告是731部隊技師石川太刀雄丸根據他在1943年赴任金澤醫科大學教授時帶回的大量病理標本所寫報告的英文譯本。這份一手資料，成為美日之間就細菌戰數據開展隱秘合作的確鑿證據，強化了相關歷史敘事的實證基礎。

此外，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吉見義明發現的《井本熊男業務日志》等日軍高級軍官工作記錄，直接證明了細菌戰是在1940至1942年間，由日本參謀本部下令在中國多地系統性實施的國家犯罪行為。日本學界通過將此類內部文件、戰犯供詞、美國解密檔案與蘇聯伯力審判記錄進行交叉驗證，構建了多元而嚴密的證據鏈條。這一系列學術努力，以堅實的實證研究將相關歷史敘事從情感控訴提升至理性批判的高度，為后續的社會教育與司法追責運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學理支撐。

（三）民間的行動：公民運動與歷史記憶的社會化

文學的轟動與學術研究的突破，共同催生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民間社會對戰爭責任反思的高潮。歷史敘述權進一步下沉到普通民眾層面，通過自覺的社會行動，實現了歷史記憶的公共化轉型。市民、教師、律師等群體借助展覽、訴訟等形式，將細菌戰議題持續推向公眾視野。

1991年9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建立，當時展陳內容就包括“侵華日軍731部隊展”。在該館的協助下，日本和平組織自1992年開始在全國各地舉辦731部隊細菌戰圖片巡回展。這次展覽成為一次影響深遠的民間歷史教育活動，其中部分731部隊的前下級隊員主動現身，敘述了他們的親身經歷。展覽通過展板、幸存者證言錄像及史料復制品，全方位揭露了日軍細菌戰的罪行，突破了教科書的局限，以具象化的方式喚醒社會記憶，并有力地挑戰了日本官方的歷史沉默。展覽的成果促成了多項學術研究，形成了《731部隊展1993.7—1994.12》報告和七三一研究會編著的《細菌戰部隊》等學術作品。

司法領域亦成為爭奪歷史敘事權的重要戰場。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在教科書訴訟中，堅持要求寫入731部隊相關內容，文部省卻以“缺乏可靠學術研究”為由勒令刪除。這場訴訟的核心，正是對歷史解釋權的爭奪。經過多年審理，日本最高法院于1997年作出終審判決，認定文部省的審查行為屬濫用裁量權，構成違法。從而在司法上確認了將731部隊罪行作為歷史事實進行教育的正當性，沉重打擊了試圖通過行政權力來篡改和過濾歷史的企圖。

多元的民間行動推動了批判性歷史記憶的社會構建。在此過程中，日本社會內部逐漸形成了一批以揭露戰爭罪行為己任的組織，如早期的“日軍細菌戰受害調查團”“731部隊罪證展全國實行委員會”“七三一研究會” 以及稍晚時期的731部隊細菌戰真相究明會、日本“NPO法人731部隊·細菌戰資料中心”和由西山勝夫等醫學界人士在2000年發起成立的“十五年戰爭與日本醫學醫療研究會”等。這些組織匯聚學者、律師、媒體人與有良知的親歷者，形成跨界合力，構建并傳播關于細菌戰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以對抗國家主導的“選擇性遺忘”。

從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日本社會對細菌戰的歷史認知實現了關鍵性轉折。文學界的倫理叩問、學術界的實證研究、民間社會的廣泛動員與司法領域的權利抗爭，形成多元交織的話語實踐力量，成功打破了戰后長期存在的“沉默螺旋”，推動了以反思“加害責任”為核心的批判性歷史敘事的建構。

三、受害者話語的主體性回歸與跨國司法斗爭（20世紀90年代中期—21世紀前十年）

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日軍細菌戰歷史敘事的主導權從日本社會的自我批判轉向中國受害者的主體性回歸。王選、楊大方、邱明軒等人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國家層面的政策推動與民間訴求之間的契合也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此過程中，科研機構和檔案資源的逐步開放，以及地方政府在醫療救助、組織支持方面的積極行動，促進了受害者“控訴話語”的形成。此外，民間團體的努力和媒體的關注推動了跨國司法斗爭的深入，最終促成了一個既承載個體痛苦，又凝聚國家尊嚴和法律正義的歷史敘事框架。這一轉變反映了政府與民間力量在歷史記憶構建中的互動與共鳴。

（一）“活著的歷史”：中國受害者的口述史與田野調查

本次話語轉向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村鎮開展的大規模細菌戰受害者口述史調查。此前，細菌戰記錄多來自加害方口述或官方檔案，而受害者個體長期處于沉寂。為此，以王選等受害者家屬為核心，聯合中日兩國的和平人士、律師與學者，依靠當地村委會和鄉鎮政府等基層組織力量，共同發起系統性真相調查，深入浙江、湖南等細菌戰主要受害地區，記錄并保存受害者的口述證言。

調查團隊逐戶尋訪，收集了數千位受害者的口述證言。這些證言以個體生命經驗為基礎，將抽象的戰爭罪行還原為具體生命的喪失與家庭的破碎。例如，湖南常德的何英珍則敘述了1941年日軍飛機投撒感染物后，一家就有六口人在18天內相繼死亡的慘狀。浙江義烏崇山村的陳英芳老人回憶，1942年春節期間，其家族因鼠疫暴發，兩天內有八位親人相繼離世。調查團隊還將長期困擾地方民眾的“爛腳病”與日軍在浙贛戰役期間實施的炭疽菌攻擊聯系起來，在浙江衢州等地，大量老人腿部常年潰爛不愈。他們的身體傷痛本身就是戰爭罪行的活證，使歷史的創傷以生理痛苦的形式延續至今。中國政府通過民政和衛生部門展開了持續的醫療救助，包括撥款設立專項資金，改善受害地區的醫療設施，組織醫療隊提供傷口清洗、藥品發放和生活補助。對受害者的關懷，體現了政府的社會責任和人道主義精神。

（二）法庭交鋒：對日民間索賠與“司法正義”話語的建構

隨著民間層面的調查取證工作取得進展，中國細菌戰受害者的維權行動于1997年8月正式進入司法程序。8月11日，來自浙江和湖南的108名細菌戰受害者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承認罪行、謝罪并賠償。這場持續十年的跨國訴訟，不僅是一次法律層面的抗爭，更將國家司法場域轉變為構建“司法正義”話語的公共空間。

在訴訟過程中形成了以中方原告團隊與日本律師土屋公獻、一瀨敬一郎等為核心的跨國支援網絡，將口述材料轉化為符合證據規則的法律文本。團隊從多個維度整合了口述證言、地方史料和中國政府防疫檔案，結合日方《井本日志》、筱塚良雄等老兵證言以及中村明子、上田信等學者的證詞，與伯力審判供詞等多方交叉驗證，形成完整的證據鏈。

庭審過程中，日本政府代理人對證據的可靠性提出質疑，試圖否定歷史事實。原告方則通過持續舉證，逐步揭示細菌戰事實。其中來自原731部隊航空班成員松本正一的出庭證詞，詳述其在1940至1942年間于寧波、衢州、常德等地投撒鼠疫跳蚤的行為，其供詞與中國受害者的口述記錄形成相互印證，構成強有力的證據閉環。

盡管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基于“國家無答責”等法理最終駁回原告訴訟請求，但該訴訟在歷史認知層面取得重大突破。2002年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首次在司法層面認定日軍研制并使用細菌武器違反國際法，并承認其所造成災害的嚴重性。該判決雖未支持賠償，卻以國家司法形式確認了細菌戰的歷史事實，打破了日本政府長期采取的模糊與否認態度，將細菌戰從“歷史爭議”提升為“司法認定的國家罪行”。這一“司法正義”話語的構建，深刻改變了歷史記憶的權力格局。

（三）多學科介入：醫學倫理學的全球性反思

進入21世紀，圍繞731部隊的學術討論出現明顯轉向：從歷史考證與法律追責，延伸至對科學倫理與人類文明的深層批判。以日本學者土屋貴志、森岡正博及新西蘭學者聶精保等為代表的倫理學者，開始系統剖析醫學人員何以大規模參與這一反人類罪行，揭示“醫學異化”背后的制度性根源。

土屋貴志在《為何日本醫生在中國實施人體實驗（1933—1945）》一文中指出了日本醫學界內部的倫理缺陷，如對權威的絕對服從，以及在“國家利益”和“科學進步”名義下對個體生命價值的漠視。他認為，這是一種有組織的“醫學犯罪”。這一內部批判為國際討論提供了重要起點。

聶精保則將相關討論推向全球語境，強調日本醫生的行為“既違背了西方的道德，又違背了人類的常識，也違背了亞洲和日本的道德原則和倫理思想”。他將該問題置于《紐倫堡法典》和《赫爾辛基宣言》的普世框架中審視，使反思超越國別語境，具備人類共同體層面的倫理意義。

與此同時，學界也對戰后美國的“事后共謀”（post-war complicity）展開批判。德國學者漢斯·馬丁·薩斯（Hans-Martin Sass）通過比較美國對納粹醫生與731部隊醫生的處理差異，揭示其在戰爭罪行認定中的雙重標準與機會主義邏輯。

這一時期，多學科的介入推動細菌戰議題完成了升華：從一國的歷史遺留問題，發展為關乎科技倫理、國家責任與人性底線的全球性思辨。民間社會通過口述史、司法訴訟與跨國聯動所構建的“記憶共同體”，不僅突破官方敘事封鎖，更在跨國語境中重塑了歷史詮釋的倫理框架，永久改變了細菌戰的全球敘事格局。

四、新時代的記憶博弈與歷史敘事的制度化（2010年至今）

2010年以來，細菌戰歷史敘事進一步融入全球記憶政治。隨著多國檔案的開放與跨國學術協作的深化，歷史認知的實證基礎不斷鞏固，而歷史修正主義亦呈現出系統化、隱蔽化的新特征。雙方博弈的焦點，逐漸從事實轉向歷史敘事的制度化建構之爭。在此背景下，各方通過建立博物館（紀念館）、申報“世界記憶遺產”等途徑，競相將自身敘事固化為具有公共權威的記憶形式。這場博弈不僅關乎史實本身，更是對歷史解釋權與記憶塑造權的深層爭奪。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加速了記憶的跨國流動，使細菌戰議題成為檢驗歷史正義與人類倫理共識的重要場域。

（一）檔案的“再發現”：跨國協作與實證話語的鞏固

21世紀以來，細菌戰研究經歷了以跨國檔案發掘為核心的“第二次證據革命”，強化了基于事實的實證話語體系。這一進程呈現出多國協作、精細化整理的特點，有力推動了歷史認知的深化。

大量俄羅斯檔案的開放尤為關鍵。自2021年起，俄羅斯聯邦檔案局在線公開了370余組1949年伯力審判的原始檔案，包括對川島清、柄澤十三夫等戰犯的審訊記錄與庭審錄音。這些材料詳細揭示了731部隊等機構的組織架構與細菌戰實施過程，并與中日現存檔案形成有效互證，有力地回應了將伯力審判視為“政治宣傳”的質疑。

日本學者亦取得重要突破。近藤昭二、奈須重雄等人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發現731部隊成員金子順一的博士論文集，其中《PX效果測算法》實為細菌戰效果報告，記錄了1940至1942年間日軍在中國多地投撒鼠疫跳蚤及預期死亡人數的具體數據。該文獻與《井本日志》等日本軍方記錄相互印證，駁斥了細菌戰系“偶發行為”的說法。同時，西山勝夫等學者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發現了《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留守名簿》等關鍵檔案，詳細記錄了3000余名部隊成員的真實姓名與職銜信息，將責任追溯從日軍高層擴展至廣大參與者。松野誠也不僅發現了一批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細菌戰史料文獻，還持續向中方捐贈了其中的重要資料，如日本陸軍迫擊第五大隊《戰斗詳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將校高等文官職員表》《陸軍高等文官名簿陸軍書記官陸軍技師》等。

來自俄、日、美等多國檔案的“再發現”，標志著細菌戰研究進入全新的跨國協作階段。中、日、俄等國的學者合作共同整理、編譯和研究這些多語種、多來源的材料，建立國際學界共享的數據庫。基于檔案的實證研究，使得任何企圖從根本上否認細菌戰歷史的言論都顯得蒼白無力。

（二）歷史修正主義的挑戰：日本右翼話語策略的演變

隨著實證研究的深入，日本右翼歷史修正主義逆流并未消退，而是轉向更為隱蔽的“軟性”策略。其核心是在表面承認部分事實的基礎上，通過解構、相對化等手段削弱歷史罪責的實質內涵。

具體策略包括：其一，以“質疑細節”否定整體真實性，針對早期非學術作品中的個別失實之處或口述史料中的記憶偏差，進行放大攻擊，試圖動搖批判性敘事的可信度。其二，借“概念混淆”淡化行為性質，刻意強調731部隊的官方名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將其主要職能塑造為常規防疫與后勤保障，而將細菌武器研發及人體實驗淡化為“個別越軌”或“戰時醫學研究”，甚至類比為現代醫學試驗，以此掩蓋其系統性、國家性的反人類罪行。其三，通過“時代歸因”消解國家責任，將暴行歸因于“戰時普遍行為”，建構“集體有罪則無人有責”的相對主義敘事，從而規避日本國家與體制的戰爭責任。

此類話語經由網絡右翼、部分媒體及學界人士持續傳播，影響著日本社會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歷史認知，使歷史記憶的爭奪由事實之爭轉向更具復雜性的歷史解釋權之爭。

（三）記憶的制度化：博物館（紀念館）申遺與人類共同遺產的建構

為對抗歷史修正主義與“戰略性遺忘”，記憶的“制度化”成為關鍵路徑。其本質是將流動的記憶固定為具備社會能動性的持久結構，使之能夠在公共空間中激發持續的對話與反思。哈爾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2015年擴建后已成為全面展示與揭露日軍細菌戰罪行的核心記憶場所。該館以遺址保護與檔案陳列為基礎，結合多媒體技術營造沉浸式敘事空間。同時，浙江義烏、衢州及湖南常德等受害地區也相繼建立專題紀念館，形成了地方創傷記憶敘事的有效銜接。在此基礎上，記憶建構進一步走向國際化。2017年，記錄731部隊罪行的檔案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2023年，相關文獻被列入《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當前，中俄兩國正合作推動日軍細菌戰檔案聯合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旨在將歷史記憶從國家層面提升至人類共同遺產的高度。這不僅是出于檔案保護的需要，更是一種爭奪歷史解釋權的話語實踐。其敘事策略強調細菌戰行為對《日內瓦議定書》等國際公約與人類基本倫理的踐踏，將之塑造為超越國別的“負面人類遺產”。這一進程面臨日本官方與右翼以“史實爭議”為由的阻撓，反映出歷史記憶建構始終與當代國際政治緊密交織。

（四）研究框架的演變：從國別史到全球史，從戰爭史到記憶史

戰后八十年來，細菌戰研究框架經歷了多次演變，既反映了學術研究的內在發展，也回應了外部話語斗爭的需要。

研究范圍呈現出從國別史向全球史的擴展。早期的研究聚焦日軍對中國和蘇聯的細菌戰，而今學界將其置于冷戰與世界生物武器發展脈絡中考察，聯系美國戰后生物戰計劃、科技倫理爭議，形成更具整體性的全球史視角。韓國學界也開始關注朝鮮人受害情況及731部隊在朝鮮半島的活動，進一步拓展了受害群體的地理與族裔維度。

研究焦點實現了從戰爭罪行考辨向戰爭記憶研究的轉向。學者不再局限于史實重建，轉而關注歷史“如何被記憶、敘述與爭奪”。記憶理論、話語分析與創傷研究等跨學科方法被廣泛運用，深化了對“歷史如何作用于當下”的理論反思。

2010年以來，細菌戰的歷史敘事進入了全球化博弈與制度化建構并存的新階段。新檔案的不斷發現使任何企圖否認日軍細菌戰罪行的話語喪失基礎，話語斗爭轉向對罪責的相對化處理。與之對應，中、俄及國際學界通過跨國協作、博物館（紀念館）建設與聯合申遺等制度化實踐，推動歷史敘事從民族國家框架向人類共同遺產升華。這場尚未終結的博弈表明，對細菌戰歷史的言說已超越對過去的追問，成為關乎道義認同與未來國際秩序重建的戰略場域。

結論：在話語的角力中厘清事實

二戰后日軍細菌戰的歷史敘事，始終處于話語、權力與記憶的復雜博弈中。其演變歷經四個關鍵階段：冷戰初期，美蘇基于戰略需要分別采取“戰略性遺忘”與“政治性揭露”，將歷史工具化，使真相陷入意識形態對峙；20世紀80年代，日本國內出現“內部破冰”，學者與媒體推動加害者社會內部的歷史反思；20世紀90年代后進入“主體回歸”階段，中國受害者證言與民間訴訟重構了敘事的倫理基礎；21世紀以來，敘事進一步走向“全球博弈與制度化”，面對歷史修正主義的挑戰，國際學界通過檔案協作與紀念機構建設，致力于將這段歷史確立為人類共同遺產。

在這一過程中，話語成為權力運作與合法性爭奪的核心。美國的“戰略性遺忘”服務于其冷戰布局與生化技術壟斷，蘇聯的“政治性揭露”意在爭奪道德制高點，而日本官方的緘默與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的挑戰則試圖逃避罪責，否定歷史真相，進而虛構一種脫離侵略罪責的國族認同。與之相對，受害者敘事與學術研究構成一種“反權力”，以實證與倫理持續對抗權力主導的歷史遮蔽。

當前，在全球民粹與修正主義回潮的背景下，日軍細菌戰研究已超越國別史范疇，關乎歷史正義、科技倫理與未來國際秩序。任何壟斷解釋權的企圖皆難以持久，共識的達成有賴于跨國檔案開放、多邊學術對話與對敘事背后權力結構的持續批判。最終，其歷史價值在于超越民族國家框架，被視為人類共同面對的“文明之殤”——它警示科學失控與戰爭暴行，也呼喚將創傷記憶轉化為審視文明進程的深刻鏡鑒，從而在話語的角力中，以事實與正義作為面向未來的最終解答。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釋從略

·來 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