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猥褻少女，判刑是否太輕

當地派出所

2025年6月16日下午，小君（化名）和母親，被福建省寧德市霞浦縣牙城鎮派出所的教導員李某玲喊到了辦公室。

在那之前，小君在學校跟同學發生了肢體沖突。當時就有人報了警，兩方做了口供、筆錄后各自回了家。而后，她跟母親又被李某玲通知到其辦公室。

到后不久，教導員李某玲讓小君母親先行回家，接著在辦公室里對小君實施了強制猥褻行為。

此事件的4個月前，小君剛過完15歲的生日。

南風窗獲取的一份霞浦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顯示，李某玲以小君涉嫌的案件可能被拘留為由脅迫小君，對其實施了包括撫摸胸部在內的一系列猥褻行為。

2026年3月16日，霞浦縣法院作出判決，李某玲犯強制猥褻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九個月。

一審判決書/受訪者供圖

公開信息顯示，李某玲，男，1986年出生，2010年8月參加工作，大專學歷。在被控強制猥褻罪之前，他還曾任霞浦縣公安局松城派出所警務一中隊副中隊長、四級警長、霞浦縣北壁派出所教導員。

據新黃河報道，小君父親張先生認為李某玲的判決過輕，小君也一直未收到李某玲家屬及派出所的道歉。而且，事發后小君受到心理打擊，整日情緒低落，多次離家出走。

張先生稱，他計劃申請抗訴，并且委托律師對李某玲提起民事訴訟，申請賠償。

2026年3月24日，南風窗記者聯系到小君父親張先生，其稱目前當地各部門正在跟他協商，“謝謝你的關心”。

輿論場上，關于此事的討論還在繼續。

不少人疑問，身為派出所指導員的李某玲猥褻一位剛滿15歲的女孩，獲刑兩年九個月是否過輕？也有人擔心，經歷此事的小君，能否回歸正常生活？

“從重處罰”，兩年九個月

在被李某玲支開時，小君母親不會想到女兒在派出所會遭遇侵害。

據新黃河報道，小君從派出所回來后，沒有吃飯就進了房間，不久后便在房間大哭，隨后情緒失控。

在母親的不斷追問下，她才將自己被猥褻的事講了出來。小君父親最初在電話中被妻子告知此事時，不敢相信，他覺得派出所內不會發生這種事，直到聽到女兒在電話中哭泣時，才意識到嚴重性。

隨后，他打電話給教導員李某玲時，對方一口否認，還要求他帶著女兒當面對質。小君父親隨即向寧德市公安局報了警。

一審判決書顯示，2025年6月18日，李某玲因涉嫌強制猥褻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日被批捕。

一審判決書/受訪者供圖

其后，經寧德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鑒定，在被告人李某玲所在辦公室的垃圾桶內側表面上清液、李某玲褲子襠部處、警服下擺處可疑斑跡、左右手指縫擦拭物、辦公室藤椅左側扶手擦拭物、毛巾表面可疑斑跡以及小君案發時所穿白色鞋子鞋帶表面可疑斑跡上清液中檢出的STR分型，和李某玲血樣在23個基因座基因型相同，其似然率為5.37×10^31。

這個數字意味著，上述多處生物痕跡的DNA與李某玲本人高度吻合。

一審判決書顯示，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李某玲以脅迫等方式強制猥褻未成年人，應當以強制猥褻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李某玲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從輕處罰；認罪認罰，可以從寬處理。

因此，公訴機關建議判處被告人李某玲有期徒刑兩年九個月。

該案庭審時，李某玲辯護人提出，指控李某玲實施強制被害人“口交”的猥褻事實主要依賴于被害人單方陳述，與其他證據之間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依法不應認定。

但法院并未采納這一辯護意見。法院認為，經查，指控的該事實不僅有被害人直接證實，還得到相關證人證言、書證、物證及鑒定意見的印證，足以證實。

經審理，法院認為李某玲存在三種可酌情從重處罰的情形：犯罪對象為未成年人、利用職務便利實施犯罪和猥褻手段惡劣。同時，法院也認為李某玲承認指控的犯罪，愿意接受處罰，可以從輕處罰。

起訴書/受訪者供圖

綜合以上情節后，法院對李某玲予以從重處罰，不過刑期與公訴機關建議量刑一致，兩年九個月。

小君父親稱，該案下判后，李某玲并未當庭上訴。但小君父親覺得這份判決量刑太輕。南風窗記者獲取的一份由小君父親署名的刑事抗訴申請書顯示，其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但量刑畸輕。同時，原審判決未充分體現對侵害未成年人、濫用職權犯罪的從嚴懲處精神。

因此，小君父親請求依法對原審判決書提出抗訴，撤銷原審判決中對被告人李某玲的量刑部分，請求依法改判，對李某玲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內從重判處刑罰。

要打個問號

該案的判決經媒體報道公開后，輿論場中存在一種普遍的疑問：有期徒刑兩年九個月的判決，是否過輕？

“強制猥褻罪的量刑有兩檔，5年以下或5年以上。”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刑辯律師葉竹盛說，5年以上量刑的主要是具有聚眾或者當眾實施猥褻的情節，以及兜底性的其他惡劣情節。

目前，關于其他惡劣情節具體有哪些，法條和司法解釋并未明確。“但在本案中，我認為民警李某玲的行為可以認定為情節惡劣。”葉竹盛解釋，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該案中被侵害對象是未成年人，剛滿15歲，雖然在法律意義上已不屬于兒童，但年齡偏小，相比婦女，更接近兒童；
二是，該案中的犯罪嫌疑人利用執法人員的身份，且在執法過程中，甚至在執法場所實施侵害，包含了三重極為惡劣的情節；
三是手段極其惡劣，包括用生殖器侵入女孩口腔等。

葉竹盛表示，這幾個情節結合起來，可以認定為符合“其他情節惡劣”，甚至僅就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利用執法場所來實施強制猥褻這一條，就足以升格法定刑至5年起算。

“假如從極為嚴謹的角度考慮，認為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什么情節叫其他惡劣情節，無法與該案中的情節對應”，葉竹盛進一步解釋，考慮到該案中施害者的幾種從重情節都超出了一般的嚴重程度，也應考慮在接近5年的幅度來量刑，而不應是不足3年的幅度。

涉事民警量刑被指太輕了 圖源：圖蟲·創意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陳碧告訴南風窗，該案中，雖然法院認定了三個酌情從重的情節，但法院是把它們放到5年以下的量刑幅度中去考慮從重處罰的，而非5年以上的加重情節。

“5年以下的從重的話，最多到5年”，陳碧說，該案中犯罪嫌疑人陳某玲有一個認罪認罰可以從寬的情節，但同時，“該案有三個從重情節，即使認罪認罰了，判兩個九個月，還是畸輕了一些。”

陳碧告訴南風窗，一般來講，認罪認罰如果沒有得到被害人及家屬諒解的話，較大幅度的從寬處理比較吃力。

小君父親在抗訴申請書中提到，李某玲在首次庭審時，明確拒絕認罪認罰，直至第二次開庭“才迫于完整證據鏈的壓力而認罪認罰”。

小君父親已向霞浦縣檢察院遞交《刑事抗訴申請書》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有關強奸、猥褻未成年人案件中，對成年被告人的從寬處理需要謹慎。陳碧告訴南風窗，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明確規定，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的成年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是否從寬處罰及從寬幅度應當從嚴把握。

“所以在該案中，從寬幅度不應該這么大，兩年零九個月的量刑，確實是要打個問號。”陳碧說。

需要系統性兜底

這個問號，在另一個維度上也值得審視。

有不少公眾認為，正是李某玲的民警身份，使侵害得以發生。因此，其作為執法者理應被加重處罰。

“從樸素的情感而言，有些人認為該案犯罪嫌疑人是公安機關工作人員，執法犯法，應該罪加一等，認定為5年以上特別惡劣的情節。”陳碧說。

圖為法槌 圖源：pexels

但從法律規定來看，“因為他的身份直接把刑期加重到5年以上的看法，我覺得還是要慎重”，陳碧解釋，按照目前的法律規定，他的身份確實不構成加重處罰的情形。

如果只因其身份而擴張解釋為加重情節，“有可能會突破罪刑法定的原則”，陳碧說，“不過，在法定量刑范圍以內（即5年以下），把他認定為特別惡劣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判決之外，受害人小君更令人揪心。

據新黃河報道，事發后，小君常常崩潰或做噩夢。此前，她還先后四次離家出走，當下又獨自一人跑到江西打工。

2025年8月，事發兩月后，小君還曾有過自傷行為，用小刀劃破了自己的手臂。

陳碧告訴南風窗，一般而言，這種案件發生后，當地婦聯或者關心下一代委員會，甚至法院要考慮對未成年人進行心理輔導。

如果遭遇此事的孩子不好好輔導和幫助，很容易走上歧途。陳碧說：“我們遇到好幾個這種性侵案件的未成年受害人，她會覺得反正自己名聲都壞了，很容易自暴自棄，誤入歧途。”

《嘉年華》劇照

“女童保護”發起人、北京眾一公益基金會理事長、鳳凰網副總編輯孫雪梅有同樣的擔憂。

她表示，此類案件絕非單一心理疏導能解決，需要系統性兜底：

如判決后提供司法救助金（經濟補償）、施害人所在單位進行安撫與道歉；未成年人保護部門指派專人對接，避免再度傷害；教育部門協調轉學、保密學籍，提供學業支持，防止校園歧視等。

“當然，她需要專業的心理機構提供較長時間的創傷治療。”孫雪梅說。

相比其他性侵案，該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施害者來自“權威身份”。

“如果不是來自‘權威’身份，受害者的憤怒通常指向具體個人，而這類‘權威人物施害’對未成年受害者的打擊，不僅在身體和心理層面的傷害，還會沖擊她對規則、公權力和外部世界基本安全感的認知。”孫雪梅說，甚至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現為不相信所有人。

她還提醒，根據目前披露的信息，小君已經出現較明顯的創傷應激反應。“當然，是否構成創傷后應激障礙、抑郁癥等，還需要專業評估。”孫雪梅說，當前應盡快確認她的人身安全，評估是否存在持續自傷、自殺或再次受侵害風險，并盡快由專業機構介入。

同時，也應該由精神衛生專業人員評估，確定她是否需要住院治療。

《少年法庭》劇照

陳碧也提醒，按照法律規定，未成年人接受詢問的時候必須要有監護人陪同，如果法定監護人不在場，一般也會要求有適格的成年人陪同。如果沒有就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案件也是給所有家長普個法，你的未成年孩子在接受執法人員詢問時，不管他是受害人，還是被調查者，他的權利都是要被保護的，一定需要有人在旁邊。”陳碧說。

至于該案的后續可能，陳碧表示，在判決未生效前，家屬可以申請檢察院進行抗訴，等檢察院決定是否抗訴。

“因為該案法院的判決是按照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判的，檢察院（可能）還不太好抗訴。”陳碧稱，檢察院抗訴意味著推翻自己此前的量刑建議，承認自己當時量刑建議偏輕。

作者 |何國勝

編輯 | 向現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