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旗設計大賽，曾聯松作品為何脫穎而出

這背后，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草根逆襲”的勵志故事，而是和當時的政治格局、審美取向、國家定位緊緊綁在一起的一次集體抉擇。

一、從三號稿到三十二號稿：一票一議選出來的國旗

1949年6月，全國政協籌備會發布公告，向全國甚至海外華僑公開征集國旗圖案，截止日期定在8月中旬。那時距離新中國成立，不過只有三個多月時間，很多籌備工作都在爭分奪秒地推進，可就在這種緊張節奏下，國旗圖案卻不是關起門來“內定”，而是特意拋向全社會。

有意思的是，這次征集并不“限定”出身。投稿者里，有教授，有工程師，有部隊干部，也有普通工人、學生。到征集期滿，共收到應征稿件近三千件，地方整理后報到北平的，大約有一千多份，形形色色。

評審組先做了一輪“粗篩”。一些圖案太復雜，識別性不強；一些構圖過于“花哨”，不適合作為國家象征，被一一剔除。忙了一個多月，最后留下三十八份入圍作品編號歸檔，其中有一幅，被標為“三十二號稿”，當時并不起眼。

在專家們最初的票選中，真正拔得頭籌的是“三號稿”。這張圖案的底色同樣是紅色，象征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血與火，中間橫貫一條金黃色寬帶，設計者的本意，是以這條黃帶象征黃河，也象征中華民族的命脈。

從美術構圖上看，三號稿確實很“順眼”：簡潔、穩重。評審組里不少人都認為，它的形式感很強，易于識別，票數自然直線上升。短時間內，三號稿幾乎被視作“準國旗”。

當樣稿呈送給毛澤東審閱時，畫面在他眼里卻呈現出另一層含義。

據當時在場者回憶，毛澤東拿起三號稿看了幾眼，眉頭一下皺了起來：“這一橫杠，把國旗分成兩截，不太好。”他順手在紙上比劃，指著那條黃帶說：“我們是費了那么多犧牲，才把中國從分裂局面統一起來的，現在國旗圖案上再來一道明顯的分割線，總覺得不吉利。”

這句話，說得并不玄妙，卻擊中了在場不少人的心思。畢竟，回看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國長期陷在軍閥割據、國共對立、日寇入侵的局面里，所謂“統一”，一直是壓在一代人心頭的重擔。旗面被一刀分開，哪怕設計者本意并非如此，卻難免讓人聯想到“分裂”。

評審人員再端詳三號稿，心里漸漸有了些疙瘩。藝術上說得過去，可象征意義上，總覺得少了點“團圓”的味道。三號稿就這樣被放到了一邊，選票不得不重新調整。

就是在重新審視其他圖案的過程中，那張編號“三十二號”的稿件，被重新推到了桌面中央。大紅旗面上，一顆大黃星，四顆小黃星環拱于側，既醒目，又有內涵。現場有人低聲說了一句：“這張，意味倒是挺全的。”

這個“意味”，說的是政治寓意。

當時的解釋比較明確：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星象征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革命階級，四星向心排列，突出一個“擁護”和“團結”。

不過話說回來，三十二號稿也并非毫無爭議。最初投稿的原稿，大五角星中還嵌著鐮刀錘子。這一細節，很容易讓人想到蘇聯國旗。是保留，還是刪去？在討論中出現了兩種聲音。

有人認為，鐮刀錘子標志著我黨工人階級政黨的性質，理應出現在國家旗幟上，既鮮明又“革命”。也有人提出顧慮：中國革命的勝利，需要團結最廣泛的力量，如果在國旗上把“工農符號”放得太突出，反而容易在視覺上把其他階層“壓”下去，象征面偏窄。

最后，這個問題再次被拿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聽完意見，給出的態度很干脆：“錘子鐮刀就不要了。國旗應該代表全體中國人民。”

這一刀刪去，五星紅旗的基本面貌才真正定型。大星仍是黨領導的象征，卻不再需要具體的工農圖案來“點名”；四顆小星清楚表明革命階級的構成，同時也暗含一個向心的格局。

從三號到三十二號，看似只是美術方案的轉換，背后卻是一個剛剛走出戰火的新政權，在“如何象征國家和人民”這個問題上，做出的慎重取舍。

二、一個會畫畫的經濟學學生，如何走到國旗方案這一步

聊完圖案，再往回推，問題自然落到了設計者身上：憑什么是曾聯松，而不是朱德、郭沫若，或某位專業畫家？

1917年12月，曾聯松出生在浙江瑞安。當時正是北洋軍閥混戰年代，地方局勢時常動蕩。童年記憶里，他見得多的，是兵荒馬亂，是大人們一遍遍低聲感嘆“這世道啊”。

讀私塾時，他寫得一手端正的楷書，小小年紀就對“國弱民窮”這些詞有了模糊印象。聽到大人們議論列強侵略、中國人受欺侮，他會偷偷在沙地上寫幾句“振興中華”之類的話，寫完又趕緊抹掉，心里多少有點惶恐——那時的氣氛，談“國家大事”總讓人有點發怵。

進入中學后，課程里多了一門“圖畫”。也就是在這時，他第一次接觸到西式繪畫的訓練，用鉛筆素描，用水彩調色。原本就有書法功底，上手畫畫并不吃力，很快就能把課堂上的靜物、建筑描得有模有樣。

老師曾經半開玩笑地說：“好好練，說不定能當畫家。”但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當畫家”聽上去太奢侈。對一個有志于改變命運的青年而言，能真正抓住的，反倒是那些更“實用”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占領東北，局勢急轉直下。十四五歲的曾聯松，已經能看懂報紙，知道國家正一步步陷入更深的危機。等到他準備報考大學時，華北淪陷、全面抗戰的陰云已經壓到頭頂。

在這種環境下，他選擇了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前身）的經濟系。按他的想法，國窮民弱，根子還是在經濟落后，學經濟，也算是替國家找一條出路。

大學時期，他依然喜歡畫畫，在課堂之外也時常練筆。但更重要的，是他對時局的關注。重慶、武漢的戰況，抗戰的形勢，在他和同學們的討論里經常出現。通過同學介紹，他與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建立聯系，成為一名秘密黨員。

入黨那天，儀式極其簡單，只是在一塊遮蔽良好的地方，對著一面悄悄藏好的黨旗宣誓，聲音壓得不高，卻字字清楚。宣誓完，介紹人輕聲說：“以后很多事，不一定能寫在簡歷上。”這話說得略帶玩笑，卻也點明了現實。

1945年抗戰勝利，接著是內戰局勢的急轉直下。上海解放后，他沒有選擇離開，而是在上海一家合作社里擔任會計和財務人員。和許多普通知識分子一樣，他并沒有站到臺前，而是安安靜靜投入秩序重建的工作。

1949年7月，報紙上刊登出政協征集國旗圖案公告。那天他下班回家，翻看報紙時，眼光在那條消息上停了一會兒。家人問：“你也去畫一張？”他笑了一下：“試試看，總得有人把這事兒當回事。”

對一個曾經夢想過當畫家、又接受過嚴格政治訓練的經濟學畢業生來說，設計國旗，正好把他過去的幾條經歷串成一條線：對國家命運的思考，對美術構圖的掌握，對黨和階級結構的理解。

曾聯松動手設計時，是把自己關在小屋里反復推敲。據后來家人的回憶，他那幾天明顯話少了許多，常常對著草稿一坐就是半夜。窗外是上海的悶熱夏夜，屋里只有臺燈下那片紅黃配色的世界。

他先確定紅色旗面。這一點，對那個時代的中國革命者來說，是不用猶豫的象征性選擇。然后，他畫了一顆大星，代表領導核心。圍繞這顆大星，他加上了四顆小星，象征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革命階級。四星的排列，他反復調整，最后定成現在這種半弧形的分布，不是隨便一排，而是略帶向心收攏的感覺。

鐮刀錘子則被他畫在大星內部，用意是表明這個領導核心的階級屬性。這一筆，既有他對馬克思主義標志的熟悉，也多少帶著對蘇聯國旗的借鑒。

又過了幾個月，他再看到國旗的事，已經是新中國成立的新聞。1949年10月1日，當天晚上他看報紙和播音，得知天安門廣場升起的是五星紅旗，心里只覺得：這個圖案挺好，很合適。至于和自己的設計有多接近，他反倒沒立即往那上面去想。

直到后來收到國務院辦公廳的正式通知和一筆獎勵，他才意識到，那張國旗樣稿已經定格在天安門城樓之上。那筆獎金，是五百萬元舊幣，折合新幣五百元，在當時，不算驚天動地的巨款，卻足以讓一個普通職員心里一震。

通知送到時，辦事人員笑著說：“你的圖被選上了。”曾聯松愣了幾秒，才反應過來，連聲說“應該的，應該的”。也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下，一個普通的財務員，和新中國的最高象征聯系到了一起。

三、朱德、郭沫若都拿起畫筆，為什么輪到他“中選”

在那一千多份國旗稿件中，有幾份，天然就帶著光環。

朱德，時年六十三歲，已經是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在戰爭年代，他一向被部隊戰士親切稱作“朱總司令”或者“朱老總”。按常理推測，這樣的重量級人物，如果想在國旗評選中“占個位置”，其實并不難。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朱德的確參與了國旗圖案設計。他在繁忙的軍務工作之余，抽空動手畫了自己的構思。具體樣式，現在只能從當年的檔案里看到大致痕跡，不像五星紅旗那樣婦孺皆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設計時傾注了不少心力。

有工作人員曾經提醒他：“總司令，您是領導，完全可以不必參加評選，只提出意見就行。”朱德擺擺手：“設計國旗是全國人民的事，我也是中國人之一，有想法就畫一張。至于選不選，那就看大家。”

這一態度，貫穿在整個評選過程中。朱德從未在程序上提出任何“特殊要求”，他的稿件只以普通編號的形式參與評審。評審專家中，許多人甚至不知道某某稿出自誰手，只看圖，不看名字。

換句話說，這次國旗評選的制度安排，有意淡化了個人名頭的影響。

其一，稿件編號評審，去掉姓名。審看人員在初選階段基本只對圖案本身作評價，不知道背后是誰，也就減少了“顧忌”。

其二，方案多輪討論，意見層層上報。從專家組，到政協委員，再到中央領導審閱，每一層都有自己的偏好，但都繞不開一個前提：國旗圖案最終要經得起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考驗，而不是滿足某一個人的喜好。

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五星紅旗方案之所以“勝出”，主要還是因為它在幾個關鍵維度上更占優勢：

圖案結構上，簡潔凝練。大紅底配五顆黃色五角星，遠看近看都十分醒目，便于制作，又容易識別。旗幟這種東西，掛得高、飄得遠，細節再漂亮，看不清也白搭。

象征意義上，指向明確卻不狹隘。大星、小星，既可以做階級角度的解釋，也留有一定空間向“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寓意延伸。尤其鐮刀錘子刪去之后，這個圖案多了一層“國家整體”的意味，而不僅僅是一面“黨旗”的延伸。

時代風格上，既有革命紅旗傳統，又不完全復制蘇聯模式。紅底黃星，多少帶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痕跡，卻在構圖、排布上保留了相當的獨特性。不少老戰士后來回憶，當天安門廣場首次升起這面旗時，第一眼就覺得“這就是我們的旗”。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因素：操作性。

1949年的中國，工業基礎有限，印染條件也談不上多先進。國旗要做得多、掛得廣，就要求圖案不能太細碎，顏色不能太復雜，元素不要過多。三十二號稿恰好符合這些實際要求，這一點，在評審討論中也被提到。

五星紅旗方案，就是在這種一來一回的討論中，一票一議地立住了腳。

至于曾聯松本人，在這一過程中沒有做任何“爭取”。他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沒意識到自己的圖樣已經進入了最高層面的討論。站在程序角度說，他只是眾多投稿者中的一員，而最終“勝出”的，是那個圖案本身，而非某個人的身份或資歷。

也正因為如此，哪怕有朱德、郭沫若這樣的“大人物”參與設計，結果仍交給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上海會計。新政權在樹立象征時，傳遞出的“規則觀念”和“公正感”，在這一點上表現得相當清晰。

后來有人打趣問曾聯松：“這么多名人都參與了設計，最后偏偏選中你，有什么感想？”他只說了一句：“國家看重的是這面旗，不是畫這面旗的人。”話不多，卻頗見性格。

四、五星紅旗升起后，那些不被張揚的日常與余生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毛澤東按下電鈕，伴著《義勇軍進行曲》，第一面五星紅旗在旗桿上緩緩升起。那一刻，在場的人不需要多解釋什么，只是本能地仰頭，眼睛緊緊盯住那抹紅色。

有人說，毛澤東當時望著國旗，神色凝重。也有人記得，朱德看著那面旗，嘴角微微上揚，像是在對幾十年浴血奮戰作一個簡短的回應。對他們這一代人來說，這面旗不是憑空出現，而是從井岡山、從長征路、從抗日前線走出來的象征。

直到接到通知，領到獎勵，他才真正意識到：“那面旗，跟自己有關系。”不過，即便如此，他的生活軌跡并沒有發生太大偏移。

工作上，他仍舊做著財務，核賬、記賬、出報表。改革初期的一些材料回憶里提到，每當單位要填寫“個人簡歷”之類的表格，他在“主要成就”一欄里，寫得很樸素，甚至不主動提國旗設計的事。倒是后來組織上多次希望他在某些場合介紹這段經歷，他才按要求說一說。

有一次，有年輕同事忍不住問：“你設計了國旗，為什么平時都不說？”曾聯松笑著答：“國旗掛在那兒，大家天天都能看見，和我叫不叫這個名，有什么關系？”這句半開玩笑的話，多少也說明了他的處世態度。

這一點，與當時不少老一代革命者的性格，有某種共通之處：功勞可以記在心里，卻不急于張揚。對于經歷過戰火、見過生死的人來說，起一面旗、立一個國家，本身就已經是最大回報，其余榮譽反倒顯得次要。

值得一提的是，以朱德為代表的一批軍政領導人，對自己的“落選”作品，并沒有表現出任何遺憾。他們更在意的，是那個最終被選中的圖案，是否足夠莊嚴、足夠得體，是否能代表新政權的形象。

這也從側面印證了一個事實：1949年那一代人，在“個人”與“國家”之間，普遍有一種天然的輕重之分。國旗征集，只是眾多“國家建設細節”中的一件，卻恰好把這種價值排序折射得很清楚。

在此后的幾十年里，五星紅旗伴隨著這個國家的風雨起伏，在無數重要場合升起、降落。設計者曾聯松，卻繼續默默在自己的崗位上老去。對他而言，最大的“特權”，大概就是每逢國慶或重要會議，總會被邀請出席一次相關活動，坐在臺下，看著那面旗再次緩緩升起。

有人注意到，他每次看國旗升起時，神情都很平靜，只在嘴角露出一點略帶自豪的笑意，不多說話。這種克制，與他當年畫圖時的專注，多少是一脈相承的。

從歷史的角度看，1949年的那場國旗征集，是一次相當獨特的公共事件。它既體現了新政權希望“集思廣益”的姿態，也驗證了在重大象征符號的選擇上，政治判斷、美術審美和群眾參與之間的平衡。

朱德、郭沫若這些重量級人物參與其中，卻甘愿把最終結果交給集體程序和圖案本身的說服力。而曾聯松，這個當年在上海弄堂里畫畫的經濟系畢業生，則靠一張構思嚴謹、寓意到位的稿件，把自己的名字悄悄刻在了一個國家記憶的角落。

國旗升起后，世事更迭，人的命運也各自分流。但有一點始終沒變：那面紅旗，每次在旗桿頂部展開，五顆金星在陽光下閃著光時，總會讓人想到那個選擇發生的年代，以及那些參與其中，卻并未刻意留下姿態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