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我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本文來自新大觀，來源：搜狐歷史，作者：胡福明

我為什么要寫此文

粉碎“四人幫”后，我認為中國面臨歷史變革的重大機遇，要改弦易轍，即改變“以階級斗爭為綱”這根弦，變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這個轍。要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道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聯合發表了一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

兩報一刊是權威報刊。所以，我立即認真閱讀。我發現社論中的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對仗工整，顯然是經過琢磨的。

我認為，這兩句話就是這篇社論的主題，就是當時黨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指導思想。后來簡稱為“兩個凡是”。我仔細琢磨這兩句話的含義，按照“兩個凡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WG”是不能懷疑、不能否定的，必須永遠肯定、維護。

由“兩個凡是”，我才理解粉碎“四人幫”后，全國人民強烈要求為鄧小平同志平反、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領導職務和為“四五”運動平反，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卻置之不理的原因。

由此我認為，“兩個凡是”是平反冤假錯案的主要障礙，是重新認識、評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障礙，更是改弦易轍、開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道路的主要障礙。我在尋找的阻撓我國發展的根本問題、阻撓撥亂反正的根本問題就在這里，批判、否定“兩個凡是”，恢復實踐第一、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觀點，就是總開關。想清這一點，我很興奮。

我要批判“兩個凡是”。

可是，“兩個凡是”是打著擁護毛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面目出現的。因此，批判“兩個凡是”就會被人扣上反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反對黨中央兩項彌天大罪，立即家破人亡。我已經在“WG”初期當了一次“反革命”，吃盡了苦頭，因此，心里很矛盾。

反復思考了幾天，終于下決心批判“兩個凡是”。但是，為了防止遭受打擊，我決定單獨撰寫批判“兩個凡是”的文章，不跟同志們商量，免得遭受批斗時株連同志們。

如何批判“兩個凡是”，頗費心思。“兩個凡是”是唯心論，形而上學，是唯心史觀，這是明白的。但是，總不能寫一本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著作去批判它吧。必須寫一篇文章，全面地、集中地揭露“兩個凡是”的唯心論、形而上學本質。

根據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社會實踐是認識的基礎。人們把由實踐中獲得的豐富的感性認識經過大腦的思索加工以后，上升為理性認識；理性認識是否正確還是不知道的，所以人們必須運用理性認識指導實踐，檢驗理性認識是否正確；理性認識經過社會實踐檢驗達到預期的目的，就證明這個理性認識是符合實際的，正確的，是真理；如果這個理性認識經過社會實踐反復檢驗，不符合實際，是錯誤的，就不是真理，就必須在反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補充感性認識，反復用腦加工、反復在社會實踐中檢驗，以達到正確的認識，成為真理。

“兩個凡是”認定毛主席的決策、指示以及理論、路線、方針、政策，都是正確的，是不需要通過社會實踐的檢驗證明的，而且客觀事物變化了，社會實踐發展了，仍然是正確的，不能改變的。這就是“兩個凡是”的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和形而上學，是天才論、頂峰論、“句句是真理”的翻版。

找到了“兩個凡是”否定真理的實踐標準這個根本錯誤后，我就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作為題目，把“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作為基本論點，與“兩個凡是”針鋒相對，揭發批判“兩個凡是”的唯心論先驗論和形而上學本質。

我是一邊講課，一邊完成教學行政工作，一邊搞科研，所以很忙，拖得時間也長。到1977年7月初，才把文章的主題、結構確定下來。這時我妻子張麗華體檢中查出肚內有瘤，立時把全家急壞了，我放下一切工作，為妻子住院治病奔走。在黨總支書記和校辦主任的幫助下，住進了江蘇省人民醫院，并很快動手術。幸好是個良性瘤。直到妻子出院后，學校也放暑假了，我開始寫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文章初稿完成后

1977年8月下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寫成了，約八千字，稿子寄到哪里去呢？《人民日報》，不敢寄。我想到了《光明日報》記者王強華同志。

該年5月，江蘇理論界在省委黨校開了一個理論討論會。在會上，我發言說，“唯生產力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不是什么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觀點。因為，物質生產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生產力發展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批判“唯生產力論”就是反對歷史唯物論。休會時，王強華同志對我說：北京有同志持有與你相似的觀點，并說：“你給我們報紙寫稿吧。”這就是約稿，并沒有出題目。

我在寫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后，就想到了王強華同志，于是在1977年9月初，我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寄給《光明日報》哲學組王強華同志，同時寄去的還有一篇批判江青想當女皇的文章。

王強華

文章寄出去后，好久沒有來信。1978年1月下旬，《光明日報》終于來信了，寄來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樣兩份，大樣注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還有王強華給我的一封信。信上說：他最近出去了，不在北京，回來后看到我的稿子，批判江青的那篇稿子不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要說什么，我們知道，要用，請你作些修改，“不要使人產生馬列主義過時論的感覺”。

這是要求理論上更完整、嚴謹，不要讓人抓住把柄，我仔細推敲后，覺得不會使人產生馬列主義過時論的感覺，但我還是盡可能地強調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哲學教研室的老師開會時，我曾拿出大樣給大家看，請大家提意見。記得孫伯鍨、林仁棟、李華鈺、舒海清、郁慕鏞、倪君岵、李玉屏等老師，總支書記葛林、辦公室主任潘潔等在場。大家都同意文章的觀點。

那時向北京寄稿件都靠郵局，沒有傳真機。文章大樣就靠郵局在北京和南京之間傳遞。這從保存的文章大樣上可以看出，因為每份大樣上都有日期可查。要說明的是，后來王強華同志來信對文章修改提出了新的要求：更貼近現實，更有戰斗力。顯然，由要求穩妥轉向激進了。

1978年4月下旬，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召開全國第一次哲學研討會，南大政治系是李華鈺、馬淑鸞和我三個人去參加會議。我與華南師范大學的黎克明、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周抗、山東曲阜師院的張明三位同志同住一個房間。哲學研究所的孫耕夫、邢賁思、李今山、陳中立等多位同志領導會議和負責會務工作。我是一個小組組長，大會討論熱烈。

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王強華同志就接我到光明日報社，見到了總編輯楊西光同志，理論部主任馬沛文同志，還有孫長江老師，我在人民大學研究班讀書時，孫老師給我們講《周易》。我與他多年未見，見面后當然很高興。

楊西光同志先是介紹了我和孫長江同志，并拿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樣說：今天請各位來，是討論這篇文章的。這篇文章原本要在4月2日的哲學副刊發表了，我看后，覺得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學副刊發表可惜了，要作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發表，但是要修改，要加強針對性、戰斗性，要寫得更嚴謹，不能讓人抓小辮子。今天，請大家來就是聽取大家意見的，聽說黨校也在寫同一題目的文章，所以把孫長江同志請來一起討論。

于是大家紛紛提意見。我記得馬沛文同志的意見最激烈，他說，要公開點名批判“兩個凡是”。我感到驚訝，立即說：恐怕不行，還是點名批判“天才論”穩妥。大家提了很多意見，楊西光同志最后講了修改意見，我歸納起來是兩點：第一點，要增強針對性、現實性，提高戰斗力；第二點，要仔細推敲，更嚴謹，防止授人以柄。他指著我和孫老師說，你們兩個人的文章改好了，都發表。

從此，我白天參加會議，晚上修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第二天一早，《光明日報》的駕駛員就把我修改的大樣拿去，傍晚又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樣送給我。如此又修改了幾次。我每天晚上修改稿子，李華鈺、馬淑鸞兩位同志是看到的，黎克明、周抗、張明同志也是看到的，哲學研究所的幾位同志也是知道的。

一天晚上，黎克明同志在看望了中央機關的老朋友后，嚴肅地對我說：“老胡，你已卷入了高層內部的斗爭，風險很大，你可知道？”

我說：“知道，你是同意我的觀點的，我去坐牢，你要給我送飯啊！”

他笑著說：“我支持你，你坐牢，我去給你送飯。”

幾天的會議結束了。會議閉幕時，周揚同志作了總結，他肯定了討論會，鼓勵大家從事科研，并且提出了“科學無禁區”的論斷。于是，我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把“科學無禁區”這個論斷加進去了，并說，有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理，只有迷信、盲從。

哲學討論會結束后，我搬到《光明日報》招待所，繼續修改文章。楊西光總編到《光明日報》不久，與夫人一起也住在招待所。這期間，楊西光同志幾次來看我，了解我修改文章的情況，也跟我聊天，了解我的經歷。

他對我說，粉碎“四人幫”后，他到中央黨校學習，學習結束時，胡耀邦同志找他談話，要他到《光明日報》工作，并告訴他北京四大報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是積極推動撥亂反正的，《紅旗》雜志、《光明日報》是執行“兩個凡是”的，耀邦同志派他到《光明日報》工作，是要他改變《光明日報》的面貌，把二比二變成三比一。楊西光同志說：“怎么改變面貌？就從發表這篇文章開始。”

楊西光jizh

將近五一節了，楊西光同志又來看我。他說：“小胡，文章改得差不多了，五一節快到了，你要回去了。這篇文章要請中央黨校的同志幫助修改，最后要請胡耀邦同志審定。中央黨校有個理論研究室，出版一份內部刊物《理論動態》，這篇文章先在《理論動態》發表，然后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理論動態》是每月逢五、逢十出版，《光明日報》第二天公開發表，如果《理論動態》在5日出版，《光明日報》就在6日公開發表，《理論動態》在10日發表，《光明日報》就在11日公開發表。

他說：“小胡，要跟你商量一個事，現在的大樣上，都署你的名字，文章公開發表時，不署你的名字，用‘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我們沒有約你寫這篇文章，是你自己投稿的。我現在就聘請你為《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你就是《光明日報》的特約評論員，你看怎么樣？”

我當即回答說：“很好，只要文章發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達到了。”

楊西光同志很高興。他隨后還告訴我，已經商量過了，《光明日報》公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后，新華社當天發通稿，《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第二天轉載，至此，我發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篇文章，已由我的個人行為，發展為全國主要新聞單位和中央黨校的聯合行動了，是要向“兩個凡是”發起全面進攻了。

后來我知道，《學好文件抓住綱》這篇社論，并不是兩報一刊編輯部的同志寫的，而是中央機關的同志根據領導人講話的精神寫好后，交給兩報一刊以社論的名義發表。據我所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的同志是堅決抵制“兩個凡是”的。

我在北京參加全國哲學討論會時，曾到《人民日報》理論部看望南大政治系的畢業生崔文玉、谷嘉旺，順便聽聽他們的意見，在那里見到了理論部主任何匡、副主任汪子嵩，我給他們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樣，他們都說好，何匡同志還說：“《光明日報》不發表，我們發表。”我說：“《光明日報》要發表。”何、汪兩同志是觀點鮮明、態度坦誠的人。

在此期間，我還去協和醫院看望了周林同志，去積水潭醫院看望了郭影秋同志，他們二位都曾擔任南京大學的校長兼黨委書記。一是慰問，二是聽取他們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的意見，他們也都說好。我的底氣更足了。

五一節后，一天早晨，我和張麗華在廚房里燒早飯，聽到中央電臺廣播《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很高興，文章從醞釀到發表已經一年多了。

隨后，我又認真讀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的結論，是《光明日報》的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等同志和中央黨校的孫長江老師等對文章修改得好，基本論點沒有變，對文章的內容作了發揮，更貼近實際。總之，中央黨校同志和《光明日報》同志的修改，都提高了文章的水平，增強了戰斗力。

我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光明日報》5月11日公開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基礎，在修改過程中又融入了集體智慧。文章發表后不久，《光明日報》總編室給我寄來10份5月11日的《光明日報》和70元稿費。后來，我看到了刊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動態》第60期的兩個版本，第一個版本后面注明：“《光明日報》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后一個版本就沒有作者胡福明了。這兩個版本都存在著，分布于全國各地。

是胡耀邦同志親自審定和安排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出版。當時，他直接領導《理論動態》，他尊重楊西光的要求，尊重事實。因為楊西光明確要求，《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時必須注明“《光明日報》供稿，作者胡福明”。很快，胡耀邦同志就專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理論動態》第60期也就改版了。但是，歷史事實不是用再版《理論動態》可以改變的。

文章剛發表幾天，北京就傳來消息，中央有人指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上是荒謬的”，“政治上很壞很壞”，“是砍旗的”。“砍旗的”是指砍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要來的終于來了，不出我之所料，只是來得如此之快，出乎意料。

文章發表后，匡校長曾對我說：“《光明日報》上你的文章我看了，很好。”政治系的老師都表示贊成文章的觀點，并無反對意見。江蘇省委、南京大學黨委并沒有對我施加壓力，我一如既往地工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