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法西斯國家軍隊中，為什么日軍格外殘暴、格外“不像人”？

德國人在戰后建了奧斯維辛紀念館，跪下來認罪。

日本人在戰后篡改教科書，把"侵略"改成了"進入"。

同樣是法西斯，同樣是戰敗，為什么日本人殺人的時候，連德國人都看不下去？

——《壹》——

1904年，日俄戰爭，日軍俘虜了大批俄國士兵，按照當時的戰俘公約，這些人得到了相對體面的對待，國際觀察員在場，日軍的記錄基本合格。

三十年后，同樣是日本軍隊，畫風徹底變了，1932年9月16日，遼寧撫順平頂山村，200名日本守備隊和憲兵隊士兵架起6挺機關槍。

將3000余名村民趕到山腳下，一輪掃射。

村莊燒光，房屋800多間化為灰燼，死的不是抵抗者，是村民，是老人，是孩子，沒有任何軍事理由，沒有戰斗，只有屠殺。

1937年12月，南京。

英國記者田伯烈1938年初將自己的目擊記錄整理出版，書名叫《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他用的詞是"現代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

這個詞是一個英國人在現場看了之后說的。

同年鎮江淪陷，日軍屠殺民眾逾萬人，焚燒房屋16700余間，強奸案件數以千計，再往后，1941年，河北潘家峪，日軍屠殺村民1230人，其中婦女和兒童占658人。

這是一支軍隊從上到下，從東北到華南。

從1931年到1945年，持續十四年的系統性暴行，據統計，抗戰期間中國軍民傷亡達3500萬人，是同一時期的德國海軍檔案里。

只有一起U型潛艇襲擊盟軍生還者的記錄。

而日本海軍那邊，屠殺海上生還者是寫進命令里的，英國歷史學家馬克·費爾頓專門研究過這個問題，他的結論是：日本海軍在二戰中所犯下的罪行。

要比納粹德國海軍更為嚴重和殘酷。

德國士兵會殺人，但他們知道這是違法的，哪怕執行命令也有心理障礙，而日本士兵殺人的時候，日記里寫的是"真痛快"。

這句話出自侵華日軍士兵寫給父親的親筆信。

——《貳》——

洞富雄是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他說過一句話很直接："日本農民是軍國主義的洗腦和神國思想的灌輸，把他們變成了法西斯軍隊的兇猛戰士。"

占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部后來也認定。

日本人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是日本五十年來宣揚"皇道"和"大和魂"的必然結果，這五十年里，具體灌了什么？

第一層：武士道被閹割之后的產物。

真正的武士道講忠誠、講節制、講榮譽，這些東西至少還有約束邊界，但明治維新之后，隨著武士階層被廢除，武士道被國家機器重新改造。

變成了一種高度服從的工具。

在日本統治集團看來，武士道精神最大的利用價值是一種"奴道"，武士的本分就是為主人效命，極盡殘忍手段，是"與高貴身份相伴隨的義務"。

這套邏輯一旦建立起來，服從殺人命令就成了美德，而不是罪行。

"向死而狂"是武士道的核心推崇，在軍國主義的操弄下，這四個字演變成不怕死，也不讓別人活，神風特攻隊的飛行員駕機撞向軍艦時。

他們是真的相信自己在做一件崇高的事。

第二層：天皇神權把道德體系整個替換掉了，普通法律體系的邏輯是：你不能殺人，因為這違反法律，也違反人道。

日本軍隊的邏輯是：你不能殺人，因為這不符合天皇陛下的愛心。

這兩套話表面看都是"不能殺人"，但內核完全不同，前者依賴的是一套普世規則，后者依賴的是對一個人的絕對崇拜。

一旦那個人點頭，或者有人宣稱那個人點頭了，所有禁忌就不存在了。

日本明治憲法白紙黑字寫著：天皇是國家元首，主權所在，統帥陸海軍，天皇崇拜被寫進法律，變成一種宗教性質的意識形態。

這和德國的希特勒崇拜有相似之處。

但還有本質區別，希特勒是人，是可以被歷史定罪的人，日本戰后的那批戰犯在法庭上，把什么罪都往天皇身上推。

因為天皇在他們的敘事里是"神"，神是不能受審的。

——《叁》——

第三層：大和民族優越論，把其他民族在精神上"去人化"了，太平洋戰爭開打后，日軍攻占新加坡，當眾宣布："日本是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陽，抗拒陽光者唯有毀滅一途。"

殺人不叫屠殺，叫"讓黑暗服從光明"。

這套話術讓日本士兵在實施暴行時，內心沒有負罪感，有的只是一種扭曲的使命感，武士道、天皇神權、種族論，這三樣東西單獨拎出來。

都不足以解釋日軍的極端殘暴。

但三層疊在一起，形成的是一個密封的思想容器，內部的邏輯自洽，外部的道德準則全部被隔絕在外，思想是軟的，但日本軍國主義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它把思想轉化成了制度，制度又轉化成了標準操作。

1882年，天皇以自己的名義頒布《軍人諭》，1890年，頒布《教育敕語》，面向全體國民，兩道命令，軍隊和平民一起洗，方向一致。

忠君、尚武、對外擴張。

這套教育不是幾年就完事的，從孩子上學起，灌到參軍，參軍繼續灌，灌到開槍為止，日本研究者松野誠也后來說。

日本社會至今學習和了解戰爭犯罪歷史的機會極少。

這是一種主動的遮蔽，制度層面，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是一個關鍵節點，這場政變最終失敗，但"統制派"軍人借此機會徹底掌權。

軍部法西斯"國防國家"體制隨之建立。

制度建立起來之后，暴行就有了保障機制。

還有一個因素很少被提及，二戰期間，日軍軍部將甲基苯丙胺（即冰毒）以"軍需品"的名義大批量配發給士兵。

過量服用的結果是：被害妄想、幻覺、極端暴力傾向。

許多日本士兵沖進村莊時，精神狀態已經不正常了，讓已經被洗腦的人再服下一顆興奮劑，這就是日軍在戰場上那種"悍不畏死、嗜血如狂"背后的部分真相。

——《肆》——

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國簽署《開羅宣言》，明確目標：制止并懲罰日本侵略，1945年《波茨坦公告》進一步規定。

"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剔除。"

這句話說得很重，落地卻很軟，東京審判是最直接的清算場合，但留下了太多漏洞，天皇裕仁從頭到尾沒有受審，731部隊全員無罪。

負責南京大屠殺的皇室成員朝香宮鳩彥王。

1937年12月擔任上海派遣軍司令，是直接縱容日軍屠殺平民的人，戰后安然無恙，從未進入被告席，這些是交易的結果。

冷戰的帷幕拉起來，美國需要日本作為亞洲的戰略支點。

于是對清算的力度打了折扣，一批本該被處置的戰犯釋放后搖身變成政客，形成了戰后日本政壇里的"軍國主義遺族政治"鏈條。

一代傳一代，把歷史敘事控制在手里。

這種控制的表現方式，是教科書，把侵略寫成"進入"，把大屠殺寫成"南京事件"，長期以來否認部分歷史事實。

還有靖國神社，那里供奉著包括甲級戰犯在內的戰爭亡靈。

日本政界人士每年前往參拜，引發外交風波，年年如此，從未停止，在日本的歷史敘事里，參戰者是"為國犧牲的英雄"，而非侵略者。

這一框架至今沒有被官方層面打破。

與德國對比，差距是結構性的，德國立法明確，否認大屠殺屬于刑事犯罪，納粹標志不得展示，歷史教育體系系統覆蓋二戰罪行。

戰后聯邦德國在奧斯維辛外建了紀念館。

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這一跪是真的，因為那是一個國家系統性地教育自己的國民：我們錯了，錯的方式是這樣的。

為什么會錯，錯了什么。

日本沒有這個過程，天皇體制保留下來了，天皇從未被追責，而那套把天皇神格化、把侵略合理化的意識形態，就始終有它存在的土壤。

人民日報（2025年12月25日第03版《警惕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

新華網（《731部隊反人類罪行，鐵證如山》2025年12月）

中國社會科學網（《實證731部隊殘暴行徑》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