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海霞等：地緣沖突與輸入型通脹啟示錄——歷史復盤、影響與應對

袁海霞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中誠信國際研究院院長

張 堃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副總監

張瀚文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4月4日中誠信研究微信公眾號。

本文字數：1115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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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緣沖突和危機事件如何驅動輸入型通脹？

自2月28日美以對伊朗展開軍事打擊以來，戰火已持續三周時間且呈現越演愈烈的趨勢，受此影響，ICE布油一度上漲至110美元/桶以上，引發了全球市場對于新一輪輸入型通脹的擔憂。回顧2000年以來，全球出現過四次典型的由危機或地緣沖突事件引發的輸入型通脹風險：

第一輪出現在2003年3月伊拉克戰爭期間，美英聯軍以"速戰速決"的方式在三周內推翻薩達姆政權，國際油價雖在開戰前因避險情緒一度升至每桶約37美元，但隨著巴格達迅速陷落，市場對供給中斷的恐慌消退，油價數月內回落至30美元以下。考慮到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在戰前已受到聯合國制裁的嚴格限制，其產量占全球供給的比例有限，加之戰事并未波及中東其他產油國的生產設施與運輸通道，這一輪沖擊并未演化為持續性的全球通脹壓力。

第二輪在2007年至2008年年中，全球經濟經歷了一輪由多重因素疊加驅動的大宗商品超級周期。地緣風險頻發與全球需求過熱形成共振，尼日利亞產油區遭遇武裝分子頻繁襲擊、伊朗核問題持續發酵、委內瑞拉減產等等，疊加金融市場投機資本大規模涌入商品期貨市場，催生了更為猛烈的輸入型通脹，原油價格漲至147美元的歷史峰值，多國CPI創下數十年新高，為隨后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埋下了伏筆。

第三輪出現在2010-2011年期間，當時“阿拉伯之春”席卷中東北非地區，社會政治動蕩廣泛蔓延。2011年2月利比亞內戰爆發致使高質量原油供應幾乎中斷長達九個月，疊加全球經濟在金融危機后開始復蘇，布油價格重返每桶120美元以上。此輪沖擊的特殊之處在于，社會政治動蕩的廣泛蔓延引發了市場對更大范圍供給中斷的擔憂，全球通脹高漲長達一年以上。由于歐洲對利比亞原油的進口依賴度極高，正逢歐債危機，市場對歐洲陷入“滯脹”的擔憂急劇升溫。

距今最近的一輪輸入型通脹發生在2021至2022年，其成因更為復雜。一方面，疫情解禁后的強勁復蘇釋放了大量的工業需求，而全球供應鏈尚未完全修復，供需缺口持續推高物價；2022年2月俄烏沖突的爆發為通脹進程注入一劑“加速劑”，布倫特原油一度沖高至128美元/桶，其對于全球通脹沖擊的廣度、深度和持續性遠超前幾輪，美國CPI同比峰值達到9.1%，歐元區CPI達到兩位數增長，全球主要央行被迫啟動近四十年來最激進的加息周期。

從歷史經驗看，地緣沖突和危機事件能否驅動輸入型通脹最終取決于沖突是否實質影響了全球能源供給以及輸入國經濟周期的演變。一方面，地緣沖突的范圍和持續性對通脹的影響要高于沖突本身。即便是像2003年大規模軍事行動，只要戰事在短期內結束且未擴散至關鍵能源運輸通道和其他產油國，市場供給預期便能迅速修復，油價沖擊將表現為脈沖式的短暫擾動。但若戰爭從局部對抗演變為波及更廣地區、持續更長時間的危機，從而實質性引發全球能源供給沖擊，對通脹的影響將更加深遠。如2010年利比亞內亂引發市場對整個中東地區供給中斷的擔憂，2022年俄烏沖突持續至今仍未結束，其影響遠大于任何單一的軍事事件，這種廣泛且持久的不確定性會改變市場的長期預期，從而驅動價格在更高的中樞上持續運行。另一方面，國內經濟的周期位置是輸入型通脹傳導的關鍵放大器，它決定了外部成本壓力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向經濟體系（尤其是終端消費價格CPI）傳導和擴散。若外部沖擊遇上國內經濟過熱，則通脹壓力倍增，如2007-2008年中國；若國內需求疲軟，則傳導受阻，易形成“類滯脹”，典型如2010和2022年的歐元區。

二、本輪輸入型通脹對我國物價的影響將如何演繹？

截至當前，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軍事打擊已持續近一個月，市場對美伊沖突的定價已不是速戰速絕的軍事行動，其外溢效應持續顯現，或推升油價在更高中樞水平震蕩。一方面，伊朗宣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對全球石油供給造成實質性影響。根據國際能源署(IEA)數據，2025年霍爾木茲海峽日均通過石油及石油產品約2000萬桶，占全球石油消費的約20%，其中70%運往亞洲市場，美伊沖突對亞洲主要原油進口國的能源安全構成了直接挑戰。另一方面，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軍事對抗已演變為對能源基礎設施的精準打擊，沖突波及范圍擴大至中東地區，其對能源供應的破壞度與2022年俄烏沖突具有可比性。受此影響，3月以來原油價格震蕩加劇，3月9日盤中，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一度觸及119.5美元/桶，創下2022年以來的新高，截至3月底，布倫特原油期貨結算價已上漲至118美元/桶，仍處于高位運行。此外，從沖突的持續時間看，Polymarket對美國和伊朗短期內停戰的押注概率也在走低。截至3月27日，預期6月末停火的概率為64%，5月末之前停火為56%，5月前停火的概率均低于50%，市場普遍預期這場沖突的持續時間在兩個月以上。

對中國來說，盡管影響物價的因素有很多，包含但不限于終端需求復蘇情況、海外大宗品供應偏緊、“反內卷”推進以及全球AI投資熱潮等因素，但目前來看，中東美以伊戰爭引發的輸入型通脹是影響價格走勢的最大沖擊因素。假設其余影響物價的因素不變，根據美以伊沖突持續時間、航運運力和供應鏈修復程度的不同，我們將后續物價可能走勢分為三種不同的情形進行判斷：

基準情形下，考慮到市場普遍預期沖突持續時間在兩個月以上，特朗普政策立場的反復可能導致沖突無法實質性緩和，美以對伊朗打擊不斷，高強度互攻短期停止，進入消耗拉鋸階段。中東各國關鍵能源基礎設施不再進一步遭受大幅破壞，油價維持100-120美元的高位中樞震蕩，在此情形下，根據油價對于PPI的影響測算[1]，預計PPI回正節奏加快，或于3月底或4月回正，二季度將延續上漲趨勢，并于下半年趨于平穩，全年來看，PPI同比回升至0.5%-1.5%，CPI同比在1%-1.5%左右，通脹中樞雖然抬升但在可承受范圍之內，真正的風險在于持續數月的成本和物價抬升，可能對微觀主體的盈利和預期造成損害。

樂觀情形下，美伊沖突階段性緩和，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封鎖有局部放松的可能，若雙方短期內達成停火協議，或霍爾木茲海峽對非美國盟友國家選擇性開放，油價有望回調至100美元以內。考慮到發改委已對3月23日得成品油價格進行臨時調控，預計年內PPI同比或達到0-0.5%， CPI漲幅整體有限，全年同比增速或在0.5%左右。

悲觀情形下，雙方沖突在5月仍未結束，且向地面戰蔓延。3月20日，美國派遣3艘軍艦和2500名海軍陸戰隊員前往中東，預估3周到達，當前美國增兵作戰的風險加劇，但是否能演變成地面戰，甚至采取奪取哈爾克島的軍事行動仍然具有不確定性。若沖突進一步加劇、持續時長超出預期，甚至伊朗和中東地區的能源基礎設施受損，油價有望攀升至130美元甚至更高。在此情形下，預計全年PPI同比將升至1.5%-3%，全球滯脹風險加劇，下游終端需求難以承接持續升高的物價水平，發改委采取臨時調控、保供穩價措施，預計PPI與CPI剪刀差擴大，CPI同比或為1.5%-2%左右。

從結構上看，原油價格上漲更多帶動PPI結構性上行，這種成本擠壓會導致行業分化加劇。從當前原油價格的影響看，為應對潛在的原材料供應中斷風險，煉化廠已進行預防性減產，據隆重資訊，美伊沖突至今常減壓煉廠符合累計下滑超8%。3月下旬，國內汽、柴油價格大幅上調，物流成本整體增加，同時，除采礦業、石油化工產業鏈上游環節外，中游環節如化工、輪胎、建材等能源密集行業紛紛宣布漲價，部分產品如丁二烯相比沖突前已累計漲價超80%。從產業鏈角度看，石油生產會影響眾多行業，根據里昂惕夫逆矩陣可知，對石油依賴度較高的行業集中在精煉石油和核燃料加工品、水上與航空旅客運輸、基礎化學原料、化學制品行業等。其中，對石油開采依賴較高的前20個行業增加值占總增加值比重為7.2%。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成本不能沿產業鏈向下轉移，將進一步擠壓行業利潤空間，特別是與終端需求相關性更高的下游行業，如水上和航空運輸服務、物流與快遞、日用塑料制品、電池、農產品（受農藥化肥漲價影響）等。

考慮到我國能源對外依賴度低于20%，且前瞻性戰略儲備充足，輸入型通脹引發全面通脹的可能性較低，但當前我國有效需求不足的核心癥結仍然存在，需要警惕“類滯脹”風險。短期來看，在通縮的經濟環境下，輸入型通脹可以從外部強行打斷價格持續下行的預期，具備一定的信號意義。但若外圍沖突持續蔓延、物價水平長時間在高位中樞運行，而居民就業與收入預期偏弱、謹慎性動機增強、投資回報率下滑等因素影響下，國內需求未得到根本改善，輸入型通脹難以順利傳導至中下游和終端消費，長期來看，這種價格上漲不可持續。物價走勢極易呈現PPI大幅上漲，但CPI整體溫和甚至下行壓力再現的局面。后續伴隨大宗商品價格回歸至合理水平，我國整體物價走勢也將向國內基本面回歸，有效需求和微觀主體信心能否提振或對后續物價走勢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三、參考2021-2022年，各國如何應對輸入型通脹？

從物價上漲的來源、經濟和產業趨勢看，本輪輸入型通脹與2021-2022年存在更大的相似之處。其一，兩輪周期均面臨典型的外部供給沖擊和輸入型通脹的風險，且全球供應鏈經歷了大幅的調整和重塑。2020年是因為公共衛生危機導致的供應鏈斷裂，當前各國出于貿易保護與產業鏈安全重構的考量，密集出臺了涉及半導體、人工智能、關鍵礦產等領域的產業補貼法案與出口管制政策，全球供應鏈或進入新一輪調整。其二，兩輪周期內外需都表現出超預期的韌性。2021-2022年歐美經濟體消費需求和工業生產恢復，對進口商品需求旺盛，而中國憑借較早控制疫情、生產秩序恢復較快，填補了全球供需缺口；當前來自新興市場的工業化進程以及AI產業投資的需求都為我國出口提供了強大的韌性支持。其三，從產業角度看，半導體產業均處于上行周期。2021-2022年由于疫情引發的居家辦公需求，全球數字化轉型下開始出現芯片缺供問題；當前，全球AI投資熱潮正驅動新一輪半導體產業周期，帶動了國內相關產業鏈的價格上漲和投資擴張，這也成為今年PPI回升和制造業投資的主要結構性亮點。

通過梳理2021-2022年各國應對輸入型通脹的治理經驗，各經濟體的應對工具大致可以歸納為三類：保供穩價、提振需求，以及著眼中長期的能源轉型。

（一）以直接干預為核心的保供穩價

在供給側治理工具方面，戰略石油儲備（SPR）的釋放是各國應對能源價格飆升時最直接、見效最快的手段。2022年3月，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能源署（IEA）成員國宣布了史上最大規模的SPR協調釋放計劃，美國單方面承諾釋放1.8億桶，全球合計釋放約2.4億桶。這一舉措在短期內有效增加了市場供給，對油價上行形成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布倫特原油價格在SPR釋放公告后的數周內從每桶約120美元回落至100美元附近。然而，SPR的釋放本質上是對存量儲備的消耗，其有效性受到儲備總量的剛性約束，且后續補庫需求也一定程度上支撐了油價。截至2026年3月，美國SPR戰略石油儲備約4.15億桶，即便近年來有所補充，但仍未恢復至此前6-7億桶的常規水平。對于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影響較大的亞洲國家而言，日韓應急原油儲備相對更多，近年來我國持續推進戰略石油儲備建設，但應急石油儲備的保障天數（109天）仍然落后于日美等發達國家，SPR釋放作為短期工具的空間有限，需要更加審慎地使用。而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的石油儲備天數遠低于IEA建議的90天標準，越南、新加坡等國儲備尤為緊張，若原油價格持續上漲，東南亞國家的工業生產可能面臨較大的沖擊，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順應新興國家工業化進程所帶來的外需增長。

除釋放石油儲備外，“保供穩價”成為各國應對輸入型通脹的核心框架，其在平抑物價的同時，也對全球能源轉型、供應鏈安全及財政可持續性構成了實質性挑戰。在“保供”方面，各國的保供措施主要圍繞原油、天然氣價格直接傳導，且與民生保障高度相關的中游領域如肥料、農產品、礦產品，以及能源替代品煤炭、核電等，通過財政補貼等方式保障供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國家以犧牲國內能源轉型與全球自由貿易為代價，優先保障供應。一是部分國家尤其是歐洲的綠色轉型部署面臨政策回擺，部分歐洲國家臨時重啟、延長煤電機組運行，推遲核電退出時間表；二是主要農產品、礦產品出口國如印尼、印度相繼實施出口管制、加征關稅等措施，貿易保護再度興起。

在“穩價”方面，各國根據自身國情多采用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和行政直接限價等多種工具，2022年法國、西班牙等國對燃油費進行財政補貼，德國、荷蘭采用對燃油消費稅限時減征的方式降低油價，部分國家受限于財政空間而采取直接的價格限制，如阿根廷、匈牙利等對生活必需品和消費品實施價格凍結和價格上限措施。這些政策工具具備顯著的短期救濟性質，但造成了更大的財政負擔。根據IMF的估計，2022年全球化石燃料補貼總額達到創紀錄的 7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GDP的 7.1%，其中，政府直接支付以壓低價格的顯性補貼在2022年翻一番，達到 1.3萬億美元，全球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將保持在91%的高位，比新冠疫情前的水平高出約7.5個百分點，為后續財政整固埋下了隱患。

在“保供穩價”方面，2022年我國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價格調控工具箱。一是我國對成品油定價機制進行優化，當國際油價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調控上限后，國內成品油價格短期內不再上調，并對煉油企業給予階段性補貼，保障國內市場穩定；二是加大原油替代產品如煤炭、可再生能源的供應，2022年我國對所有煤炭實施稅率為零的進口暫定稅率，各地紛紛加快大型風電光伏等能源項目的建設和開工；三是對成本壓力大但難以傳導的行業，典型如農業領域進行補貼，以保障農產品的基礎供應。2022年中央財政分三批累計下達400億元農資補貼，直接發放給實際種糧農民，以對沖化肥等農資價格上漲的影響。

（二）通過提振需求對沖滯脹風險

歐盟以大規模、普惠式的財政補貼和稅收減免為主，直接向家庭和企業輸血，在主要經濟體中力度最大。歐盟及其成員國在2021年秋季至2023年初期間，對家庭和企業的能源補貼總規模接近8000億歐元，涵蓋了電費減免、取暖補貼、中小企業能源成本補助等多種形式。與此同時，多個成員國對發電企業設置了收入上限，對石油和天然氣企業征收了“暴利稅”（windfall profit tax），將超額利潤回收用于補貼終端用戶，有效緩沖了能源價格沖擊對中低收入家庭和能源密集型企業的直接傷害。

日本推出綜合經濟救助計劃，兼具現金發放、消費券和低息貸款等，意圖全面對沖通脹和日元貶值的雙重沖擊。2022年日元兌美元貶值逾20%，輸入型通脹壓力遠超歷史常態，日本政府先后出臺三輪經濟對策，總規模超過70萬億日元。在短期紓困層面，政府對向低收入家庭發放5萬日元現金援助，并設立“生育準備金”，向新生兒家庭發放優惠券等；為中小企業提供低息、無抵押貸款，延長疫情相關貸款援助期限。更重要的是，日本通過 “春斗”實現工資的集中增長，其核心是從收入端發力，直接提振居民購買力和通脹預期，順勢打破“工資-物價”通縮螺旋。2021年以來，政策通過分層次稅收優惠政策系統性引導企業漲薪，對工資總額增幅達標的企業，按增長幅度給予15%-45%的法人稅扣除。2022年“春斗”實現了2.2%的加薪，是四年來的首次加薪。此后，加薪勢頭持續增強，2023年工會提出的加薪要求達到約5%，為28年來最大。到2024年，豐田等大企業同意25年來最大幅度加薪。連續加薪成功抵御了成本推動型通脹對居民實際購買力的侵蝕，帶領日本走出了近30年的通縮。

相比之下，2021-2022年我國補貼政策主要針對低收入、特困等特定群體的救助需求，必要時著力托底內需。在輸入型通脹壓力下，中央出臺政策指引，對低收入人群實施與物價漲幅掛鉤的補貼救助。2021年11月，多部委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健全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聯動機制的通知》，提出當CPI單月同比漲幅達到3.5%，或CPI食品分項單月同比漲幅達到6%，各地可結合實際降低社會救助的啟動標準，對低保對象、特困人員等困難群體定向發放價格臨時補貼。貨幣政策方面，2021年央行在貨政執行報告中強調“堅決不搞大水漫灌”，并于2021年至2022年4月央行實施三次降準125BP，為市場提供流動性。2022年下半年，隨著穩增長壓力提升，政策重心進一步向需求端傾斜，通過乘用車購置稅減半及政策性金融工具等組合拳，著力托底投資與消費需求。

（三）降低對外依賴，加快能源轉型

從中長期視角來看，歷史反復證明，每一次由地緣沖突引發的重大輸入型通脹危機，往往會成為推動各國能源轉型和供應鏈重構的催化劑。上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深刻改變了全球能源格局的發展方向,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后，法國啟動了大規模的核電建設計劃，至今核電占法國總發電量的比例仍超過70%。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引發的第二次石油危機，直接促成了國際社會對建立戰略石油儲備體系的廣泛共識,IEA在此后將成員國維持至少90天進口量的石油儲備確立為硬性義務，這一制度安排至今仍是全球能源安全治理的基石。2022年俄烏沖突面對天然氣、原油供應風險，各國紛紛將能源安全提升至戰略高度，5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促進新時代新能源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方案》，且在《“十四五”現代能源體系規劃》中將“增強能源供應鏈安全性和穩定性”置于首位；歐洲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調整能源進口結構，從美國、卡塔爾、挪威等國大量進口液化天然氣（LNG）并建設LNG接收終端，并將可再生能源裝機目標大幅上調，風電和光伏投資在2022至2023年間出現跨越式增長，各成員國的能源轉型進程被顯著加速。

本次美伊沖突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已超出能源范疇，并延伸至全球大宗商品貿易環節。未來幾年內，各國或進一步提升能源安全的優先級，增加戰略石油儲備、推動進口來源多元化，加快對可再生能源以及電動車等對石油依賴低的相關領域的投資和推廣。雖然我國能源的對外依賴度較低，但來自供應鏈安全的挑戰更加嚴峻。一是進口來源集中度較高，對中東國家依賴度仍然接近總進口量的一半，而這些國家的原油出口幾乎都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有必要進一步分散進口來源；二是煉化短板和卡脖子環節仍然存在，我國煉化產能大多集中在低端的成品油煉制，中高端加工如高端化學原料、特種化學品、電子化學品依然大量依賴進口，這對我國加速國產替代和自主可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應對本輪輸入型通脹的政策建議

當前我國內需支撐強度、微觀主體預期與2021-2022年存在差異，這意味著本輪應對輸入型通脹的解決更加復雜。從內需和預期的角度看，2021-2022年中國經濟處于疫后復蘇通道，房地產投資雖已下行但仍有慣性，市場普遍認為經濟下滑的原因是外部沖擊，企業尚存擴張預期，居民消費意愿在疫后有所釋放，經濟各指標有望在疫后恢復至常態化水平；而當前房地產仍在調整中，尚未看到明確的周期拐點，制造業產能過剩、化債、微觀主體資產負債表修復緩慢等問題成為價格修復的主要制約，微觀主體的行為函數仍未從疫情中恢復。這意味著本輪輸入型通脹不太可能引發需求拉動型的全面通脹，但卻更容易形成“類滯脹”格局，政策對于穩增長與控通脹的權衡將更加困難。

當前促進物價穩定回升總體政策思路應體現前瞻性與靈活性，在確保物價平穩回升的前提下，將短期應急管理與中長期結構改革相結合，加強財政、貨幣、產業、價格等政策的協同發力，避免外部沖擊引發經濟的“類滯脹”風險。

（一）在價格調控體系方面，短期應對需以建立靈活高效的輸入型通脹應對機制，輔以中長期價格改革，以增強經濟的內生穩定性和抗沖擊能力

短期來看，應密切監測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靈活運用戰略石油儲備投放等工具，平滑國內市場價格波動，防止恐慌情緒蔓延。此次應對美伊沖突引發的油價上漲，國家發展改革委已于2026年3月23日再次啟動臨時調控措施，在機制框架內對汽柴油價格上調幅度進行適當控制。這既是對既有調控機制的延續，也體現了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針對受油價沖擊最為直接的交通物流、紡織、輕工等行業，應研究實施階段性的定向稅費減免或補貼政策，緩沖成本上升壓力，維持生產經營的穩定性。從中長期視角看，價格穩定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關鍵領域的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系統性降低經濟運行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要素錯配成本。例如加速推進油氣體制改革，切實落實管網設施的公平開放，降低中間環節成本；完善多層次電力市場的協同運作，特別是健全容量市場、輔助服務市場等配套機制，使能源價格能更完整地反映其實際供需、可靠容量及系統調節價值。

（二）短期政策框架需以穩定微觀主體預期為核心，加快年內各項既定政策工具的落地速度和實施效率

一是強化財政政策與準財政工具協同聯動。統籌用好超長期特別國債、地方政府專項債、政策性金融工具，把握時度效。“時”的方面，搶抓二季度黃金期，加快債券發行使用和投貸聯動，盡快形成實物工作量。對于符合要求的項目簡化審批流程，推動資金直達項目，爭取二季度末完成超長期特別國債60%下達、項目建設類專項債60%下達，以及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快速銜接，投放周期控制在1-3個月內；同步完善融資對接及項目儲備機制，避免“錢等項目”、“項目等錢”。“度”的方面，厘清邊界和投向，推動各類資金功能互補、形成合力，聚焦新質生產力、綠色、民生等重點領域。財政資金不缺位、不越位、不搞“大水漫灌”，給社會資本參與保留充足空間。超長期特別國債聚焦外部性強、周期長的跨區域戰略項目和設備更新，發揮中央資金兜底作用，“補位”社會資本不愿進的純公益領域；專項債側重地方基建、民生及產業園區配套，兼顧化債與清欠，并探索資本金領域“負面清單”管理，打破社會資本參與的領域限制；政策性金融工具重點補足項目資本金缺口，并為有一定收益的政府投資項目搭橋，為銀行信貸等社會資本鋪路。“效”的方面，強化協同保障和激勵引導，打通“最后一公里”。健全進度監測、用途調整和綜合效益評價機制，對前期進度滯后、效益不達標的項目及時調整用途，嚴防資金沉淀；完善激勵約束機制，細化“容錯糾錯”標準，并健全收益和風險分擔機制，讓社會資本能“算過來賬”，激發各方“敢投”活力。此外，堅持做優增量與盤活存量雙向發力，加快建立政府資產負債表，全面梳理存量資產，探索REITs、特許經營權等多元化盤活渠道，為各類資金提供退出路徑，降低不確定性和顧慮，形成“資產-資金-再投資”的良性循環，并考慮將盤活成效與新增債務限額分配、轉移支付等掛鉤，進一步激發地方主動性。

二是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依托財政貨幣聯合工作組，健全溝通反饋機制，把握政策目標和實施節奏，加大配合力度。在政府債券發行高峰期，貨幣政策可靈活運用降息、降準、公開市場操作（如國債買賣）等方式平抑流動性擾動、降低融資成本，年內可按需開展1次降息、1-2次（定向）降準。加強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與政府投資項目的銜接，對消費、科技、綠色、養老等重點領域提供低成本資金支持，與財政政策形成合力。

（三）考慮到當前我國需求修復基礎尚不牢固、微觀主體預期偏弱的事實，應對“類滯脹”風險，在保供穩價的基礎上，應繼續著力提振內需、擴大消費

參考日本經驗，在微觀主體信心不足的背景下，政策必須從收入端發力，提振居民實際購買力與通脹預期。因此，提振消費在擴大內需中應占據主要地位，其核心在于構建居民主體“有錢花”、“敢花”、“愿意花”的良性循環。讓居民“有錢花”，首要在于持續發展經濟以“做大蛋糕”，借鑒國際經驗，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收入增長促進機制。例如發揮國有企業在收入分配中的示范效應，推動工資總額增量向一線勞動者和關鍵崗位傾斜；在財稅政策上，應優化并落實針對企業職工培訓、研發投入以及吸納重點群體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將政策激勵導向人力資本提升，而非簡單的普適性工資補貼；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優化個人所得稅制度，釋放消費潛力。讓居民“敢花”，重點在于解決居民的后顧之憂。建議完善社保體系，取消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戶籍限制，推進醫保、失業、工傷保險省級統籌，縮小待遇差距；同時擴大服務業開放，健全消費糾紛解決機制，推動行業標準化，增強消費信心。讓居民“愿意花”，則需要從增加居民閑暇時間和創造消費場景入手，積極推動職工帶薪休假制度落實，配合落實中小學春假制度，釋放假日經濟潛力，中長期則需通過推動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持續釋放“新市民”群體的消費需求。

此外，多措并舉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其一，深化準入改革，持續縮減市場準入負面清單事項，研究制定民間資本參與“兩重”建設的實施細則，明確民間資本持股比例等要求；其二，以落實《民營經濟促進法》為契機，優化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確保民營企業在重大項目招投標、要素獲取中享有公平待遇；其三，優化民企投融資環境，通過定向降準降息強化信貸政策的精準性，降低擔保費率、加大中小企業貸款貼息，拓寬民企直接融資渠道等；其四，以“反內卷”為抓手促進企業盈利改善，鼓勵市場化手段（如兼并重組）優化供給生態，加大清欠拖欠款力度，修復企業資產負債表，形成企業盈利-投資良性循環。

（四）若外部形勢發生變化，政策應對需具有靈活性和針對性，留有充足的政策工具箱

在沖突升級的極端情形下，國內產業鏈安全與社會民生保障將面臨更加嚴峻考驗，宏觀政策需以“保供、穩價、強安全、穩預期”為最高宗旨，能源安全與社會穩定的優先級應高于短期經濟增長。建議啟動國家戰略石油儲備釋放機制，全力增加國內煤炭、油氣產量，保障初級產品供給。必要時，可對關系國計民生的汽柴油、電力等實施臨時性價格干預措施，如最高限價等，阻斷能源價格向整個經濟體系的傳導鏈條。同時，可評估通過發行特別國債等方式，針對鋼鐵、有色、化工等能源密集型行業實施專項紓困計劃，針對低收入群體和受影響嚴重的行業從業人員發放生活現金補貼或消費券，建立與CPI聯動的補償機制，以保障基本民生，維護社會穩定。

[1]據市場研究機構測算，當國際油價同比上漲10%，對國內PPI同比的拉動幅度約為0.4-0.6個百分點，對CPI同比的拉動幅度約為0.1-0.2個百分點。若根據投入產出表計算，油價上漲10%，對PPI同比拉動幅度在0.6個百分點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