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彥：憶時岳同志

猶如在風和日麗的晴天里，冷不防下了一陣瓢潑大雨，時岳同志真是走得太突兀、太出人意料了。

近些年來，時岳同志雖患肺氣腫，身體孱弱，但總算精神矍鑠，臨終前一直堅持工作，閑時還喜歡看看電視。憶及1996年4月2晚上，我和他通了三次電話，就有關“孫中山基金會叢書”的出版問題交換意見。那時他還告訴我，說他感染的傷風已經痊愈了。但僅過了三天，即4月5日中午，我剛吃過飯，忽從電話中傳來孫茜同志惶急的聲音，得悉時岳同志猝然跌倒昏厥，當我匆匆趕到李宅時，他竟已因突發心肌梗塞而撒手人寰了!這個完全意想不到的變故，令我和同事們莫不極感駭愕，悲痛不已!

我與時岳同志是20多年前結識的。1975年夏，張難生、陳勝莽、駱寶善、陳周棠和我一行五人，從廣州赴哈爾濱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歸途中專程到長春登門拜訪時岳同志，蒙受他和夫人孫茜同志的熱情款待。初次見到的時岳同志，給我留下了性情耿直、待人誠摯、學識淵博的深刻印象。往后數年，我們雖在學術交流活動中見過幾次面，但畢竟不算很熟稔。1983年他南下廣東，受聘為汕頭大學副校長，彼此間的交往才漸漸多了起來。汕大創辦初期，他曾再三動員我到該校任歷史系主任，雖然我并未打算接受邀請，而對他的這番盛意卻是感銘心扉的。倒是到了1988年他卸任汕大副校長一職時，應我們的懇切邀請，調至廣東社科院孫中山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從此成為親密的同事，在一起工作達八年之久。這可說是一種緣分吧!

時岳同志是一位雋才碩學、文思縱橫的史學家，對于他的來到，我是十分高興的。當時有一個重要考慮，因為我負責所里行政事務，自感在業務上、能力上都有所不逮，社會活動又較多，故期望他能分擔一些工作，為改善本所的狀況發揮積極作用。記得時岳同志剛到所時，我趨李宅造訪，跟他有過一次長時間的懇談。最初他表示，他已年屆60,手頭又有一些科研計劃尚待完成，故不擬承擔新的任務。可是，當我對他的愿望表示尊重卻又同時將自己的原先考慮和盤托出時，他竟爽快答應愿為所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后來果如所約，那些年他除了安排時間相繼完成自己的若干專著和研究課題外，還應我的請求做過許多大大小小的“力所能及”的工作，其中也包括社會上的一些學術性事務。如今回想起來，他對我先后提出的每一項工作請求，竟連一次也沒推辭過，而且做得非常認真、出色，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寶貴的精力。問題并不在于對我個人的支持幫助，而主要是表現出他對集體事業的高度責任感，為研究所建設以及所外學術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工作過程中，還處處顯露出他那個性鮮明的優秀品質。

就在上述的那次懇談中，時岳同志同意為培養本所中青年研究人員多出力，而著重抓充實專業知識、增強思辨能力和提高寫作技巧三個方面。為此，我于1988年冬提議時岳同志舉辦一個“中國近代史系列講座”,并請他體諒所里經費不足的困難，不擬付給一分錢酬金(往時請外面學者講課則是有酬金的),他都毫不猶豫地應承。這樣，講座延續了一個半月，每周舉行一次，共分六講：(一)太平天國和經世派的崛起；(二)洋務運動“翻案”的意義；(三)從洋務思想到維新思想；(四)從反洋教運動到義和團戰爭；(五)中國資產階級和辛亥革命；(六)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問題。每逢講座舉行時，全所同志都參加了，所外到會聽講的人也不少。我在主持講座時表示，因鑒于近代史研究的分歧很大，故請聽眾宜作出獨立判斷，并非一定要接受時岳同志的觀點不可。時岳同志對我的說法卻不以為忤，相反地，他在介紹各家見解時所持的態度相當客觀，闡發本人觀點之際也一再申明絕不強加于人。但是，他的講座博得了昕眾交口贊譽，尤其是對他系統縝密的論證方法和勇于提出新見解的治學態度，莫不感到獲益良深。

除講座外，多年以來，所里不少同志都曾登門向時岳同志求教，或討論學術問題，或請教治學方法，或送文稿征求意見。時岳同志常是來者不拒，放下手頭工作或犧牲休息時間，熱情接待。特別是對來訪的青年同志，更懷著引掖后輩的心愿，諄諄善誘，誨人不倦。他待人以誠，從不敷衍應付，但有時直言無忌，對某些業務上的不足批評過嚴，要求過苛，而使人頗感難堪。雖然如此，一些受過他批評的同志事后說，李老師的確點中了要害所在，這種幫助使自己有了恍然醒悟的感覺。正是在時岳同志的嚴格指導下，有些中青年同志的業務水平和研究能力得到了明顯的提高。

1992年，本所設置以“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為研究方向的碩士學位點。我對此完全外行，同事中具有培養研究生經驗的人也極少，因此，我請時岳同志負責抓這項工作。這對時岳同志來說固然駕輕就熟，但他也確為此花了不少時間。無論是主持考生口試、制訂教學計劃、敲定課程設置、組織輔導等等，他均盡心盡力。直到逝世前為止；他每年都開設《中國近代史概論》、《中國近代史料問題》兩門課，并指導畢業論文。常聽得研究生們反映說，李老師博學多才，思想銳敏，上他的課或接受他的個別輔導，每能收到啟聵發蒙的效果。

新編《孫文全集》,是本所承擔的一項艱巨任務。考慮到時岳同志的年齡和健康狀況，故未請他參加具體的編輯工作。然而每當我們舉行編輯會議時，他總是應邀出席，并對如何改進全書體例、提高校勘質量等提出一些頗有價值的意見。有一件事特別令我難以忘懷。那是在1995年秋間，有一天我向他提起，說中華版《孫中山全集》是新編本據以利用前人成果的主要版本之一，我早就想請他審讀該集，糾正書中校勘文字和標點方面的不當之處，但因眼見他近年來精神欠佳，走路時老是氣喘吁吁，故一直猶豫未敢啟口。他聽了馬上說：“這件事可以交給我做。只要我不出門，在家里看看書并不會有什么影響，精神上沒問題。”這樣，他說干說干，立即花了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把約500萬字、共11卷的《孫中山全集》從頭到尾閱讀了一遍，勘誤達數百處之多。當我拿到經筆改的這套書時大受感動，在一次會上請各編輯人員要好好學習時岳同志的工作精神。他的勘誤工作，雖有一些由于未曾核對底本及其他原因而尚須再作推敲，但不少地方確是糾正了該集的明顯訛誤或疏漏，顯示出他很高的史學造詣和文字修養。

時岳同志在本所工作期間，大部分時間是我擔任所長一職。屬于所長分內應做之事，除了一部分由副所長分擔外，還有一些是私下請時岳同志代勞而以我的各義簽發的。例如，當我忙不過來時，便請他對本所成員的業務考核、成果鑒定等寫出意見。再如某些工作方案，也請他代擬。關于這方面的情況，在他生前幾乎無人知曉，或知者寥寥。作為一位年長的資深學者，而甘默默無聞地做這類瑣事，我一直是心懷感佩的。時岳同志絲毫不圖名利的高尚品德，在編輯論文集時更明顯地表現出來。他調來廣州后曾參與幾本論文集的編輯工作，有此實際上由他主編，在后記中卻僅作為編者之一列名，對于此，他是從不計較的。而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請他獨立為某學術團體編一本論文集，并提出他僅可做一個盡義務的“無名英雄”,即集子封面署名該學術團體主編，后記中不提編者名字，又沒有編輯費，他都慨然答允，并且很快就編了出來。事后，我在感激之余又頗有些后悔，懷疑自己處理是否得當，可不能因為人家風格高就忽略其正當權益呀!時岳同志的另一優點是剛直不阿，決不徇私迎合。記得有一次我請他主持編輯某個國際學術討論會的結集，隨后我組織一次編輯人員會議，他在會上提出了幾條取舍標準，其中一條是討論會期間未提交論文會后補寫的不收。我聽后當即笑了起來，說時岳同志的這條意見分明是針對我這號人的，如果我們利用職權而塞進自己的文章，那的確不公平。當時我還深有感慨地說，以我和時岳同志之間的關系，在今日的社會風氣下能說出這種話的人已經不多了，像他這樣正直的人也實在太少了!其實，時岳同志的這種剛正坦蕩作風是一貫的，在本所全體會議上，他就曾多次公平批評過我的行政能力和工作方法上的種種缺點，有時簡直不給我留面子，但我卻從中體味到他的善意。

時岳同志在廣州期間所從事的一項最繁重的社會學術工作，是擔任“孫中山基金會叢書”的專著系列主編。關于該叢書的出版設計方案，最早的草稿是我請他構思和執筆的。而1996年秋出版的三部專著,全都由他負責編審。由于著者成書時間先后不一，其中一部書稿早經他審定，另外兩部則是在他臨終前不久才完成審訂工作的。那是在1996年3月1日，我和一位著者共同把兩部書稿送到他家中，由于有過校閱《孫中山全集》時出現后勁不繼的教訓，加以其中的一部書稿因字數過繁須作上萬字的刪汰，做起來相當耗時費神，我擔心他的身體吃不消，故征詢他意見，可否把這部書稿轉送給另一位編委審訂。可是，他始終堅持要自己動手，其理由是他一直跟蹤該書稿的寫作，刪削時質量較有保證。就這樣，直到3月26日他才把約達90萬字的兩部書稿審訂完畢。當他將書稿交給我時，還附有一份書面說明，詳細列出原稿字數、刪除字數及所在頁碼等等。時岳同志就是這樣以極端認真負責的態度來對待我們的事業的，而且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他是在健康日趨惡化的情況下勉力堅持工作的，因為十天后他就不幸病逝了!這件事使我至今悔疚自責，當時我為什么不進一步設法勸阻他呢，這原來是可以辦到的呀!

眾所周知，時岳同志是在國內外具有相當知名度的歷史學者，我所認識的港臺及國外學術界的一些朋友，對他頗多贊辭。他逝世后，臺灣、日本的報刊還分別登載了紀念文章和生平介紹。其所以知名，主要是因“文革”后他在近代史研究領域發表了不少新見解，并且自成體系，在史學界產生了堪稱為“石破天驚”的反響，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坦白地說，前些年我對這場討論不甚了了，也并未真正讀過時岳同志的論文和有關反駁文章。只是到了1993年底，時岳同志送給我一本剛出版的論文結集《近代史新論》,我認真地讀了，還找了一部分反駁文章來看。讀后，我作出了如下的兩點判斷：第一，時岳同志的新觀點與建國后的“傳統”觀點確有很大不同，但基本上仍不脫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應用范圍，有的甚至是在原有“傳統”觀點的基礎上作某些修正或發展而來。至于他的許多具體論斷，可謂見仁見智，我個人是贊同者有之，未敢茍同者有之。然而，他敢于率先沖破近代史研究中“一言堂”的局面，對近代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探討也不乏真知灼見，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可貴貢獻。第二，代表“傳統”觀點一方與時岳同志之間的討論，總的看來是屬于正常的學術爭鳴。我們需要擺事實、講道理而又針鋒相對的爭論，通過充分論證以力求在觀點上駁倒對方，這是無可非議的；但不可否認，討論中深文巧詆的現象也曾出現過，盡管是極個別的。基于上述認識，1994年3月中旬我在本所召開關于《近代史新論》一書學術座談會，著重就如何在歷史研究中勇于創新、大膽探索的問題展開討論，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隨后，陸續聽到國內史學界的一些同行介紹，在南北各省市高等學校中，已越來越多地采納該書的基本觀點來講授中國近代史。后來又得悉該書榮獲兩個獎項：一是1995年11月國家教委頒發的第二屆全國高校出版社優秀學術著作獎；一是1996年5月中共廣東省委宜傳部頒發的1995年度廣東省宣傳文化精品獎。時岳同志雖無法親自出席后一獎項的頒獎儀式，卻當可告慰于九泉之下。據我所知，他生前有時因在爭論中自感蒙受某種壓力而郁郁寡歡；但是，他除了在某些公開集會上為自己的觀點作理直氣壯的辯解外，從不曾在我或其他同事面前發泄過不滿，也不曾私下談論任何與他爭論的對手，這種修養是非常難得的。

時岳同志離開我們已近兩載了。我一向視他若兄長，眷眷之情，非筆墨所能盡述。本文僅就時時縈繞心頭的一些片斷經歷寫出來，以寄托哀思。安息吧，時岳同志!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孫中山研究所研究員、原所長，孫中山基金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