斂財1575萬元、獲刑5年6個月！上市銀行原行長挪用公款案細節全披露

“消失”6年后，束行農的名字再度進入公眾視野。

最高法刑二庭主辦的《職務犯罪審判指導》第4輯披露，束行農因挪用公款罪獲刑5年6個月，塵封多年的案情也隨之首次公開。

束行農在南京銀行任職超過20年，歷任資金計劃處副處長、資金營運中心總經理、副行長、行長等職，直至2019年5月平調南京新農發展集團副董事長。

2019年6月中旬，市場傳出束行農“被帶走”消息。盡管他迅速回應“消息不實”，但同年11月，束行農即卸任相關職務，自此淡出公眾視線。

一款為內部人“量身定制”的理財

案件源頭可追溯至一筆被“量身定制”的理財產品。

2006年，根據信貸資產證券化的要求，國家開發銀行發行“KY01證券”，債券包含30多筆貸款，總計金額約50億元，面向港口、電力、煤炭等領域大型國企、民企發行。

其中，債券A、B屬于優先檔，以招投標形式向社會公開募集，到期后先行兌付；C檔屬于次級檔，向特定單位或主體私募發行，必須募集到位，且在優先檔先行兌付后才可兌付。

同時，C檔需要優先保障A、B檔成本及收益的實現。但在產品收益持續穩定良好的情況下，在A 、B檔優先兌付完畢后，C檔的收益率會更高。

作為證券的承銷商之一，J公司固定收益部副總經理莫某（另案處理）、業務部經理劉某在掌握其背景與發行信息后，判定其收益穩定、業績良好，具有投資價值。

為謀取個人經濟利益，二人商議決定，由莫某聯系銀行發行分級理財產品，專門對接該證券。莫某隨即找到時任N銀行副行長束某，以及該行資金運營中心副總經理戴某等人。

多方商議后，束某拍板決定，由N銀行發行理財產品對接上述證券。2008年6月 ，N銀行以上海信托為信托通道，發行“JF1號”理財產品。

綜合司法文書與公開信息可確認，N銀行為南京銀行，束某、戴某分別對應時任副行長束行農、資金運營中心副總經理戴娟，二人上下級關系長達十余年；“JF1號”則是“聚富1號”理財產品。

該產品募集資金4.25億余元，用于投資購買“KY01證券”的C檔債券。產品分為穩健級和進取級：穩健級募集3.65億余元，面向社會公眾與銀行機構發售，預期年化收益率9%；進取級僅募集6000萬元，由束行農、戴娟、莫某、劉某等70余人認購。

而在“聚富1號”設立時，莫某、劉某就考慮到，由于人民銀行屢次加息，當時穩健級理財產品的利率較高，但隨著時間推移，資金會寬松，市場利率會下調，到時候可以對已設立的“聚富1號”進行終止，通過再次發行新的理財產品或設立新的信托計劃，降低穩健級的利率，抬高進取級的利率，從而獲取高額收益。

二人將上述意見與束行農等人溝通，束等人同意，雙方經商議決定，在“聚富1號”協議書中增加提前終止條款，約定“聚富1號”在達到9%年收益率的情況下，可以提前終止。

這也為后續操作埋下伏筆。

一場精心設計的“騰籠換鳥”

2008年年底，莫某與劉某商議后，向束行農、戴娟等人提議提前終止“聚富1號”理財產品，并另行設立發行穩健級收益更低、進取級收益更高的新理財產品投資“KY01證券”。

對束行農等人來說，提前兌付有三點好處：一是不容易暴露違規購買自己銀行理財產品、獲取高額收益的事實；二是可以對新產品進行結構化設計，大幅抬高進取級收益；三是可以精準控制6000萬元進取級投資的個人分配額度。

問題在于，束行農等人找不到合適的大額“過橋”資金。沒有哪個主體愿意提供“過橋”資金先行兌付“聚富1號”，在他們聯系發行新的理財產品或信托計劃后，歸還墊付資金。

在束行農、莫某等人先行商議決定后，由他分管的南京銀行金融市場部提出，使用自有備付金提前兌付。備付金是銀行為保障客戶存款安全、維護日常運營、應對突發情況而準備的資金。

在“聚富1號”收益穩定的情況下，束行農等人編造國開行股改、經濟復蘇導致企業違約金上升等理由，謊稱“KY01證券”收益急劇下降，夸大金融風險，提議以備付金提前兌付。

不過，該提議遭到南京銀行個人業務部、風險控制部等部門的反對，認為風險具有不確定性，提前兌付可能會引發投資者反對。因此，束行農等人將該提議提交行長辦公會集體研究。

在行長辦公會上，前述部門仍提出反對意見，但束行農未予以考慮，以備付金提前兌付“聚富1號”的提議最終過會。

2009年7月，束行農等人使用銀行備付金4.8億余元，按照穩健級年化9%、進取級33.89%的收益率提前兌付了“聚富1號”。南京銀行取得了“KY01證券”的信托受益權。

隨后，束行農等人又通過聯系新華信托，設立新的信托計劃及理財產品，募集資金4.9億元，對接南京銀行持有的信托受益權。

在新的信托計劃中，進取級規模仍為6000萬元，但認購人數大幅縮減至21人，核心依舊是束行農、戴娟、莫某、劉某等人。

由于穩健級的收益率由原來的9%下降至4%，束行農等人購買進取級理財產品獲取了1.2億余元的高額收益。其中，束行農本人投資750萬元，獲益1575萬元，收益率高達210%。

而相較于束行農等人的高額獲益，南京銀行在支付4億余元兌付資金的情況下，僅獲取了幾百萬元的收益，提前兌付的主要收益被束等人非法占有，該行并不知悉了解相關情況。

終審落槌：挪用公款罪成立

案發已是十年后。

2019年2月，南京銀行公告稱，該行資產管理業務中心總經理戴娟、資金運營中心副總經理董文昭及鑫元基金副總經理李雁因個人原因，不能正常履職。隨后消息證實，三人配合南京市紀委協助調查。

束行農則在當年5月因工作調動辭去該行行長等職務，后平調南京新農發展集團副董事長。而在辭任公告中，南京銀行并未對其任職期間所作貢獻予以致謝。

到6月中旬，市場傳出束行農“被帶走”消息。盡管他迅速回應“消息不實”，但同年11月，束行農即卸任相關職務，徹底淡出公眾視線。

《職務犯罪審判指導》第4輯則披露，束行農系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劉某到案后也如實供述。查明案情后，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束行農、劉某構成挪用公款罪。

一審法院認為，束行農、劉某共同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營利活動，均已構成挪用公款罪。束行農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

此外，束行農系自首，劉某系坦白，二人均認罪認罰，案發后退繳全部違法所得，依法可從輕處罰。

最終，一審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處束行農有期徒刑5年6個月，判處劉某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對扣押在案的違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繳。

一審宣判后，束行農不服，提出上訴。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一審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對于束行農等人認購本行理財產品，又利用銀行備付金提前兌付以獲取高額收益的行為應如何定性，《職務犯罪審判指導》第4輯該案件撰稿人指出：

主觀上，雖然束行農個人實際出資750萬元，但其具有挪用銀行備付金提前兌付產品、通過新理財產品謀取高額進取級收益的故意。即挪用公款，獲取高額收益。

客觀上，束行農等人違規使用銀行備付金，在約14個月內獲得高達210%的投資收益，其收益與其職務便利及違法行為存在緊密關聯。

因此，束行農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營利活動，情節嚴重，已構成挪用公款罪，其獲取的1575萬元屬于違法所得，依法應予追繳。

責編：羅曉霞

排版：楊喻程

校對：楊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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