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奴才 ” 史論

在清朝，“奴才”是奴仆的代稱。旗人在皇帝或主子面前往往自稱“奴才”，表示對皇帝和主子的效忠與親近之情，它是滿語“阿哈”的漢譯。清宮太監(jiān)曾回憶：“其實奴才并非卑賤之稱，請看各世襲王公對太后、皇上、皇后都自稱奴才……約言之，只要受皇家眷養(yǎng)者必須自稱奴才。”

“奴才”一詞并非清朝一朝獨有，然而其涵義卻大相徑庭。歷史上的“奴才”是何意？趙翼對此有精彩的論述：“罵人曰奴才，世謂起于郭令子儀‘諸子皆奴才’之語，非也。晉劉淵罵成都王穎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田嵩罵楊難敵曰：‘若賊氐奴才，安敢希覬非分！’王猛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況數(shù)十萬乎！’魏爾朱榮謂元天穆曰：‘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唐末董璋反，以書誘姚洪不聽。城陷，璋責(zé)之。洪曰：‘汝奴才固無恥，吾義士，肯隨汝所為乎！’是晉、唐已有此語。按奴或作駑，《顏氏家訓(xùn)》謂：貴游子弟，當(dāng)離亂之后，朝市遷革，失皮而露質(zhì)，當(dāng)此之時，誠駑才也。又《五代史·朱守殷傳》：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后為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之，守殷無備，南城遂破。莊宗罵曰：‘駑才果誤予事！’”由此可見，在歷史上，“奴才”一詞均含有貶義和否定之意。在現(xiàn)代，“奴才”之意也是如此。

但是在清朝，“奴才”有特定的含義與用法，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情況都能用的詞匯。“有清故事，漢臣奏事稱臣，滿臣則稱奴才；惟與漢臣會銜，始亦稱臣；非以滿臣為卑，蓋視若家奴，親之之意；漢臣則較疏也。”“旗員奏事自稱奴才，而其仆婢對主人亦稱奴才，故讀《兒女英雄傳》一書，覺‘奴才’之聲洋洋盈耳也。”在慈禧身邊服務(wù)過兩年的德齡記載：“他們(滿洲婦女)對太后說話時總稱太后‘老祖宗’，自稱‘奴才’，所有的滿洲家庭中都有這習(xí)慣，‘你’、‘我’這些代名詞通常是摒棄不用的，以‘母親’、‘父親’或者兒女名字的第一字代替。”旗人的后代回憶：“過去有句俗話，‘滿稱奴才漢稱臣’。清入關(guān)前，統(tǒng)治者被稱為‘主子’，歸他統(tǒng)轄的滿族人民，就都是‘主子’的家奴(滿語卜衣)，自稱‘奴才’。這種奴隸社會的遺風(fēng)，一直到滿族入關(guān)，進入封建社會后仍長期存在。”

清朝初年，山西大儒傅山，將“奴才”看做最可憎、可惡的字眼，其視奴氣為鼠狗一類動物的行徑。魯迅認(rèn)為，清朝的滿洲人自稱“奴才”，漢人只能自稱“臣”。“這并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yōu)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于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故滿人稱奴才，有時可以稱臣；漢人稱臣，無時可以稱奴才。”傅山的觀點與清初激烈的滿漢矛盾以及漢族知識分子對故國情節(jié)有關(guān)。魯迅與陳垣兩位先生，一位是文學(xué)巨斧，一位是史學(xué)大師，但在傳統(tǒng)“華夷之辨”和辛亥革命時期排滿主義思想的影響下，他們對“奴才”一詞的理解有其時代局限性。他們均認(rèn)為“奴才”是旗人專利，漢人在任何時候不得自稱“奴才”，這一觀點顯然是錯誤的。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旗人都自稱“奴才”。

一、清朝皇子盡管也是旗人，但比較特別，他們向皇帝上奏折時，無論因公還是因私，均自稱“臣”，從未見過自稱“奴才”的奏折。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中皇太子胤礽向康熙帝上奏折多達七十余次，除《皇太子胤礽奏為詢厄魯特歸降者哈什哈等事折》和《皇太子胤礽奏報尚書圖納脖子生瘡折》兩折之中胤礽無自稱外，其他的奏折中均自稱“皇太子臣胤礽”。

二、皇帝的兄弟，也不向皇帝稱“奴才”。雍正元年，廉親王允禩上折時自稱：“總理事務(wù)和碩廉親王臣允禩等謹(jǐn)奏。”雍正四年，“御制天清地寧四序成”，雍正帝諸位皇弟，誠親王允祉、怡親王允祥、莊親王允祿、多羅果郡王允禮等上表表示祝賀，在賀表中他們均稱臣。

三、皇帝的長輩，也不向皇帝稱“奴才”。康熙二十九年，國舅佟國綱征準(zhǔn)噶爾陣亡，康熙帝欲親往佟國綱墳塋致祭，佟國維等上奏：“臣兄效力陣亡，乃人臣所當(dāng)然。亡者如果有知，皇上此臨，不但臣兄之魂未安，臣父母之魂亦必不安。”

四、皇帝在母親之前，亦不稱“奴才”而稱“臣”。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向其母祝壽：“兒皇帝臣謹(jǐn)奏，為遙祝仁壽事。”

五、皇帝祭天時，自稱“臣”。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至天壇為皇祖母祈福免病時，自稱“臣”。“嗣天子臣玄燁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曰：臣仰承天佑，奉事祖母太皇太后，高年荷庇，藉得安康。今者，疹患驟作，一旬以內(nèi)，漸覺沉篤，旦夕可慮。臣夙夜靡寧，寢食捐廢，虔治藥餌，遍問方醫(yī)，罔克奏效。五內(nèi)憂灼，莫知所措。”

另外，除旗人可以自稱“奴才”外，還有一些民人也能自稱“奴才”。

一、“往例：八旗臣工每奏對皆自稱奴才。相沿已久，上以奴才既稱奴才，而大臣亦稱奴才，甚不合體，禁止之。后惟革職官可以此稱。”在此，蕭奭提出革職的官員也可以自稱“奴才”，包括漢人文官。

二、清朝宦官大多由貧苦的漢人擔(dān)任，他們也是自稱“奴才”。德齡在《御香縹緲錄》中記載了李蓮英與慈禧的一段對話：“奴才要啟奏的是一個大吉大利的好消息！”

三、清朝的武職人員，不分滿漢，在請安折等必須自稱“奴才”。甘國寶為福建屏南人，雍正朝武進士。其附庸風(fēng)雅，模仿漢文臣在奏折中稱“臣”，乾隆帝對此大為光火，上諭軍機大臣等：“福建提督甘國寶奏請陛見及請安折內(nèi)，于書銜處稱臣，殊不合體式。向來武職具折，例稱奴才。”

四、清廷極為重要滿語與蒙古語。故而，在清宮內(nèi)部，有一些教皇帝與皇子的蒙古語老師，他們并不全是八旗蒙古人。但見皇帝與皇子時，均自稱“奴才”。“見皇子，長跪請安，稱奴才……蒙古立教，滿洲坐教。”

故而，“奴才”一詞和旗人身份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一方面，不是所有的旗人都自稱“奴才”。另一方面，在一些特殊情況下，非旗籍人員亦能自稱“奴才”。

清廷第一次對“奴才”與“臣”之稱謂進行正式規(guī)范的是雍正帝。雍正元年，世宗特別上諭：“凡奏章內(nèi)稱‘臣’，稱‘奴才’，俱是臣下之詞，不宜兩樣書寫。嗣后著一概書寫‘臣’字。特諭。”在此，雍正帝反對旗人上奏折時自稱“奴才”，要求旗人和漢大臣一樣，上奏折時均稱“臣”。乾隆六年，旗人張廣泗上奏折時自稱“臣”。高宗上諭軍機大臣等曰：“張廣泗系漢軍，請將伊子隨任，原為一已私事，折內(nèi)應(yīng)寫奴才，乃自寫臣，伊子寫奴才，殊屬不合。可寄信訓(xùn)飭之。”乾隆帝強調(diào)旗人上折，談及私事時須稱“奴才”。為了規(guī)范旗人與漢人在奏折的自稱，乾隆帝規(guī)定：“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傳諭嗣后頒行，公事折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折奏，仍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

乾隆帝將“奴才”與“臣”之區(qū)別，界定于“私”與“公”之間，并無地位之高下，關(guān)系遠疏之別。乾隆三十五年，在處理“周元理搜捕蝗孽一折”時，高宗上諭軍機大臣：“西寧、達翎阿則稱奴才，周元理則稱臣，殊覺可笑。臣仆本屬一體，均系奉上之稱字義雖殊，其傳則一。滿漢臣工自稱，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雖滿洲大員，亦一例稱臣。而滿洲督撫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稱之為卑而近，稱臣為尊而遠也。即如滿洲大學(xué)士，在朕前亦自稱奴才。而漢人雖丞簿末秩引見，亦皆稱臣。豈丞簿漢員，因此遂得謂尊于滿大學(xué)士乎？朕撫御臣民，并無歧視。而朝廷體統(tǒng)，本自尊嚴(yán)，又豈因臣下之稱奴才而尊崇有加，稱臣而體制有減乎。朕于此等事，從不計較。即漢人中，間有于召對時稱奴才者，亦并無嘉賞之意。而折奏到銜，則不宜參錯。止當(dāng)論首銜何人，或滿或漢，皆可以一稱貫之。如此次三人會奏之折，西寧名列在前，既稱奴才，則達翎阿、周元理，自當(dāng)連名直寫，又何事妄生區(qū)別于其間耶。若謂周元理不屑隨西寧同稱，有意立異。是視周元理身分太高。諒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節(jié)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達事理耶，可笑之至。將此傳諭周元理知之。”

乾隆帝在此強調(diào)：“奴才”與“臣”只是旗人與漢人大臣在不同場合的自稱而已，不存在因自稱“奴才”而導(dǎo)致“卑而近”，自稱“臣”而導(dǎo)致“尊而遠”的情況。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再次重申了“奴才”與“臣”只是滿洲舊例，與地位高低和身份尊卑無關(guān)。“向來，奏折滿洲率稱奴才，漢官率稱臣，此不過相沿舊例，且亦惟請安謝恩，及陳奏己事則然。若因公奏事，則滿漢俱應(yīng)稱臣。蓋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朕從不稍存歧視。不過書臣覺字面冠冕耳，初非稱奴才即為親近而盡敬，稱臣即為自疏而失禮也。且為君者，豈系臣下之稱臣稱奴才為榮辱乎。今天保馬人龍之折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為指斥，恐此后轉(zhuǎn)相效尤。而無知之徒，否或因為獻媚，否或竊為后言，不可不防其漸。即如各部院衙門題奏折本，雖至微之筆帖式，無不稱臣，又何用強為區(qū)別于其閑耶。嗣后，凡內(nèi)外滿漢諸臣，會折公事，均著一體稱臣。以昭畫一，著為令。”

盡管乾隆帝詳細(xì)地規(guī)定了“奴才”與“臣”之用法，但是，許多旗人為了取悅于乾隆帝，拉近與皇帝之間的關(guān)系，即使在公事折中也自稱“奴才”，以示親密。這樣的做法，也被乾隆帝嚴(yán)厲的批評。“常青、徐嗣曾聯(lián)銜俱稱奴才，殊不知政體。向來旗員督撫奏折，除請安、謝恩外，俱一體稱臣。今常青系將軍署理督篆，于此等奏折，自應(yīng)照例稱臣。況同為臣仆，尊親原不系此。即稱奴才，于尊君之道，亦非有加。至徐嗣曾原系漢員，聯(lián)銜具奏，尤不應(yīng)如此。著傳諭常青，嗣后除請安謝恩外，凡遇地方事件，俱照例一體稱臣，不得仍稱奴才。并諭徐嗣曾知之。”乾隆帝之所以批評常青，原因有二：一是常青署理將軍篆，是為公事，應(yīng)自稱“臣”，因為乾隆帝早就規(guī)定只有在請安折、謝恩折等私事之中才能自稱“奴才”。二是，此折為聯(lián)名折，徐嗣曾為漢人，在折中自稱“奴才”，易導(dǎo)致滿漢不分，有違體制。

道光五年，宣宗對滿漢大臣之自稱再次上諭：“向來督撫等奏折，有關(guān)地方公務(wù)，例俱稱臣。從前乾隆年間，屢奉圣諭，通飭各省，自應(yīng)永遠欽遵。近日各省奏折，不能畫一，殊屬未協(xié)。嗣后，各省旗員督撫藩臬，除請安謝恩外，凡奏事具折，俱著一律稱臣，以符體制。”雖然有此規(guī)定，但許多旗籍大臣在奏公事折中仍自稱奴才。不僅如此，一些旗籍大臣在與漢臣聯(lián)名折中亦自稱奴才。咸豐元年，廣州副都統(tǒng)烏蘭泰在匯報象州戰(zhàn)敗折中，以奴才自稱：“以后籌畫堵剿情形，應(yīng)由署撫臣周天爵、提臣向榮會同奴才另行具奏。”‘光緒年間，內(nèi)閣學(xué)士文碩激烈抨擊旗人拋棄旗人舊俗，動搖八旗根本，談及八旗簡樸之負(fù)與國運興衰之間關(guān)系。他在奏疏中常以奴才自稱：“奴才愚以為，凡此數(shù)事，皆關(guān)國俗消長之機。國俗既崇，然后可及于天下。化民之端，其在是乎？然則今日端士習(xí)，維風(fēng)化，未有要于此者矣。”在其他討論國家大政方針奏疏時，文碩毫無避諱地反復(fù)以“奴才”自稱。

晚清，革命黨人為了革命的需要，疾呼排滿。他們圍繞“奴才”大做文章。其中《奴才好》一文中，以反語的方式對“奴才”一詞進行猛烈的批判，將“奴才”與無恥、賣國、無尊嚴(yán)聯(lián)系在一起。“奴才好，奴才樂，世有強者，我便服。三分刁七分媚。”什么革命，什么自由，什么平等產(chǎn)，“都能害性命……我輩奴仆當(dāng)勤勞戒之”。以前歸順過大金、大元、大清，現(xiàn)在就范大日本又何妨？“奴才好、奴才樂，奴才到處皆為家，何必保種與保國。”“惟奴才最無用，惟奴才最無恥，惟奴才不可與義士并列……滿臣其自稱皆曰奴才，亦竟不以為辱，真不可解。繼而思之，彼固奴才，而直認(rèn)不諱，有其實，乃用其名，誠何足異？”而對革命黨人的批判，清廷開始對此問題進行反復(fù)的討論，對臣工稱謂進行改革，以此來“平滿漢畛域”，顯示滿漢平等。

光緒三十二年，政府正式就此問題進行討論，“免去滿員稱奴才字樣，一律稱臣”。此問題懸而未決，于是在光緒三十三年，政府對此問題又進行了討論，依然沒有結(jié)果。宣統(tǒng)二年，軍諮處直接向中央奏請：“嗣后，武職奏事刪除奴才字樣，一律稱臣”。最后得到清廷的答復(fù)，清朝末代皇帝溥儀上諭：“君臣為千古定名，我朝滿漢文武諸臣，有稱臣稱奴才之分。因系舊習(xí)相沿，以致名稱各異。恭讀高宗純皇帝諭旨，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嗣后，凡內(nèi)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著一體稱臣等因欽此。”宣統(tǒng)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清廷降旨：“內(nèi)外滿漢文武諸臣章奏，一律稱臣。”八旗官員奏折，無論公私，不再稱“奴才”，與漢族官員統(tǒng)一稱臣，以示滿漢平等之意。載澤將臣仆之稱與滿漢關(guān)系、立憲制度聯(lián)系起來，認(rèn)為此舉有利于化解滿漢畛域。“當(dāng)此立憲時代，尤宜化除成見，悉泯異同。嗣后，內(nèi)外滿漢文武諸臣陳奏事件，著一律稱臣，以昭畫一，而示大同。”

1911年，辛亥革命一聲炮響，大清帝國土崩瓦解。在革命浪潮和民主共和思潮的沖擊下，“奴才”這一特別的稱呼，和封建帝制一起被帶入了歷史的墳?zāi)埂＃ü?jié)選自《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