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參加長征者預估大校軍銜，最終卻獲少將軍銜

1955年，新中國第一次實行軍銜制。

授銜名單公布前，全軍上下都在掂量。有人覺得高了，有人覺得低了；有人主動讓銜，有人主動爭取。

每個人心里都有一桿秤，稱量著自己的資歷、戰(zhàn)功、職位，稱量著組織會如何看待自己。

其中沈啟賢也在掂量，他推演過，得出結論：估計是大校吧。

他覺得不高不低，合情合理。

這個結論并非妄自菲薄，而是基于他對自己“短板”的清醒認知。

第一，他來得晚。1936年才率部起義參加紅軍，1937年才入黨。在那個年代，這意味著他錯過了土地革命戰(zhàn)爭最艱苦的歲月，沒有走過長征，沒有經歷過反“圍剿”的九死一生。那些1927年就參加南昌起義、1928年就上井岡山的老革命，那些走完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資格擺在那里，他比不了。

第二，他出身舊軍隊。從西北軍起義過來的將領，在1950年代的評銜語境里，總歸與“根正苗紅”的老紅軍有些不同。

第三，他性格比較直。有啥說啥，敢于提意見，不迎合，不繞彎子。這種性格在哪個體制里都不太討喜，他自己也清楚，領導眼里自己恐怕是個"刺頭"。

其實關于他的性格，他自己提到在1951年他正在前線39軍主力部隊作戰(zhàn)時，軍委調他去后勤部當參謀長，他回電“請求收回成命”，不愿離開戰(zhàn)斗部隊。

彭老總一向都能體諒部下，在當時的情況下，沈啟賢想堅持在一線作戰(zhàn)也并沒有錯，況且還打出了勝仗。

后來彭老總在志愿軍司令部見到他時批評了幾句，雖然沒有給處分，但沈啟賢始終將這件事記在心里，這件事的功過組織也記錄了，沈啟賢總覺得這“有錯在身”。

但是無論評什么銜，他都毫無怨言。他在心中默默做好了接受任何結果的準備——大校也好，少將也罷，只要能為黨和人民繼續(xù)工作，足矣。

1955年11月，在南京軍區(qū)授銜那天，沈啟賢被授予少將軍銜。

這個結果讓他愣了幾秒，然后輕輕摸了摸那一抹金星，讓他非常的感動，讓他感到組織對他“不薄”。

其實沈啟賢將軍是低估了自己的功勞和貢獻，同時體現了他謙遜的一面，他獲的少將軍銜，是實至名歸，組織并不存在“照顧”。

沈啟賢的謙遜，源于他對自己革命經歷的清醒認知。但翻開他的履歷，你會發(fā)現這位“來得晚”的將軍，其實戰(zhàn)功赫赫，貢獻都是實打實的。

1936年9月，陜西商縣夜村。沈啟賢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被迫緊急起義，帶著一個連、五六十人，處死反動連長，宣布起義。

隨后起義部隊遭到追堵圍剿，隊伍被打散，他帶著幸存逃出的幾十名戰(zhàn)士，冒著生命危險一步步摸到預定地點，與何振亞的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會合。

這支起義部隊后來整建制編入紅十五軍團，改番號為紅十五軍團警衛(wèi)團，沈啟賢任參謀長（團級職位）。1000多人的隊伍，在當時的陜北紅軍眼里，是一筆極其寶貴的財富。

要知道，紅一方面軍剛完成長征抵達陜北，部隊損耗巨大，總兵力不過萬人，各個部隊都缺編，有的連隊甚至湊不齊一個排的人手。這種情況下，一個整建制起義過來的加強營，就是一座金礦。

中共中央對這支部隊極其重視，專門派任弼時前去慰問，周恩來副主席更是專門指示：“此部隊的建制永遠保存。”這不是一句空話，這是對這支部隊歷史貢獻的最高肯定。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沈啟賢被派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但他坐不住——前線槍聲一響，他在延安待不住了。

他干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直接給毛主席寫信，請求上前線殺敵。信送出的第二天，毛主席專門派警衛(wèi)員給他送來了回信。信的具體內容今天已難考證，但信送來的速度和毛主席本人過問這件事本身，就說明問題。

后來，他如愿上了前線。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他被編入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任教導營營長。南渡黃河，夜襲陽明堡，奔襲冀魯豫，他帶著教導營一仗一仗地打，每次都沖在最前面。

皖南事變后，部隊番號幾經改編，他從八路軍轉入新四軍序列，歷任新四軍四師十旅參謀長、三師十旅二十九團團長、蘇北軍區(qū)淮海分區(qū)第一支隊支隊長，最后當到新四軍三師司令部參謀處處長。

當時他的師參謀處長是師首長的核心助手，屬于正團級職位，并擁有師級干部的權限和地位。

1942年前后，淮海軍區(qū)成立，沈啟賢任參謀長。他后來在回憶中提到過一個細節(jié)：有一次夜渡通榆河，船剛離岸，敵人的探照燈就掃過來了，子彈像暴雨一樣打在水面上。

船上的士兵慌了，亂成一團。沈啟賢壓低嗓門喊了一句"不許出聲，聽我口令"，然后自己撩起褲腿，第一個蹚進了冰冷的河水里。那一晚，全團沒有一個人掉隊。

抗戰(zhàn)剛結束，國共內戰(zhàn)的風暴已經在醞釀。1945年9月，新四軍第三師奉命進軍東北。師長黃克誠派了一個先遣隊打前站：副師長劉震帶隊，師參謀處長沈啟賢負責偵察敵情和制定行軍方案。

沈啟賢帶著一百多人，搶在敵人主力部隊到達之前挺進東北，克服重重困難，為我軍十萬余人進軍東北掃清障礙，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

他在東北的職務變動很頻繁：吉江軍區(qū)參謀長、北滿軍區(qū)第四軍分區(qū)司令員、獨立第五師師長、東北民主聯軍第十二縱隊三十六師師長、東北野戰(zhàn)軍第四十九軍一四七師師長、一四五師師長。每一任都干得不短。

1948年3月，第十二縱隊成立，他被調任第三十六師師長。這支隊伍隨后投入了遼沈戰(zhàn)役。塔山阻擊，黑山阻擊，他的三千多人一寸一寸地往前壓，敵人王牌部隊的防線在他面前被打癱。

遼沈戰(zhàn)役打完，平津戰(zhàn)役接著干。平津打完了，部隊一路南下，渡江戰(zhàn)役，解放湖北，解放湖南，解放廣西，他帶著他的師，一步不落地打到底。三大戰(zhàn)役，他打全了。

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三十九軍成為第一批入朝參戰(zhàn)的部隊之一。軍長吳信泉第一件事就是給沈啟賢發(fā)電報，讓他回來當軍參謀長（軍級干部）。

沈啟賢以參謀長身份協助指揮，打了第一至第四次反攻戰(zhàn)役，一路推進到漢城。

在朝鮮戰(zhàn)場上，沈啟賢還干了一件跨領域的事：臨危受命出任志愿軍空軍參謀長。一個在陸軍打了二十年仗的人，忽然被扔到空軍系統，從頭學起。他沒多說什么，扛著擔子就上了。

志愿軍空軍在朝鮮戰(zhàn)場上從無到有，從不會打到能打，沈啟賢參與了全部過程。

沈啟賢預估自己是大校，但組織授予他少將。這不是“照顧”，而是基于嚴格標準的認可。

1952年，全軍進行干部評級，沈啟賢被列為副軍級。按照1955年授銜的對應關系：正軍級一般授少將，副軍級可授少將也可授大校。但授銜不是簡單對應，還要綜合考量資歷、戰(zhàn)功、現任職務等多方面因素。

1955年授銜時，沈啟賢同時榮獲三枚勛章：三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這三枚勛章的分量很重——八一勛章授予參加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人員，三級八一勛章的門檻是1935年以后參加紅軍的團級干部；獨立自由勛章授予抗戰(zhàn)時期的師級以上干部；解放勛章授予解放時期的軍級以上干部。他三個全拿了，說明他的每一段經歷都被組織認可。

組織在評銜時，對沈啟賢的起義經歷給予了高度評價。1936年，紅軍最需要兵力的節(jié)骨眼上，沈啟賢帶著兩個連、1000多號人、幾百條槍，從西北軍里拉出來，整建制編入紅十五軍團。

這不僅僅是起義，而是在革命最艱難時刻的雪中送炭。周恩來副主席專門指示“此部隊的建制永遠保存”，任弼時親自慰問，這說明中共中央對這支部隊的重視程度。沈啟賢作為這支部隊的參謀長，這個職務本身就說明問題。

從抗戰(zhàn)到解放戰(zhàn)爭再到抗美援朝，沈啟賢二十年間一直在打仗，一直在最前線。這種持續(xù)在一線作戰(zhàn)的經歷，很多資歷比他深的將領都不一定有。

特別是他在東北戰(zhàn)場的貢獻——作為先遣隊提前挺進東北，為十萬大軍開辟道路；在遼沈、平津、渡江三大戰(zhàn)役中的突出表現；抗美援朝期間從陸軍跨界到空軍的開拓性工作——這些都是授銜時的重要加分項。

1955年授銜前，沈啟賢一度擔任志愿軍空軍參謀長。這是一個副軍級職務，但含金量很高——空軍是技術軍種，參謀長是核心指揮崗位。從陸軍將領跨界到空軍并擔任參謀長，本身就說明組織對他的高度信任和能力認可。

綜合以上因素，沈啟賢被授予少將軍銜，完全符合授銜標準，實至名歸。

授銜后，沈啟賢繼續(xù)為軍隊建設奉獻。1952年至1957年，他在南京軍事學院空軍系當副主任、主任，創(chuàng)辦空軍系，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為空軍軍事教學事業(yè)奠基。

1957年，他負責在南京軍事學院空軍系的基礎上到北京創(chuàng)建空軍學院，將位于北京西郊的一片荒草地建成了中國空軍培養(yǎng)高級指揮員的殿堂。

在特殊期間，他受到了沖擊，一度被下放陜西寶雞蹲點勞動。但他立場非常堅定，旗幟鮮明，同反黨集團作堅決的斗爭。

1975年，經中央軍委批準，對他進行復查平反，任命他為空軍軍政干部學校校長兼黨委書記，負責恢復曾被拆散的空軍學院建制。

他堅決貫徹執(zhí)行中央指示，敢于撥亂反正，甄別干部，落實平反政策，為恢復空軍學院的建制及“二次創(chuàng)業(yè)”做出重大貢獻。

1979年，空軍軍政干校恢復為空軍學院建制，他任空軍學院副院長直至1983年離職休養(yǎng)。

他廉潔奉公，無私奉獻，離休后仍關心黨的事業(yè)，關心國家改革和建設，關心空軍建設發(fā)展，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重要意見建議。

2010年1月24日，沈啟賢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這是一段授銜的佳話，值得我們后人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