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血淚：技術否定主義簡史

縱觀歷史，從古希臘對技藝心存警惕的悲觀者，到信息時代焚毀計算機的激進派，人類拒絕機器的傳統源遠流長且影響深遠。

作者：Brian Merchant，Thomas Dekeyser 2026年4月15日

隨著針對AI的強烈抵制戲劇性地升級，我認為現在正是探討學者托馬斯·德凱澤（Thomas Dekeyser）所稱的“技術否定主義”（Techno-negative）的最佳時機。德凱澤剛剛由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關于該主題的新書，書名恰如其分，叫作《技術否定：拒絕機器的漫長歷史》（Techno-Negative: A Long History of Refusing the Machine）。這是一部學術著作，但文筆犀利且引人入勝，已經獲得了主流媒體的高度評價。

我第一次見到德凱澤是在2022年他的電影《火焰中的機器》（Machines in Flames）首映前后，他是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的人文地理學講師，從那時起我就一直關注他的工作。現在，隨著新書出版，我詢問他是否有興趣為BITM撰寫一篇探討該書主題的文章。他非常慷慨地分享了這段旋風般的歷史回顧，審視了歷史上的個人和社區如何拒絕、回避或抵制技術，以及為什么他們的“技術否定主義”比你想象的更重要。

技術否定主義的歷史

作者：Thomas Dekeyser

技術進步并不僅僅由技術能力的革新驅動：算力的爆發式增長、處理速度、預測算法等等。它在深層上也關乎“敘事”。AI推廣者和其他大廠福音傳道者長期以來致力于通過話語將其正常化，以此推動他們的技術議程，告訴我們：他們的技術未來不僅是令人向往的，更是不可逆轉的。

在這個故事中，技術進步是一股巨大而純凈的浪潮，承載著一切向前推進，無法阻擋。我們被告知，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每一次發明都帶領社會遠離所謂的野蠻過去，進入文明的現在或未來。正因為它是一種“自然”，所以任何暫停或減緩當前技術進步形式的嘗試不僅是幼稚的，更是徒勞的。這種敘事無處不在。我們一次又一次從大廠CEO、AI鼓吹者、各國政府和全球逐利的雇主的口中聽到：“無論你喜不喜歡，它都要來了，”他們告訴我們，“反抗是沒有意義的。”

問題在于：這種“不可避免性”的敘事是一個幻想。它依賴于一個邏輯謬誤：僅僅因為某樣東西正在涌現，并不意味著它會留下。更重要的是，這在歷史上是錯誤的。技術進步從來不是一個線性過程。沒有純凈的浪潮，只有混亂的洋流、漩渦、潮汐和礁石。當我們仔細觀察時，會發現技術史實際上是一個政治戰場，無數參與者在為技術創新的路徑而戰，而非平滑、自然的演進。意識到這一點，能讓我們從“我們所處的技術世界是某種不可動搖的事實”這一觀念中解脫出來。

在我的新書《技術否定：拒絕機器的漫長歷史》中，我展示了每當技術進步發生時，都會遭遇深層的拒絕。我深入檔案館，揭示了那種強烈想要否定“生活技術化”的沖動——我稱之為“技術否定主義”——其存在往往令人困惑且頑固。從古希臘早期的機器破壞者、禁止技術的的中世紀基督教會，到19世紀法國搗毀街燈的革命者，以及對資本主義計算系統進行武裝襲擊的極左翼分子，本書探討了技術否定主義作為歷史上的一股深層且持續遭到譴責的暗流。我想簡要介紹五個特定的技術否定歷史片段。

Hugo Vogel 的作品《普羅米修斯為人類帶來火種》

古希臘的機器破壞者

自從有了今天我們認為的工具開發和創新，就有了破壞它的欲望。在古希臘，“Techne”（即技藝和手工知識）的承諾從一開始就與其拒絕和延遲緊密交織。正如歷史學家所展示的，當時科學知識的擴張未能轉化為相應的技術發明大爆發。那個時代被一種面對Techne時深層的猜忌所籠罩。

舉一個例子：阿基米德。他雖然是各種技術裝置和機器的關鍵發明者，卻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機器破壞者”——他毀掉了自己的機器，希望能阻止未來的使用。甚至在那個影響力深遠的希臘技術起源故事中，普羅米修斯從眾神那里偷走火種并交給人類，也伴隨著一個黑暗的警告：宙斯將普羅米修斯鎖在深山的懸崖上，讓他暴露在風雨中，任由一只饑餓的鷹啄食他的內臟。對于希臘人來說，Techne為世界帶來了一些黑暗且可能邪惡的東西，因此需要對其保持距離。

攻擊織機的盧德派工人

快進18個世紀，我們遇到了最臭名昭著的機器破壞者：盧德分子（Luddites）。他們是19世紀初英國的針織工，眼看著自己的生計和手藝受到自動織機到來的威脅。正如Brian Merchant的著作《機器血淚》所示，他們沒有簡單地接受命運，而是奮起反擊，焚燒機器和工廠。

雖然工人群體對機械勞動工具的攻擊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紀，但盧德分子的獨特之處在于其規模、強度和組織水平。技術否定主義成為了一種集體反抗的方式，席卷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民眾，對“技術創新”與“資本主義擴張”日益緊密的聯系發起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技術已成為資本家階級揮舞的武器。針對這種新興的資本主義，盧德分子培養了一種集體主義精神，為自己、為工友、也為一個超越自利與利潤的未來而戰。

早期的反技術政府

在盧德運動之前的幾個世紀里，拆毀機器的通常不是工人，而是政府——通過直接攻擊或頒布禁令。舉個例子，17世紀末的漢堡，當地政府公開焚燒新發明的機器是很常見的。這并非德國人的狂熱，在16至18世紀之間：英格蘭國王愛德華六世禁用了起毛機；荷蘭萊頓議會禁止了織布機；荷蘭的一項法令禁止了帶織機；英國也發布了針對帶織機的帝國法令；維也納議會簽署了對新機械的普遍禁令。與當今政府大規模擁抱最新技術創新截然不同，這些“技術否定型國家”在面臨迫在眉睫的失業威脅時，為工人提供了保護。

20 世紀撤離技術的公社

進入20世紀，技術否定主義采取了新的形式。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國（MOVE）、英國（Kibbo Kift）、以色列（Degania Alef）和南非（托爾斯泰農場）的反技術公社。與直接攻擊機器的盧德分子不同，這些公社信奉一種“撤離”與“斷連”的特質。他們既不接受也不反抗技術生活，而是逃離它。

作為眾多反技術公社之一，一個名為MOVE的組織曾問道：脫離西方的資本主義技術意味著什么？MOVE于1970年代在費城成立，旨在按照其創始人約翰·艾菲卡（John Africa）所稱的“自然法則”生活，廢除電力、機械、自來水、加工食品和任何非天然來源的產品。我們個人可能并不認為這種生活方式是理想或可行的，但反技術公社展示了在面對一個日益感到對集體福祉懷有敵意的技術世界時，反抗策略的多元可能性。

被 CLODO 炸毀的辦公室中的計算機設備，由警方拍攝。

1980年代的電腦縱火犯

再次離開“斷連”政治，1980年代被證明是技術拒絕史上最火爆的十年。歐洲大陸一些激進團體放火焚燒了那些推動計算機普及的公司和基礎設施。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個名字極酷的法國組織：“清理或破壞計算機委員會”（法語縮寫為 C.L.O.D.O.）。

在1980年到1983年間，他們縱火或炸毀了至少12家計算機公司。深夜，他們會潛入菲利普數據中心（Philips Data Centre）和霍尼韋爾（Honeywell）等公司的辦公室，收集電腦和磁帶，在廁所里放火點燃，然后在警察趕到前逃離。他們的目標不主要是技術取代勞動力（盧德派），也不主要是技術對生活的普遍貧瘠化（MOVE），而是計算機作為“戰爭機器”和“監控技術”被納入國家機器的過程。他們認為，在“個人電腦”普及之前，計算機帶來的統治將多于解放。

在眾多的參與者和實踐中，技術否定主義的正當性、意識形態、實踐和成功程度各不相同。無論我們如何看待任何一種抵制技術的個人方法，技術否定主義者都證明了任何關于技術進步的“線性敘事”都是荒謬的。隨著技術進步的每一次飛躍，我們都見證了想要撤銷它的強烈沖動。技術被發明、被攻擊、被推遲、被拋棄、被推遲、重新出現、再次消失。有些技術獲得了勢頭，卻在幾個月內銷聲匿跡；有些未能流行，卻在幾十年后突然興起。

技術發展從來都不是一條順順利利的直線，而是充滿各種混亂和變數。這也告訴我們，想改變現在被技術裹挾的困境，其實到處都有可以突破的空間。當下這種技術一路狂奔的模式，既不是注定的，也不是什么天經地義。科技公司和一些掌權者總說 “技術大勢不可擋”，就是想讓我們覺得無力反抗。但看看歷史上一次次拒絕機器、抵制技術的浪潮，我們就會明白，我們完全有選擇的權利。

如今科技巨頭與權力關系日益緊密，形勢比以往更嚴峻。在這個人人追捧AI的時代，其實也有很多可以反思和抵抗的突破口。我們回顧過去那些激進的反抗運動，不是要照搬做法，而是從中獲得勇氣和啟發。我們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要找到適合當下、有理有節的方式，對失控的技術說 “不”。

本文編譯自substack，原文作者Brian Merchant, Thomas Dekeyser

https://substack.com/@bloodinthemachine/p-19390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