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夕夕暴力抗法的底層邏輯：再論必須把資本關進制度的籠子

校尉出品、必屬精品！

本文來自于公眾號《校尉講武堂》

引子：

如果以中國歷史為參照，古往今來，暴力抗法現象，通常只會出現在四種人身上。

以水滸為例，這四種人，我們都能找到對應的例子。

一是被貪官污吏欺壓活不下去的貧民，比如阮氏兄弟。二是目無法紀不知死活的小混混，比如潑皮牛二。三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客，比如魯智深。四是囂張跋扈不受規則限制的紈绔，比如高衙內。

反之，有點家產的平民——比如林沖，有點實力的黑社會老大——比如蔣門神，真正的權貴階層——比如高太尉，是絕對不會暴力抗法的。

因為前者會忍——林沖最后反抗，是已經走投無路、是人家先要殺他，這時候他已經變成了第一類人；中者會找保護傘——蔣門神就找了張都監；后者本身就是法——整部水滸，也沒人能夠對高太尉造成威脅。

從這個邏輯分析，拼夕夕的暴力抗法事件就顯得尤為奇葩，因為明顯四不像——既不是活不下去的貧民，也不是不知死活的混混，既不是見義勇為的俠客，更不是肆無忌憚的紈绔。

那么，到底誰給了拼夕夕員工暴力抗法的勇氣？

答曰：資本，以及資本在向權力滲透過程中制造的權力幻象。

這種基于資本的暴力抗法邏輯，不能說完全與中國歷史無關，但更多地來源于西方資本主義的運行規則。

壹：

作為人類歷史上唯一純粹的生產型文明，對于資本，中國人有著本能的厭惡與防范。

因為資本唯一的盈利模式就是金融增值，意味著不勞而獲，與生產型文明勞動致富的核心理念格格不入。

啰嗦一句，生產型文明是校尉最近歸納出來的概念，用以描述中國這個人類文明的特例——不管是農耕時代還是工業時代，中國都是通過自力更生、內部挖潛來提高生產力水平、推動文明躍升，這也是中國與游牧文明、漁獵文明、海盜文明以及建立在殖民掠奪基礎上的西方工業文明最本質的區別。

士農工商，商人為什么被列在最后，并且遭受到統治階層的持續打壓？

從感情角度，我們可以這么說：因為商人逐利，為了利益什么都可以出賣，賣國、賣祖、賣良心，毫無道德底線可言。

但從邏輯角度分析，任何階層都沒有絕對的善惡。

古人吹捧的士大夫之中，同樣不乏十惡不赦、唯利是圖的貪官、漢奸、酷吏。底層民眾為了生存，同樣有很多丑陋不堪、罪惡深重的行為。商人之中，也有品德高尚、仗義疏財的君子。

那為什么掌握話語權的統治階級，會格外給商人打上負面標簽？

道理并不復雜。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作為一個階層、一個群體，掌握了金錢的商人，必然會向權力滲透。

而一旦掌握金錢的商人與掌握行政權力的官員士大夫結合，政權就會失控。

這個時候，中華先賢展現出了極其超前的政治視野與極其高明的政治智慧：通過給商人階層貼上負面標簽，制造一道無形的道德屏障，將士大夫與商人的精神世界與現實階層徹底隔離，從文化的根上避免了官商融合形成財閥集團。

中國歷史上不乏官商勾結，但卻從來沒有系統性的官商融合——官員士大夫階層，也許樂于從商人手里拿錢，但絕對不肯屈尊交好商人，更不會容忍自己變成商人。

不管初衷如何，這種基于文化的制度設計，既防止了商人干政，也降低了士大夫作亂的可能——官員可以貪腐，可以享受商人的供奉，但作為一個整體、一個階層，官員士大夫卻很難操控國民經濟，因為他們無法克服道德優越感帶來的心理障礙無縫融入商人階層。

這又導致了兩種歷史現象的形成。

一是商人再有錢，也無法影響國家宏觀政策、無法影響國家行政體系運行。

二是文官出身的權臣逐漸減少，文官造反現象更是完全絕跡。

在中國歷史上，不乏文官造反的先例，但到宋朝之后就完全消失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商人的政治地位不斷下降、士大夫與商人之間的身份差距不斷擴大，不能形成成熟的財閥集團。

要想造反，離不開軍權、財權，軍權并非本文討論的內容，暫且略過不提，財權方面，沒有現成的財閥可供拉攏、利用，權臣也就失去了造反的經濟基礎。

貳：

在生產力水平地下的早期農業時代，這種制度設計，無疑是非常成功的，因為它確保了社會的穩定。

可隨著科技的發展，當人類觸及了農業時代的生產力天花板之后，它的弊端就會逐漸增加，甚至進入弊大于利的階段。

因為政治層面的絕對穩定，就意味著對經濟活力的抑制甚至是扼殺。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

政治體制就是最大的生產關系，政治體制的過度穩定，其實就是低水平重復，就是腐朽僵化，就是對生產力發展上限的鎖定。

中國的農業文明領先了世界幾千年，但卻始終未能率先開啟工業時代，其最大的阻力，正是來自于這種超穩定的統治結構。

所謂的王朝周期律，正是皇權體制鎖死生產力上限的結果，導致我們的文明只能在某個特定的高度來回波動。

學界普遍認為，16世紀的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區已經出現資本主義或者說工業化的萌芽。

這種萌芽未能成長為工業化的大樹，大體可以歸結為三方面原因。

一是根深蒂固的抑商思想。

有足夠的財力組建大型工坊，同時能夠確保自己的產業不被貪官污吏、地方豪強侵奪的，只有當時的士大夫。問題在于，受傳統抑商思想的影響，士大夫對經商辦廠抱有激烈的抵觸情緒——他們愿意扶持白手套去謀利，但自己一定會保持距離。

正因如此，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官僚，往往熱衷于兼并土地，但卻不愿意投資工坊。

至于工坊主與商人，在政治地位得到保障之前，他們也很難做大做強，也不敢做大做強。

工坊做不大，就無法形成規模效應，就始終只是手工業而非工業。

二是土地快速兼并與工業化滯后的矛盾。

我們知道，工業化最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打破土地對勞動力的束縛，將勞動力驅趕到工業領域。

與此同時，工業領域也要為失地農民提供足夠的工作崗位，讓他們不至于餓死。

宋明之前，中國幾乎沒有成規模的工業體系，因此，每一輪大規模的土地兼并，必將引發王朝的崩潰，新王朝建立后，才能夠重新為失地農民平均分配土地，因為原來的地主官僚階層已經被一掃而空。

明朝中后期，中國開始出現工業化萌芽，但受限于制度慣性、思維慣性，國家機器根本沒有為工坊主提供政策保護的意識，反而將其視為最主要的盤剝對象，廣受詬病的江南織造局、稅監、礦監，其本質就是與工坊主爭利。

因此，盡管明朝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工業化萌芽，也同樣陷入了歷史的輪回：官僚階層大肆兼并土地，但得不到國家扶持反而遭受嚴重盤剝的工商業，卻沒法為失地農民提供活路，最后逼得農民只能揭竿而起。

三是滿清的制度倒退與文化倒退。

盡管滿清沿襲了中原地區的王朝體制，但在思想、文化、科技層面卻是全面倒退。

一個將書籍、知識收歸統治階層，禁止民間設立私塾，將識字率從明朝的20%-30%干到個位數的朝代，根本不可能催生工業文明。

叁：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農耕文化、傳統的王朝體制、傳統的儒學理念，都在排斥官商融合。

因此，古代中國有官僚地主集團、有政治門閥，但絕對沒有官僚商賈集團、沒有財閥。

因此，古代中國最大的人禍，往往來自于官僚地主集團而非官僚商賈集團。

但工業化背景下的資本主義可不是這樣。

首先澄清一個概念，工業化催生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推動了工業化，但工業化并不等于資本主義。

或者換個角度理解，工業時代的生產力發展，需要一種更加進步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就是這么一種生產關系，但資本主義絕非唯一的選擇。

因為除了通過侵略、掠奪催生資本主義實現工業化的西方海盜文明、宗教文明，世上還有另外一套文明體系、另外一種構建工業文明的方式——東方基于農耕文化的生產型文明。

正是受限于文明特性，規模宏大、實力強勁的鄭和艦隊，沒有通過向外掠奪推動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但在百年之后，歐洲人卻駕駛著一百來噸的小船，開啟了全球殖民，進而在全球掠奪的基礎上，率先打開了工業化的大門。

人類文明的瓶頸，往往需要暴力打破，但人類文明要想走得遠、走得穩，卻必須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生產與建設之中。

人類歷史上唯一的生產型文明，這就是中國的工業化能夠后來居上的基因密碼。

回到正題。

關于資本主義，馬克思有句名言，資本來到世界，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這里的資本，其實應該理解為資本主義。

資本原本是中性的，人才有善惡。資本作惡，本質是資本家作惡。

但人的善惡分布必須服從統計規律，如果某個國家、某個社會、某個行業出現普遍性、系統性的道德滑坡甚至是道德淪喪、人均違法、人人惡棍的末世景象，那就必然是制度出了問題。

西方人均違法的現實，被某些學者強行嫁接到了中國頭上

歸根結底，導人向善的社會體制才是好的制度，相反，像西方那樣，打著人權、自由的旗號，無限刺激人類動物本能、動物欲望，以追求極端個人主義、精致利己主義的制度，本質就是惡的。

資本作惡、資本家作惡，本質是制度作惡。

前面說了，資本原本是中性的，但資本卻有一個天然的負面屬性，那就是會極大地刺激人的欲望、膨脹人的野心，將人性中惡的一面無限激發出來。

與此同時，資本也有天然的正面屬性——在刺激個人私欲的時候，也會無限激發人的勞動力與創造力。

一切都為資本服務、為資本家服務、縱容鼓勵資本野蠻生長的制度是可恥的、罪惡的，過度打壓資本、甚至將一切民間經濟活動都視為資本主義尾巴的制度是偏激的、落后的。

跟其他所有人類文明成果一樣，資本只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工具。

在制度設計上，一定要讓工具為全人類服務，而不是讓工具被某些見不得光的利益集團所控制，反過來傷害全人類。

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尤其是美國政治體制最大的問題，就是始終被資本背后的小利益集團控制。

這種服務于資本、服務于資本家、服務于官商利益集團的制度設計，本質就是罪惡的，這才是馬克思嚴厲批評資本的本意。

他批評的絕對不是中性的資本，而是一切圍繞資本利益集團而進行的制度設計。

肆：

去年7月，有感于國內某些所謂的經濟學家依然在極力鼓吹所謂的自由市場、自由經濟理論，校尉寫了篇《完全讓市場說了算，其實就是讓資本說了算、讓資本家說了算》，其核心觀點，就是一定要把資本關進制度的籠子，不能任憑資本野蠻生長，甚至向權力滲透。

校尉一直說，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不是勞動、不是智慧，而是道德。

所謂道德，就是壓制人類動物本能中有害的一面——人的任何一項動物本能都具有兩面性，它既是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源動力，也是誘導人類作惡的精神毒品。

因此，不管哪個領域的絕對自由，其實都是在無限刺激人類的動物本能，都是反道德的。

人類社會的規則，不管是最先產生的道德，還是基于道德形成的法律、制度，其實都是為了在保護人類動物本能與約束人類動物本能之間建立平衡。

更重要的是，這種平衡，必須公平地針對所有人，而絕對不能給某個特殊群體開后門。

有約束的動物本能，才能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缺乏約束甚至類似于蘿莉島這種完全沒有約束的動物本能，只會將人類文明導向衰敗與滅亡。

這個規律，西方工業化進程就是最完美的樣本。

工業化之初，資本剛剛打破封建神權與貴族領主的制約，呈現出明顯的野蠻生長特點，一邊在國內搞圈地運動、童工招募，將失地農民驅趕到條件惡劣、報酬微薄的工廠，一邊在國外瘋狂掠奪殖民地的廉價資源。

與此同時，為了拉攏底層民眾與宗教勢力、貴族領主抗衡，在自由、民主、人權的大旗下，資本又向底層民眾讓渡了部分利益，因而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進步性。

這個階段，還有兩個不容忽視的客觀因素。

一是在工業革命之前，歐洲的生產力水平極其底下，底層民眾的生活水平極其底下，普通民眾也沒有完成思想啟蒙，所以當時的工人愿意接受資本的盤剝，就跟歷史上他們接受教廷與貴族的盤剝一樣。

二是隨著工業革命的啟動，歐洲國家的殖民效率逐步提升，工業化的成果開始顯現，但資本利益集團的力量與規模依然有限，因此，底層民眾包括工人也能享受到部分殖民掠奪與工業化的成果。

正因如此，雖然外部面臨激烈的殖民地戰爭，但西方國家的內部矛盾并未徹底爆發，大多平緩地度過了工業化的早期階段。

可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普及教育、提高民生，這個時候，如果資本家依然試圖壟斷絕大多數的工業化紅利，就必然與思想得到啟蒙的工人產生尖銳的階級矛盾。

作為最先完成工業化的歐洲強國，英國于1838-1857年爆發憲章運動，掀起了全國性的游行、罷工甚至是暴動，被馬克思稱為“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法國里昂于1831年、1834年兩次爆發工人武裝起義，1871年組建了第一個工人階級政權巴黎公社； 德國于1844年爆發西里西亞工人起義，工人摧毀工廠、機器、賬冊，與軍隊武裝對抗……

為了平息矛盾，資本不得不對工人做出讓步，政治上給選票、法律上給制度、民生上給福利。

但這樣的讓步，必然會極大地壓縮資本家的利益，因而不得不加大對殖民地的爭奪與掠奪，進而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

說白了，兩次世界大戰，就是列強向外轉移矛盾、轉嫁壓力、掠奪資源的必然結果，就是強盜因為分贓不勻打了起來。

二戰以后，西方國家一邊通過妖魔化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國家繼續向外轉移矛盾、轉嫁壓力，一邊利用自己的先發優勢、通過隱性經濟殖民體系繼續掠奪外部資源，在思想上、經濟上緩和了內部的階級矛盾，進而催生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前后的黃金期。

這種建立在對外掠奪上的分紅模式，注定無法持久——因為外部的資源有限，但人的欲望無限，當西方國家的工人習慣了低勞動強度、高勞動報酬、高社會福利的模式后，全世界也沒法供養他們。

更何況，資本利益集團的胃口膨脹得更加厲害。

伍：

雖然都是基于西方宗教文化、海盜文化背景建立起來的現代工業社會，但經歷過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黃金時期后，美歐卻出現了微妙的差異。

歐洲是先有貴族國家、先有中央政府，后面再啟動工業化、進入資本主義階段。

也就是說，歐洲的資本寡頭，始終受到中央政府和貴族的制約。

與此同時，歐洲也是工人革命的發源地，經歷過激烈的社會民主革命。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歐洲大體形成了中央政府（很大程度就代表老牌貴族的利益，尤其是君主立憲制國家）、資本寡頭、工人群體三方平衡的局面。

相反，美國最初的移民，要不是被流放的罪犯、被迫害的新教徒，要不是活不下去的破產農民、追求一夜暴富的冒險者，天然具有強烈的反政府情緒。

因此，從建國那天起，美國就形成了強地方、弱中央的政治體制。

雖然經過杰克遜、林肯、老羅斯福、威爾遜、小羅斯福等人的努力，美國中央政府的權力逐漸擴大，但在內政方面，各州依然具有很強的獨立性。

地方坐大，最容易出現的弊病，就是被資本各個擊破，形成類似于中國歷史上政治門閥一樣的財閥集團。

而地方一旦淪陷，中央政府又豈能保持干凈？

道理很簡單，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員，都要經歷漫長的地方歷練——那些被資本腐蝕、拉攏甚至融為一體的地方官員，到了中央之后，只會更深地被資本操控。

客觀評價，在資本與官僚集團的博弈過程中，就短期而言，官僚集團占據上風，因為他們掌握國家權力，但就長遠而言，資本往往才是最后的勝利者。

道理同樣不復雜：官員是流動的，財閥卻是世襲的。

滴水穿石、繩鋸木斷，廉潔的官員會被腐蝕，貪腐的官員卻幾乎不可能重新變廉潔，一個廉潔的官員，頂多影響幾個身邊人，一個貪腐的官員，卻能破壞一個地區的政治生態。

更致命的是，在美國的文化氛圍中，并不禁止官員與財閥的身份轉換，在金錢的支持下，理論上的流官，也就變成了現實中的世襲。

中國是脫胎于儒家學說的耕讀傳家、學而優則仕，美國是脫胎于貴族世襲的精英壟斷、富而優則仕，這也是中美文化背景最大的區別之一。

中國的官員士大夫也貪財，但經受過正統的儒家教育之后，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還保持著基本的道德底線，即便那些失去底線的人，為了維持士大夫群體的道德優越感，也不會將自己變成財閥世家。

所以中國有政治門閥，有富商巨賈，但卻沒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能夠操控國家行政體系運轉的財閥。

相反，美國人將財富視為最光榮的人生路徑。只要有錢，便會擁有頂級的社會地位，非但沒人查問錢從哪兒來，還會有人主動奉上各種特權，包括實際上的司法豁免。

美國為什么會出現普遍且合法的政商旋轉門現象？

因為美國的財閥與政治門閥往往合二為一，并且被美國社會的法律、道德、文化、民眾廣泛接受、大力推崇。

懂王、佩洛西等國家級政客可以肆無忌憚地通過操控政策炒股，甚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就是這種糞坑社會環境、文化背景的必然結果。

陸：

在資本三百年如一日的滲透過程中，美國并非沒有意識到危險的政治精英，美國的政治精英也不是沒有努力抵抗。

比如著名的羅斯福新政，本質就是為了斬斷資本伸向美國政府的黑手。

但這種努力，依然無法抵御資本從上到下、從地方到中央、從白宮到國會山、從華盛頓沼澤到整個美國任意一個角落的全面、持久滲透。

實際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當美國總統公開喊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并在政界、學界、輿論界一呼百應的時候，美國就已經全面淪陷了。

在制度設計層面，此前的美國，多少還會考慮工人的利益、普通人的利益，此后的美國，卻一切都在圍繞資本的利益運行。

去工業化、快樂教育、富人減稅、政治獻金合法化、中東反恐……從此以后，美國任何重大的內政外交，都在刻意配合背后的資本利益集團。

而美國最大的資本利益集團，就是大家熟悉的猶太資本。

在美國，你可以罵總統，但你不能罵以色列，你可以罵基督教，但你不能罵猶太教，你可以反美，但你不可以反猶……

結語：

說到這里，可以回到標題了。

拼夕夕為何敢暴力抗法？

原因很簡單，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日益坐大的資本開始向公權力滲透，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在當地。

從大名鼎鼎的南山必勝客現象就可以推理，在拼夕夕總部所在的城市，他們已經習慣了政策優待甚至是司法豁免。甚至還能像網傳的段子一樣，對某些被拉下水的公職人員頤指氣使、呼來喝去。

正是這種基于資本的權力滲透，讓拼夕夕的員工產生了一個嚴重的錯覺：資本可以搞定一切，包括國家機關！

繼續強調：在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下，在一切交給市場的自由經濟學說下，資本必然與權力結合，最終進化成一個只有吞噬本能、沒有道德底線的異形怪胎。

把資本關進制度的籠子，與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一樣，都是我們必須解決好的問題。

否則就不是我們參與砍一刀活動，而是資本與權力結合，形成密不透風、無處可逃的刀陣，無區別地收割我們每一個人。

關于這點，美國的中產斬殺線現象，已經給出了標準答案。關于資本利益集團與斬殺線的關系，參見《斬殺線背后的歷史邏輯：中產為什么會變成天然的斬殺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