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津圖書！在這本書里，讀懂一代學者風骨，遇見一段民國佳話

昨天，國家圖書館公布了新一屆“文津圖書”和“文津提名圖書”入選圖書。

作為國內最具公共閱讀導向的圖書獎項之一，文津圖書由國家圖書館主辦，側重評選那些兼具思想深度與閱讀價值的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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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出版的《吳文藻傳:從社會學中國化到重建中國社會學》成功入選。本書撥開歷史煙塵，帶領讀者走近吳文藻。

人們往往只知他是“冰心的丈夫”“費孝通的恩師”，卻忽略了他作為中國社會學先驅的獨立身份與深遠貢獻。本書正是要走進這位奠基者的精神世界，還原其推動社會學中國化與重建中國社會學的學術生涯。

一、冰心的“書呆子”丈夫

1982年底，時年81歲的吳文藻發表《吳文藻自傳》，三年后因病去世。吳文藻去世后一年，冰心不無“嗔怪”地提到這篇自傳：

他自有生以來，進的什么學校、讀的什么功課、從哪位老師受業、寫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課程，培養的哪些學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兩處：我們何時相識，何時結婚，短短的幾句！至于兒女們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

說到二人的相遇，可以追溯到六十多年前（1923年8月），當時年輕的冰心正準備赴美留學，因找錯人而與吳文藻相識。

初識之時，吳文藻并未像其他男生那樣，對冰心說出“久仰、久仰”等客氣之詞，也未談起冰心的作品，而是與冰心深入討論了未來學習和讀書的內容，由此讓冰心“悚然地”把吳文藻作為她的第一個“諍友、畏友”。

20世紀20年代，吳文藻、冰心與同學在美國的合影。

在美國期間，兩人通信頻繁，然而內容大多是關于讀書和學習。也是在這頻繁的通信中，他們的熟絡程度逐漸超過了普通的同學和朋友。

1925年夏天，吳文藻前往康奈爾大學的暑期學校學習法語，在這里他遇到了同來學習法語的冰心。無論是不是籌劃已久的偶遇，這一年夏天二人訂下終身之約。

離別之際，吳文藻送給冰心一支“理想牌”（Ideal）鋼筆和一沓印有謝冰心英文名字大寫首字母的信箋。此后，二人在兩地的通信往來便成了常態。

20世紀20年代的吳文藻風華正茂。

1926年，冰心獲得碩士學位，回國任教于燕京大學。吳文藻致信冰心父母，用學術的語言詳細講述了自己的愛情觀、婚姻觀及與冰心的愛情。

他認為自己和冰心有著相同的戀愛觀與婚姻觀。在新思想方面，他們都將戀愛和婚姻視為宗教般神圣，真摯和專一的愛是婚姻唯一的條件。

令愛是一位新思想舊道德兼備的完人。她的戀愛和婚姻觀，是藻所絕對表同情的。她以為戀愛猶之宗教，一般的圣潔，一般的莊嚴，一般的是個人的。智識階級的愛，是人格的愛。人格的愛，端賴乎理智。愛——真摯的和專一的愛——是婚姻的唯一條件。為愛而婚，即為人格而婚。為人格而婚時，即是理智。這是何等的卓識！我常覺得一個人，要是思想很徹底，感情很濃密，意志很堅強，愛情很專一，不輕易地愛一個人，如果愛了一個人，即永久不改變，這種人的愛，可稱為不朽的愛了。愛是人格不朽生命永延的源泉，亦即是自我擴充人格發展的原動力。不朽是宗教的精神。留芳遺愛，人格不朽，即是一種宗教。愛的宗教，何等圣潔！何等莊嚴！人世間除愛的宗教外，還有什么更崇高的宗教？

吳文藻手寫的求婚書（節選）。

1929年，他們在燕京大學臨湖軒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司徒雷登證婚，婚禮的花費僅有34塊錢。從此，在長達56年的歲月里，吳文藻始終以他的儒雅與篤定，站在冰心的身后。

吳文藻與冰心在臨湖軒的婚禮合影。

二、社會學“中國化”的先驅

從1929年2月到1938年8月，吳文藻在燕京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度過了人生的黃金十年。

近十年的時間里，他改造了既有的課程，培養了許多學生，提出了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引入了功能理論和社區研究等社會理論，與海內外的科研機構廣泛交流，使燕京大學社會學成為中國社會學的一個典型代表，由此形成的“燕京學派”也成為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

1930年，費孝通由東吳大學醫學預科轉學到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他入學后的第一門課程就是吳文藻的“西洋社會思想史”。

他用中文給我們講課，記得他曾經用中文給我們講解一本英文寫的西方社會思想史。用中文講英文腳本，實際上就是現場“口頭翻譯”；吳文藻也不給自己起外國名字，后來他更提出“社會學本土化”的口號。這是吳老師的特點，有中國味，我是很贊成的。

費孝通在《暮年漫談》一文中回憶吳先生的課堂。

除了“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和“人類學”也是吳文藻一直堅持開設的課程。吳文藻在課上用中文授課，并且基于中國國情，在內容、結構和授課方法上都做出調整，這在當時可謂首開風氣。

為了與中國社會有聯系，為了研究中國社會，首先要以實際問題為取向開展研究，而這就要求打破學科分野。吳文藻廣泛吸收各個學科中適宜研究中國社會的部分來發展中國社會學，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是在社會學中引入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這是社會學中國化的一大進步和成就。

1932年，芝加哥大學的派克教授受吳文藻邀請赴燕京大學講學，帶來以田野調查為核心的研究方法。吳文藻由此敏銳意識到，這種“深入群眾”的調查路徑，為社會學提供了新的可能，并據此推動社會學中國化：一方面指導學生從實地出發開展研究，另一方面也將其確立為自身學術上的自我要求和期許。

1933年，吳文藻和林耀華等人創辦了《北平晨報·社會研究》，圖為《北平晨報·社會研究》周刊創刊號。

三、費孝通的社會學引路人

除了推動教學改革與學術風氣，吳文藻更為看重的，是人才的培養。在他看來，“社會學中國化”不僅是一種方法轉向，更意味著必須建立屬于中國自己的研究隊伍。

以費孝通為例，可以清晰看到這一點。費孝通回憶，自己自1930年起隨吳文藻學習人類學，在其指導下逐步確立研究方向。其畢業論文從選題、修改到最終定稿，幾乎每一步都與吳文藻的指點密切相關，費孝通因此特別致謝其“諄諄不倦，循循善誘”。

費孝通的本科畢業論文封面與扉頁（1990年，費孝通在該論文原本扉頁上題字“五十七年后重見舊作，感謝母校妥為保存”）。

更重要的是，吳文藻并不止于課堂教學，而是系統性地為學生規劃學術路徑。他深知學術風氣的更新非一人一時之功，因此將主要精力投入到育人才之上。在燕京大學，他帶出一批重要學生，如費孝通、林耀華、瞿同祖、黃迪等人。

在費孝通的成長過程中，吳文藻尤其傾注心血：從推動其進入清華研究院、安排師從史祿國，到促成其赴英國深造，并最終幫助其獲得馬林諾夫斯基的指導資格。

在廣西大瑤山調查中，費孝通的新婚妻子王同惠不幸遇難。面對悲痛欲絕的費孝通，吳文藻一方面給予深切安慰，肯定其“鎮定而勇敢”，一方面鼓勵其完成未竟研究，最終促成《花藍瑤社會組織》的整理與出版?？梢哉f，費孝通的學術道路，與吳文藻的引導密不可分。

吳文藻發表在《社會研究》1936 年第 123 期專號上的悼文；右上為費孝通為王同惠的墓碑撰寫的碑文。

在中國社會學史上，人們普遍認為，吳文藻不僅是一位開風氣的學者，更是一位真正塑造了一代人的教育家。

20世紀60年代，（左起）費孝通、孟吟、潘光旦和吳文藻合影。

四、為中國社會學重建而奔走

在學術生涯的鼎盛時期，吳文藻親歷了日軍侵華的動蕩歲月。在南下任教于云南大學后不久，他又出于各種原因離開學界，前往重慶，進入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擔任參事，主要負責研究邊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問題。

抗日戰爭勝利后，吳先生作為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第二組的組長，前往日本處理日本戰后受降事宜，而他真正的心愿則是將戰后日本作為一個大型社會調研場地，開展相關研究工作。在日本，他依然不失學者本色，在工作之余，廣泛而深入地研究了當時日本的社會與文化狀況。

在日期間，吳先生逐漸下定了回國的決心、做好了回國的計劃，最終在 1951 年攜全家回到了祖國。在回國后的數十年時間里，他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歷經諸多磨難，但是在艱苦的歲月中，他以認真的態度面對一切，保持真誠的思考，堅持從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等方面的研究，積極投身社會學的重建工作。

1966年2月，由費孝通翻譯、吳文藻校對的《中印邊境》出版，譯者署名為“民通”。

晚年的吳文藻參與組織社會學座談會，為學科恢復提供方向性意見；參與重建課程體系與教學秩序，培養專業人才；同時推動與海外學界的交流，使中國社會學重新接入國際學術網絡……

這一時期的他，重新變回了當年那個一心向學的“書呆子”。就連他與冰心的金婚紀念日，也因兩人均需參加會議而不了了之；不久后冰心生日當天，他又因評閱學生論文、接受《光明日報》采訪、出席學術會議，全然忘記了這個日子。

晚年的吳文藻抓住一切可能的時間，只要身體允許，就集中精力讀書。

1923 年，梁啟超引用曾國藩“莫問收獲，但問耕耘”這八個字，贈送給即將赴美留學的青年吳文藻。吳文藻當晚便在日記中寫道：“我茍能得其精神則將終生用之不盡矣?！?/p>

終其一生，吳文藻始終秉承這份信念，踐行了少年時期“未來之世界文明定有一番貢獻”的初心，更實現了對學術的赤誠追求。他極具代表性的人生際遇和心路歷程，早已超越學術研究的范疇，成為關于現代中國的社會學文本。

吳文藻手書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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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來源：

《吳文藻傳 : 從社會學中國化到重建中國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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