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12日清晨7時許。一位拾荒的中年婦女在南京市南京火車站附近鐵軌旁看見一只嶄新的墨綠色旅行箱,真她以為今天自己福星高照,可是當她喜滋滋地將箱子打開后,她的臉立刻如同古城墻一般顏色。
7時40分,南京站派出所所長李震向鐵路公安處刑警支隊報案。10分鐘內,副處長徐立昕、刑警支隊長夏永平、技術科副科長壽健帶著二十多人趕到拋尸現場。
那只墨綠色旅行箱里盛有12只塑料服裝袋,分別包裹著人體的軀干上半部、大腿骨、小腿、腳、上肢及數塊大腿肉,現場沒有發現尸體的頭頸部、雙手以及軀干的下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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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情況迅速上報到上海鐵路公安局。
當天下午,上海鐵路公安局副局長范福明率刑技專家趕到南京。正在皖贛鐵路線檢查春運安全保衛工作的南京鐵路公安處代處長陳敬國接到緊急報告后,也迅即驅車趕回南京。當天下午,從南京地區各所隊抽調的共110名民警組成的專案組迅速成立,并立刻全面投入工作。
當天下午還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對尸體碎塊的檢驗。經過南京市公安局刑偵處和蚌埠鐵路公安處法醫的檢驗,確定死者為女性,年齡30歲左右,生前體態豐滿結實,身高約1.55米左右,死因系機械性窒息死亡。在死者的左手腕上有一新縫合的傷口,且尚未拆線,很可能是由割腕引起。死者生前可能與兇手關系極為密切,甚至共同生活過,所以兇手在殺人之后分尸、拋尸,而且匿藏了尸體的頭頸、雙手、下腹等關鍵部位。
由此可見這個兇手智商比較高,并且具有一定的反偵查經驗。
警察從現場物品入手,首先調查那只嶄新的墨綠色旅行箱。警察們分成若干小組,篩網似地調查南京所有稍有名氣的箱包市場。
還是當天下午,偵查員劉金鳴、王敏忠在南京金盛百貨市場走訪時,該市場一箱包柜的老板對他們說,2月11日下午,一男子匆匆來到他的柜臺邊,指著一只大號旅行箱詢問價錢,老板說是240元,那男子掉頭就走。誰知十分鐘后該男子又來了,這回他沒多說話,掏出200元,拎起箱子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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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金鳴聽出有點意思,追問老板那箱子什么顏色,老板回答是墨綠色的。
劉金鳴立刻將老板請到了南京站派出所,老板馬上將混在兩只相同顏色、相同式樣箱包中的那只現場箱包辨認出來。
劉金鳴問他怎么這樣有把握,老板不好意思地說其實這只箱包是次品,底腳已壞,站立不穩,那個買箱子的人心太急,當時沒看出來。老板賣貨時的狡猾確實幫了警察的忙,這條線索極有價值。
專案組不僅在案發后數小時就查實現場重要物品的來源,而且知道了買箱人是個身高1.80米、年齡30多歲的男子——這人很可能就是兇手,或者起碼也和兇手相識。
更為重要的是圈定了偵查范圍。
在當晚7時的案情分析會上,陳敬國處長果斷指出殺人現場肯定就在南京。專案組馬上以金盛大市場為中心向周圍輻射,查找第一現場。
應該說這一偵查方案的確立,摧毀了兇手企圖混淆警方視線、造成流竄作案假象的夢想。
2月13日,各項調查工作在南京市展開。偵查員們在鼓樓區警方的配合下,以金盛大市場為中心,重點對江東、水佐崗等派出所管區內的近萬家住戶進行逐門逐戶的地毯式排查,之后再向下關區三漢河、建鄴區上新河等地延伸。針對兇手拋尸火車站必然動用交通工具的情況,偵查員們又在公安公交治安分局的配合下,對出租車司機、公交車駕乘人員、馬自達(三輪摩托)車主、殘疾車車主進行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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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非常辛苦,但收獲不大。
這個時候從事這樣的調查,偵查員們面臨的尷尬是可想而知的。當時離除夕僅有兩三天,各家各戶都忙著購置年貨,邀朋請友,而警察卻挨家挨戶跟人說一樁血淋淋的案件,被調查者的面孔大多不好看,遭受冷遇自然是常有的事情。偵查員們普遍覺著累,這倒不僅是因為日夜奔波,每天頻繁地從一樓爬到七樓,吃不好睡不香,只是調查沒有眉目使他們覺著別扭、窩火。在一派喜氣、萬戶笙歌的日子,公安處的警察們心情沉郁。
但是也有好消息。讀者想必都注意到現場包裹尸體的是12只塑料服裝袋,它也是專案組調查的重點。這些服裝袋分別印有兩種品牌字樣,一種是“那他路”,一種是“意珊”。其中有一只塑料袋上有圓珠筆寫的潦草的“南”、“朱呀”字樣。
警察們琢磨這幾個圓珠筆字是啥意思,“南”是代表南京還是南面,“朱呀”又代表什么呢?于是有人大膽假設,“聽”字中的“口”很可能是個“女”字偏旁,因太過潦草而致,所以“朱呀”應該是“朱妍”,是一個人的名字,這行字實際是“南京朱妍”的意思。
于是立刻查證,南京市叫“朱妍”(此系化名)的共有五人,其中一位就是從事服裝生意的女老板。再查“那他路”、“意珊”這兩個服裝品牌,發現這類服裝全部是進貨于浙江杭州的國產貨,南京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家商店經銷這種服裝。
朱妍的服裝店就是其中一家,她有這類塑料服裝袋。專案組思前想后,決定登門去見女老板朱妍。不料朱妍首先不承認這些服裝袋是自己店里的,接著拒絕提供任何有關情況——剛剛透出些光亮的門又被關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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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直覺比道理更有價值。2月23日,專案組決定派偵查員孫建國、邵生平直赴杭州,進行調查。凡經周折,偵查員在杭州某大市場找到了供貨的店主。店里的一位營業員很快就回憶起來,今年1月18日南京女老板朱妍來進貨時,她在塑料袋上用圓珠筆寫了“南、朱妍”字樣,以防同其他貨混淆。
因為這條線索太重要,孫建國再次問這營業員你沒記錯吧,營業員肯定地說沒記錯。孫建國、邵生平還是不放心,又去查提貨單,果然發現了朱妍在1月19日提貨單上補簽的名字,再仔細一看,這段時間南京只有朱妍曾到此進過“那他路”和“意珊”品牌的服裝。
現場的塑料服裝袋來源于朱妍的服裝店。
如果你認為查實了服裝袋來源離找到真兇就近在咫尺,那么你恐怕是偵探小說的初級閱讀者。假如說兇手可能只是朱妍服裝店里的一個偶然顧客,那么服裝袋怎會出現在拋尸現場依然是難解之謎。
不過高明的讀者一下子就可看透我賣的關子,兇手如果是偶然顧客怎么會一次買走12袋服裝,即使是這樣,那么兇手肯定會給店主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言之有理,高明的警察們因此便死死盯住朱妍的這家服裝店。不過這回就不適宜直接接觸了,偵查員們開始了大量的外圍調查。
據朱妍服裝店周圍的群眾反映,在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期間,曾有一個叫“燕子”的年輕女子到朱妍的店里打過工。燕子的脾氣很犟,跟店里其他營業員甚至和朱妍都拌過嘴。2月3日以后燕子就沒來上班了,恐怕被辭掉了。燕子有一個男朋友,曾經到店里找過她幾次,那男的身高1.80米左右,看上去挺帥的。另外,燕子上下班都是乘18路公共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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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路公共汽車由南京西站開往新街口,途經金盛百貨大市場;燕子的男友身高1.80米,身材長相與買箱人很相似;燕子及其男友都有條件接觸到“朱妍”字樣的服裝袋——這一條信息,使偵查員們有些喜出望外。
話分兩頭說。現場發現的尸塊有一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死者左手腕上有一個新縫合的傷口。為此專案組命令南京鐵路公安處下屬的六個派出所民警專門負責調查南京各家醫院近期搶救年輕女子割腕自殺的情況。
短短兩天,民警們跑遍了南京千家大小醫院、衛生所和企業內部職工醫院,發現從2月4日至2月11日期間南京竟有近百名年輕女性做過手腕外科縫合手術。
南京城東某大醫院一位外科醫生看過現場照片后對警察說,那左腕傷口很像是他縫的,但也不能十分肯定。
那么病人是誰?
一查叫梁春芳,身份證上的地址是江蘇寶應某地。
醫生回憶說手術做完后,梁春芳是被其男友接走的,男友名字叫陸軍。
這是2月13日就已經查到的資料,但當時沒有更多相關線索印證,這份資料顯不出更大的價值。它連同那些其他割腕女子的材料一起存放在專案組內,但到了2月27日,這份材料就被特別提出來了。
到了27日,負責調查朱妍服裝店情況的副支隊長張敏和偵查員劉金鳴等人經多方查找終于獲知,燕子其實是經她的男友介紹到朱妍的服裝店來打工的。她的男友在南京某家具商城工作,與朱妍有業務上聯系,彼此很熟,此人的名字叫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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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火車站旁發現的女尸碎塊已經在警察們的腦子里拼出了一個女人形象。
2月28日,張敏和劉金鳴等人來到南京某家具商城,具體了解陸軍的有關情況。據該家具商城有關人士介紹,陸軍是于1998年11月從江蘇鎮江應聘到該家具城,任一部門副經理。燕子是陸軍從鎮江帶到南京的,兩人肯定不是夫妻,但狀態又像是夫妻。為照顧陸軍家在外地,公司特意為他在某酒店包房作為宿舍,但燕子過來后兩人又在市區秘密租了房子。
陸軍和燕子的關系時好時壞。今年2月5日凌晨,燕子跑到酒店包房來找陸,兩人吵鬧起來,致使燕子出門后在逸仙橋上割腕自殺,幸虧路人發現將其送往醫院才不致喪命。
2月11日陸軍上班后情緒很不正常,一人坐在辦公室里發呆,后稱家中有事請假匆匆而去。
2月12日上班后,他的臉上全是小水皰,且頭發有被火燒的痕跡。公司領導見狀便讓其回家休息,治好傷再上班。
其實由于陸平時工作一般,加上女友常來公司吵鬧,商城已難以容忍,鑒于這次情況更為嚴重,決定將其辭退,并且已通知了他本人。
春節以后陸軍再也沒在家具城中出現,所以偵查員們在28日并沒有見到他。家具城里也沒有一個人知道陸軍和燕子租的房子在哪里。
2月28日晚上,專案指揮部召開緊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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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已掌握的各種情況看,基本可以認定梁春芳就是燕子。徐立昕副處長當即決定兵分三路:
一路赴鎮江,對陸在鎮江的住處進行控制,同時調查梁的有關情況;
一路赴寶應梁的原籍查梁的情況;
一路再去找朱妍,力爭查明梁、陸在南京的居住點。
三路人馬連夜行動,數小時后有效信息陸續反饋到指揮部。偵查員們在鎮江找到了梁春芳的前夫和哥哥,證實梁和陸的關系,同時提供了梁身體上的生理特征,與現場女尸特征相吻合;在寶應,梁的父母告訴偵查員,女兒十年前就嫁到了鎮江,而后離婚,后跟陸軍戀愛。
最令人振奮的是在南京的調查。經說明情況后,女老板朱妍打消顧慮,十分配合,她回憶起梁春芳在1月底曾以搬家為由,從店里拿走過一部分服裝袋。她還回憶起在2月4日中午,梁春芳和陸軍在南京的居住點吵架,梁打電話來訴苦。因為是打到手機上的,朱妍隱約記得對方電話號碼是以“8”字開頭的。
偵查員們立刻查證,查出這一電話為南京市下關區新河一村某號。
那么,陸軍會不會再回到這間他殺人毀尸的地方呢?他會不會因犯下重案而亡命天涯呢?
徐立昕琢磨了好一會兒說,他會回來的,有句古話說“機關算盡反誤卿卿性命”。
3月1日中午12時28分,一輛出租車快速駛進新河一村,在某號門前戛然而停,一個身材高大、西服革履、風度翩翩的男子走下汽車。從凌展3時就在附近守候的偵查員楊志強、丁寶軍、湯駿立刻沖上前去,堵住了他的去路。丁寶軍一把抓住此人的褲帶,并和湯駿一左一右將其夾在中間。
“叫什么名字?”楊志強厲聲喝問。
“叫陸軍。”那人幾乎是本能地答道。
“抓的就是你!”楊志強邊說邊利索地給他上銬,將其塞入警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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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內,偵查員們當場從陸的錢包里搜出兩張身份證,一張是陸軍本人的,另一張是已撕成碎片的梁春芳的。隨后專案組迅速派技術人員打開陸住所的房門,對住宅進行徹底勘驗搜查。結果發現衛生間墻面上有大量血跡,在廚房的垃圾袋里又搜出太量人體頭骨、牙床和盆骨等物證。
盡管陸軍對犯罪事實已供認不諱,但拒絕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省。
31歲的陸軍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令人尊敬的研究員,母親是教師。他高中畢業后考入蘇州大學研讀哲學。在大學里他是學校十項全能運動員,因而有機會選修運動解剖學,當然當時他絕不會想到有一天會將這門知識運用到殺人分尸上。
1990年陸軍大學畢業分配回原籍鎮江當教師。隨后他與自己的同窗結婚,并有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女兒,家庭生活清貧但卻安和。不過日子久了便耐不住寂寞,于是便扎入商海,前后應聘數家企業,但業績始終平平。倒是在商場折騰中他愛上了燈紅酒綠的喧囂,由此還結識一個三陪小姐,名叫梁春芳。
梁春芳生于1971年,是江蘇寶應人,1990年從原籍“嫁”到鎮江。由于來自農村,她一直無法找到正式工作。但作為女人,還頗有姿色,所以這個難題難不倒她。她在城里有了家有了孩子,還有了錢,盡管丈夫對其工作性質早有察覺,但也默認了——還是因為錢。
1995年陸軍和梁春芳相識后如果僅限于“逢場作戲”,兩人后來恐怕不會那么投入地共作一道“人生偏題”。梁春芳似乎特別青睞這個外表風流內蓄錦銹的“客戶”,陸軍也頻頻從這個小姐的軟語安慰中抹去種種失落——于是兩人關系漸漸變成了“情人”,而且是那種要長相廝守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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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梁春芳毅然與丈夫離婚,陸軍便在一封情書中向她表白:自己的婚姻是一道沉重的枷鎖,渴望獲得一張“自由證書”。這證書他在1996年獲得了,可是事隔兩年他又和前妻復婚。這個舉動無疑說明他對原先家庭的眷念,也說明了他對梁春芳感情的猶豫和彷徨。可惜迷途知返的他再次倒行逆施,于1998年第二次拋妻別女,解除婚約,與梁春芳公開關系。
但是這場變故使梁一直懷疑他終究有一天會始亂終棄,于是對他盯得很緊。陸軍到南京家具城后因工作忙經常晚上不能回去與梁共枕,梁便時時跑到公司與陸歡娛。日子久了公司的人自然有怨言,陸軍便有意加以克制,不料梁卻常常跑到公司來吵鬧——這種素質的女人使陸軍在懊悔之余生了憎惡。
2月4日晚兩人又大吵,于是出現了梁春芳割腕自殺的事情。陸軍因此更覺無顏見人,對梁春芳恨之入骨。
2月11日凌晨6時,陸準備離開他們租居的房子去上班,梁問他晚上是否回來,陸悶聲悶氣地回答“不一定”。梁春芳一聽立刻跳起來,抓起一把剪刀對準自己尚未拆線的左手腕相逼。
梁的歇斯底里終于激發了陸久藏心中的萬丈怒火:“你整天在我面前要死,今天我就成全你!”說罷他一把將梁拖到床上,伸出雙手用盡全力掐梁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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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會兒工夫,梁春芳的呼吸就沒了,他也同時截斷了自己的生命之路。
當天中午他又從單位趕回,先去金盛買了只箱子,然后回來將梁的尸體拖到衛生間,用菜刀和剪刀對其進行肢解。并且將梁的私人用品堆在地上倒了汽油點燃,因為火苗躥得太猛,他的臉被燎傷,部分頭發被燒掉了。當天夜里他將部分尸塊裝入箱包中乘出租車到火車站,將其扔在了鐵軌旁。
陸軍具備的智商決定了他與一般殺人兇手的不同。他自以為藏匿了死者的頭、手和下腹,又將碎尸扔在熙熙攘攘的火車站,就可混淆視聽,令警方無從下手。這種幻想使得他始終覺得自己很安全,居然敢在春節之后再次回到南京尋找工作,恐怕他自作聰明地認為最危險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
可是他錯了。從2月12日案發至3月1日破案,警方僅用了18天時間就找到了他。
次年,陸軍被依法判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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