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費孝通，想通了哪些事？

晚年的費孝通

想通了哪些事

提到費孝通先生，大家腦海中浮現的可能首先是《鄉土中國》《江村經濟》等經典。它們成書于費先生的青壯年時期，體現了他“認識中國、改造中國”的遠見和抱負。

關于中國和中國人，費先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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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費先生生命中的另一個高峰。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學迎來恢復重建，年逾古稀的費先生以“行行重行行”的決心繼續發光發熱，奔波在村莊與鄉鎮之間。

費孝通（船上右一）于1981年9月第三次訪問了江蘇省吳江縣開弦弓村，他在村頭和干部群眾依依告別。圖源：新華社。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周飛舟教授特別編選了費先生這一時期的20篇代表性文章，呈現了他晚年二十余年的思想進路，這就是《費孝通論社會調查研究》。

讀完這本書，你會明白費先生如何從早期的“社區研究”，一步步走向對“代表性”問題的回應，最終在暮年將社會調查升華為一種關于“文化自覺”和“心態”的深邃思考。

01

不斷自我剖析

為社會學重建四處奔走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的過程中，費老的文字處處令人動容。

他坦言，社會學停頓的三十年間雖然受到了批判，但他從批判里學到了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學會批判自己”。他甚至說，有人覺得他的書好看，其實“那些最好看的地方正是功夫最不到家的地方，因為道理講不清楚，就要耍耍花腔”。

在1989年時的思路回顧中，他還自省道，由于擔負社會公職，自己被“名位”所累，已無法進行學生時期那樣的實地調查了。他把這歸結為主觀上的毛病：粗枝大葉、讀書不勤。他提到由于丟掉了做筆記的習慣，加上年老易忘，感嘆自己“智力難免枯涸”，只能靠老本兒過日子。

在這種個人自省中，費先生始終表現出對自身命運的坦然。他說：“我本人是個知識分子，自然應當接受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命運。”令他掛心的，倒是知識分子隊伍和智力資源的青黃不接。

1957年5月15日，江蘇省吳江縣，費孝通先生回訪幼年讀書的雷震殿小學。圖源：三聯生活周刊。

他反思了1952年院系調整后理、工科以及文、理科分家帶來的弊端，認為人為地分割物質和精神世界，是不可能真正揭示客觀奧秘的。他主張學術研究應當搞點“雜文”，因為“雜”意味著多種學科的交流滲透，才能有研究的深度，鼓勵人們融會貫通，全面發展。

對于他堅持一生的“類型比較法”，他在某一段時期里多次做出回顧和總結：通過深入解剖一個具體社區，弄清其社會結構及生成條件，將其作為“標本”，再與其他條件不同或相似的社區進行比較，把相近者歸類、相異者區分，從而提煉出若干具有解釋力的社會類型，用以理解整體社會的基本面貌。

他曾自謙道，這一方法“看來有點迂闊”，但這是他在半個世紀實踐中找出的可行辦法。后來，在《四年思路回顧》中，他又鼓勵后來者各顯神通，稱自己的方法只是其中之一，自己甚至沒有能夠充分發揮這種方法的長處。

1991年，費孝通在河北廣宗大東村農民家了解竹簾生產情況。圖源：中國民主同盟網站。

事實上，這一時期費老從類型中尋找典型，從典型中尋找一般規律，其研究思路穿梭于區域、模式、類型的比較探索中，展現出高屋建瓴、高超熟練的社會調查本領，開辟了社會學調查的新路徑。

02

回應同窗質疑

中國式應用人類學由來有自

在對自身研究不斷進行反思的過程中，費先生在晚年重新面對了那場跨越半個世紀的學術挑戰。這涉及他與同窗老友、英國人類學家埃德蒙·利奇之間關于“個案代表性”的著名爭論。

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曾任劍橋大學教授并出任國王學院院長，是費孝通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的同學。

利奇在《社會人類學》中尖銳地提出，人類學應當是一場“純粹的智慧演習”，并且始終懷疑像“江村”這樣的小社區調查是否能代表中國。

費先生在《人的研究在中國》《人文價值再思考》中坦誠地回應道，解剖一個農村本身是有意義的，所以是有趣的，但這不是他的旨趣。他堅持認為，如果人類學不從實際出發，沒有“真正參與到所研究的人民的生活中去”，沒有一份“實踐雄心”，就難以獲得其存在的價值。

對于利奇的質疑，費先生用他晚年的經歷作答：雖然“微型調查”有其局限，但通過幾十年的類型比較，他確實比五十年前更了解中國了。他認為，這種基于實地的認識，是能夠真正有助于中國發展的。

在他看來，人類學者都面臨著“進得去”并“出得來”的困難，二人意見的分歧，不存在誰是誰非的問題，而是屬于不同傳統和處境的問題。務實的精神潛移默化，滲入學術領域，最終形成了他以了解中國和推動中國進步為目的的中國式應用人類學。

這份堅持，也讓他到了晚年更讀懂導師馬林諾夫斯基當年在《江村經濟》序言里的良苦用心。費先生意識到，馬老師當年的高度稱贊，絕不僅僅是因為他提供了一份關于中國農村的詳盡資料，而是因為這本書標志著人類學的一個“里程碑”。

馬林諾夫斯基（1884—1942），波蘭裔英國人類學家，確立了“參與式觀察”方法，并提出功能主義理論，對人類學研究范式產生深遠影響。

馬林諾夫斯基的抱負宏大，他希望打破西方人觀察“原始部落”的傳統模式，開創由“土著”研究自己社會的新紀元。在費先生晚年的體悟中，馬老師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地球上不同文化群體的人能夠“彼此了解、相互容忍”，最終共同生活在一個統一的國際社會里。

這種從“實地調查”走向“跨文化理解”的進路，正是費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覺”的思想種子。他意識到，自己一輩子的追求，正是在實踐導師那份關于人類大同的理想。

1918年，馬林諾夫斯基在特羅布里恩群島上與土著訪談。

03

主張“文化自覺”

開辟新境界，推向新高度

在書中的多篇文章里，費老反復闡述“文化自覺”的概念。什么叫“文化自覺”？他指出這個概念的真諦在于“自知之明”，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要有“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特色和發展趨向”的清醒認識。

費老在長期的社會調查中，特別是在晚年觀察到全球化浪潮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巨大沖擊時，產生了一種深沉的憂慮。在東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很多中國人不知道自己從哪里來，也不知道該往哪里去，而“文化自覺”的態度既拒絕盲目排外，也拒絕全盤西化。

他深刻地預見到，以權力格局為背景的社會文化界限尚未消除，民族—國家的現實使得統一的“文化場”還是一種理想，如果要避免“現代化”成為人與人、文化與文化、族與族、國家與國家之間利益爭奪的借口，就需要不斷深化對自己和“異己”的認識。

這個思想，最終凝結為廣為人知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在《“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中，他高瞻遠矚地提醒我們，全球化時代就像一個“新的戰國時代”，人類如何共同相處沒有現成答案，也不可能指望某個“圣賢”。

費孝通書跡。圖源：《書法報》2024年第25期。

這個時候的根本辦法，只能是回到現實社會生活中去，扎扎實實做實地調查，搞清楚各種文明中的人們的社會生活，而不是以某種意識形態體系為基礎來構建人類跨文明的共同理念，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要有跨越文化偏見的心態，要能夠“將心比心”地去“悟”。

他還提醒我們，這個過程最終還是要落到“人”，要運用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原則，最大限度地注意到“人文關懷”和“主體感受”，不管是對于“弱勢文明”還是“強勢文明”，只有交流、理解、共享、融合，才是共存共榮的根本出路。

從一個村莊的調查，到區域經濟的模式，再到探討全人類的文明共存。費老晚年的社會調查思想，徹底突破了學科的邊界，展現出了高超的智慧和深厚的人文關懷。

費孝通社會學經典

《鄉土中國》《江村經濟》

《生育制度》《費孝通論社會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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