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薩潘：語言所屏蔽的，也將被語言跨越

《彈珠游戲》是我在20歲時寫的，第一部小說比這本書早兩年出版。我本來沒有規劃過要成為職業作家，只是我的高中語文老師鼓勵我發表作品。當時有很多書評，帶著輕微的諷刺口吻。第一本書成功是不是出于巧合？第二本書又會怎么樣呢？那時候我太年輕，比較在意外界的目光，導致我寫第二本書時承受了很大的壓力。隨著年齡增長，我才漸漸學會與外界的批判保持距離。現在，我是自己的第一批評者，我也特別希望能聽到真正的批評之聲。

我又回到了中東，并在那里居住了兩年。一開始我去了約旦，跟當地保障女性權益的組織合作交流，在那邊接觸到很多來自伊拉克、敘利亞的難民，后來又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生活了六個月。這次來中國，我就是直接從特拉維夫過來的。

我能在這些地方走動，背著背包穿越邊境，甚至作為一個女性能跟當地的陌生男性交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拿著瑞士和法國的護照。很多當地人甚至連自己的村莊都無法離開，他們的村莊被重重關卡和檢查站包圍起來。后面我才意識到我的行為很冒失，畢竟那里在打仗。有一種內在的召喚推動著我去探索，去了解那片土地上的人們。我去了很多記者無法抵達的地方，有很多記者在當地被殺害，而我則宣稱自己只是一個普通游客。

在這個過程中，我見到各種各樣的人，不管他們是屬于哪一邊的，都在跟我講述自己的生活。我震驚地發現，我以往通過媒體獲得的關于一個族群乃至一個國家的印象是多么錯誤。媒體是一個小窗戶，如果你不能親臨現場，你通過小窗戶看到的“真相”往往管中窺豹，有失公允。我甚至感受到有人在通過敘事技巧轉移事情的本來面貌，去作出一些不公正的判斷。而我，作為一個作家，不可以不行動。我聽了這么多故事，我希望自己行動起來。

我會試圖讓那些無法發出聲音的普通人發聲，其中有不少是女性，她們生活在相當復雜的環境中。同樣生而為人，在不同的地區，人的生命價值會因為國家或歸屬的不同而天差地別。我能去往實地，拿到第一手的材料，這是作家的幸運。我想讓人們看到，在非黑即白的宣傳背后，她們是真實的人。

一旦這本書出版，很明顯，可能我從此再也不能自由進入中東地區了。因為我寫了一些當局不希望我寫下的事情。我去了很多記者無權去的地方，見了很多記者無權見的人。我的編輯非常支持這個項目，但我們都清楚，出版之后，肯定會有很多批評。我將始終驕傲地為這本書辯護。

關于虛構和非虛構，這本書中的我，終于是真正的我，而不是敘述者的我。書中的一切都是這兩年我在中東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這不是我能想象出來的。我看到的人性之美，以及人的勇敢，也是我無法言說的。

虛構作品非常自由，但非虛構作品是完全不一樣的體系。這本書在政治上可能很敏感，要讓出版方看來不帶有太多批判性，或者說不太激進，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更重要的是，我必須在寫作中付出大量努力，去保護我所寫的人，不讓他們的身份泄露，以防在當地給他們帶來厄運。雖然已經匿名處理，我還是相當害怕他們被發現，這是我這次寫作中最為沉重的一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