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右翼的女權敘事：講“女權故事”的莫迪，和“被代表”的印度女性｜日新說編輯部

莫迪的“女權牌”

4月17日，印度總理莫迪推動議會表決一項憲法修正案，試圖將女性議員在議會中的席位比例從目前約14%提高至33%。由于未能獲得憲法修正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支持，該方案最終未能通過。次日，莫迪在全國講話中指責反對黨“損害女性權益”，將一次復雜的制度爭議迅速轉化為一場圍繞“誰更支持女性”的政治攻防。

從表面看，莫迪似乎再次站上了女性權益的道德高地：推動女性參政、擴大女性代表性、批評反對黨阻撓改革。對于一個長期以印度教民族主義和強人政治著稱的領導人而言，這樣的姿態讓人意外。

但如果回顧莫迪過去十余年的執政軌跡，就會發現，這并不是一次突然的價值轉向，而是其政治傳播中反復使用的一種策略：以“保護女性”“女性賦權”為名，占據公共輿論中的進步立場，同時服務于更現實的選舉計算、族群動員和國家形象塑造。

換言之，莫迪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女權政治家，而是一位極為熟練的“女權敘事”操作者。他并不否認女性的重要性，甚至經常將女性置于國家發展、民族復興和社會進步的中心位置；但問題在于，在他的政治劇本中，女性經常不是獨立表達自身利益的主體，而是被國家、宗教和政黨反復調用的象征資源。

為什么一個強調印度教民族主義和多數族群政治的領導人，會如此熟練地運用“女權牌”？他究竟如何包裝自己的女性權益議程？為什么到了今天，這套政治話術正在逐漸失效？

作者：阿外

編輯：阿K

“選擇性女權”和“憤怒的寡婦”

要理解莫迪的女性政治，需要把時間拉回到2014年。

那一年，莫迪剛剛當選印度總理。在印度獨立日演講中，他公開呼吁性別平等，要求父母同等養育兒子和女兒，并特別強調應教育男孩尊重女性。彼時的印度，剛剛經歷一系列震驚國內外的性暴力案件，女性安全、司法問責和社會父權結構成為印度輿論場上的核心議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莫迪的表態確實擊中了印度社會的情緒需求。一個強勢領導人公開談論性別平等，批評社會對女性的不公，容易被理解為印度政治開始正視女性問題的信號。

然而，十余年過去后再回看，莫迪政府在女性權益上的實踐并不穩定，也并不系統。它并沒有真正觸動印度社會中更深層的父權制度、種姓等級、宗教保守主義和性別暴力治理缺陷，而是更傾向于選擇那些政治收益較高、政治成本較低的議題進行包裝。

所謂“選擇性女權主義”，就是在某些有利于打擊政治對手或少數群體的議題上高舉女性權益旗幟，而在觸及自身基本盤和印度教社群內部父權結構時則明顯回避。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三次塔拉克”改革。在印度穆斯林社群中，曾經存在一種做法：丈夫只要連續說三次“塔拉克”，即可單方面與妻子離婚。這一制度長期受到穆斯林女性組織和性別平權人士的批評。后來，印度最高法院叫停了這種做法，莫迪政府進一步推動立法，將“三次塔拉克”刑事化。

從女性權益角度看，這一改革確實回應了部分穆斯林女性長期以來反對單方面離婚的訴求，也使莫迪政府獲得了“挑戰宗教保守勢力、保護穆斯林女性”的政治聲譽。

但問題在于，這項改革是否完全出于女性權益考量，仍然值得討論。印度人民黨的政治基礎長期與印度教民族主義力量緊密相連，穆斯林群體并不是其主要票倉。對穆斯林男性權威進行強硬干預，既可以被包裝為女性平權改革，又能夠強化印度教民族主義陣營對穆斯林社群的批判。

也就是說，在這個議題上，莫迪政府推進女性權益的政治成本并不高，甚至可以同時獲得“進步改革”和“打擊少數族群保守力量”的雙重收益。但當類似的父權控制出現在印度教社群內部時，莫迪政府的態度就明顯不同。

例如，印度教右翼長期鼓吹所謂“愛情圣戰”敘事，聲稱穆斯林男性通過戀愛和婚姻“誘導”印度教女性改宗，進而削弱印度教社群。這一說法沒有充分事實基礎，卻在印度部分地區成為干預跨宗教戀愛和婚姻的政治工具。

在這種敘事中，女性的情感選擇不再被視為個人權利，而被上升為宗教共同體的安全問題。印度教女性如果與穆斯林男性交往，往往會被懷疑“受到欺騙”“被洗腦”或“被誘導”。她們的意愿不重要。父親、法院、警方、右翼組織和網絡輿論都可能介入，替她們判斷這段關系是否“正當”。

更極端的案例也并不少見。卡納塔克邦一位20歲的印度教女性Dhanyashree，就曾因社交媒體頭像被懷疑與穆斯林文化有關，遭到印度人民黨青年翼成員騷擾，并被造謠與穆斯林男性交往，最終不堪壓力自殺身亡。

這正是莫迪式選擇性女權的核心：當女性權益可以用于批判穆斯林男性時，它被高調強調；當女性自主性挑戰印度教民族主義和父權秩序時，它便迅速讓位于宗教、家庭和共同體利益。

相比“選擇性女權主義”，莫迪更擅長的，是將女性權益與民族主義敘事捆綁起來。

2025年5月，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發生恐怖襲擊，26名平民遇難。隨后，印度政府發動代號為“辛多爾行動”的跨境軍事打擊。“辛多爾”是印度教已婚女性涂抹在發縫中的紅色朱砂，象征婚姻狀態：丈夫在世時涂抹，丈夫去世后不再使用。

以“辛多爾”命名軍事行動，本身就是一種高度性別化的政治修辭。它把軍事行動與女性的婚姻身份直接聯系起來，將襲擊中的遇難者遺屬，尤其是失去丈夫的女性，塑造成國家復仇敘事的道德來源。

在這種敘事中，女性被簡化為“寡婦”或“受害者家屬”：她們的痛苦被國家征用，她們的婚姻身份被賦予象征意義，而軍事行動則被包裝成替她們復仇、替家庭和民族恢復尊嚴的手段。

但問題在于，女性本人是否同意這樣的復仇敘事，并不重要。襲擊中一位遇難者的妻子希曼什·納爾瓦爾曾呼吁不要擴大仇恨、不要用報復制造更多對立。然而，她的表態很快遭到大規模網暴、蕩婦羞辱和強奸威脅。因為她沒有扮演民族主義輿論期待中的“憤怒寡婦”。當她拒絕被納入復仇敘事，她就失去了被尊重的資格。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辛多爾行動”的新聞發布會上，印度政府特意安排兩名女性軍官宣讀行動聲明。她們以專業、冷靜、強硬的形象出現在鏡頭前，成為國家軍事能力和性別現代化形象的共同象征，同時，也合理化了這場軍事行動的正當性，為莫迪的“宏圖大業”鑲邊。

這就是莫迪式女性政治的復雜之處：它會不斷強調女性重要，甚至把女性放在極高的位置上，但女性真正想說什么，往往并不重要。她們可以被贊美，可以被展示，可以被代言，卻未必能被傾聽。

這正是莫迪式女權敘事的真實面目：它的目標并不總是改善女性處境，而是服務于選舉動員、族群政治和國家形象塑造。一旦女性權益觸及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核心利益，比如父權家庭結構、種姓等級秩序、對少數族群的系統性排斥，莫迪的“女性賦權”就會迅速退場。

早年間，印度國內外不少觀察者并未完全看清這一邏輯。部分自由派媒體曾將莫迪塑造成具有改革色彩的領導人，一些印度女性選民雖然不認同印度人民黨的右翼色彩，卻仍然因為莫迪個人所塑造的“強力改革者”形象，把票投給人民黨。

但時間越久，現實與話語之間的落差越明顯。越來越多印度女性發現，莫迪時代并沒有真正帶來女性地位的整體提升。相反，在很多問題上，女性被重新推回了宗教、家庭和民族主義的邊界之內。

保護女性的總理，和更加危險的世界

莫迪政府在政治傳播中不斷強調“女性力量”，但他執政這些年，現實中的印度女性安全狀況，卻并沒有因此得到根本改善。

近年來，針對印度女性的犯罪仍然高發。根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相關數據，2021年印度平均每天有86名女性遭到強奸，每小時有49起針對女性的犯罪案件被登記。每10萬人中針對女性犯罪的發生率，也從2014年的56.3上升到2022年的66.4。

犯罪登記率上升確實可能部分反映了報案意識提高和統計機制變化，但無論如何，這些數字都說明，印度女性在公共空間、家庭空間和司法程序中的安全感仍然十分脆弱。

也并不是沒有女性發聲。事實上，印度社會從不缺少站出來抗爭的人。但莫迪政府及其政治體系的問題在于，當女性權益議題觸及權力關系、執政黨人物或民族主義基本盤時，制度回應往往變得遲緩而曖昧。

2023年，多名印度女性摔跤運動員公開指控印度摔跤聯合會主席、印度人民黨議員布里杰·布尚·沙蘭·辛格性騷擾。多位運動員曾代表印度參加國際賽事，為國家贏得榮譽。她們在新德里街頭靜坐抗議，要求嚴肅調查。

然而，政府最初并未作出迅速而充分的回應。抗議持續發酵后，警方和司法程序才在輿論壓力下推進。對于這些運動員而言，她們面對的不僅是個人遭遇，更是一個典型困境：當女性指控對象擁有政治身份和組織資源時，所謂“女性尊嚴”很快會被權力計算稀釋。

另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是比爾基斯·巴諾。

她是2002年古吉拉特騷亂中的穆斯林女性幸存者。當時，她遭到輪奸，親人被殺，其中包括她年幼的孩子。多年抗爭之后，施暴者終于被定罪。但2022年，長期由印度人民黨執政的古吉拉特邦政府批準釋放11名強奸和謀殺犯。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些人出獄后居然受到部分支持者獻花歡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時期，莫迪在公開講話中談論著女性賦權，強調沒有女性力量就沒有印度進步。

這類反差解釋了為什么越來越多印度女性不再輕易相信官方的女性宣言：她們看到政治演講中的女性被高度贊美，但現實中的女性在遭遇暴力、騷擾和司法不公時，并不一定能獲得及時而堅定的保護。

更嚴重的是，莫迪長期執政強化了印度社會中的宗教民族主義力量。這些力量往往以“保護女性”為名，把女性重新安置回“家族榮譽”“宗教邊界”和“民族尊嚴”的框架之中。

在這種秩序下，女性不再首先是擁有獨立選擇權的公民，而是宗教共同體的邊界線、民族主義情緒的承壓板。她們愛誰、嫁誰、穿什么、說什么，都可能被右翼勢力解釋為“社群危機”。

他們打著“保護女性”的旗子，卻把女性從公共生活和個體選擇中重新拖回父權秩序。女性可以被稱為母親、女神、新娘，可以被贊美為國家和文明的象征，但她不能成為一個“不聽話的人”，不能擁有與國家敘事、家庭秩序或宗教共同體不一致的意見。

但也正是在一樁樁事件之后，越來越多印度女性開始重新審視莫迪的“女性賦權”。

比爾基斯·巴諾案強奸犯被釋放，女性摔跤運動員抗議遭遇冷處理，“辛多爾行動”中反仇恨的女性被網暴，以及一系列針對女性的騷擾、虐待和強奸案件，都讓許多印度女性逐漸意識到：官方的女性話語，與現實中的制度保護之間，存在巨大裂縫。

在莫迪高喊“女性力量”的新聞視頻下，越來越多質疑和嘲諷開始出現。她們并不是反對女性賦權，而是反對把女性賦權變成政治表演。她們要的不是被贊美，而是被保護；不是被代言，而是被傾聽；不是被國家塑造成象征，而是作為公民被平等對待。

過時的“女權玩家”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關于這次擴大女性議席，莫迪再次打出了女權牌。

這次爭議圍繞第131號憲法修正案展開。從表面看，該方案旨在提前落實2023年已經通過但尚未生效的女性議會配額制度，也就是將議會中33%的席位預留給女性。

女性在議會中只占約14%，當然是一個嚴重問題。印度作為世界人口大國和重要民主國家，長期存在女性政治代表性不足的問題。提高女性議員比例，有助于讓女性安全、教育、就業、醫療、家庭暴力和社會福利等議題更充分進入國家政策議程。

但這一次，問題并不在于女性配額本身，而在于它被捆綁進一個更具爭議的政治安排：選區重新劃分。

所謂選區重新劃分，就是根據人口數據重新分配各邦在議會中的席位數量。印度上一次大規模重新劃分選區可以追溯到1971年，距今已經超過半個世紀。按照憲法邏輯，人口普查之后重新調整席位分配，本身并非不合理。

但現實政治中的關鍵問題是：為什么莫迪政府選擇在此時推動？又為什么要把女性配額與選區重劃放在同一個改革框架中？

印度將在2026年前后迎來多年未進行的全國人口普查，而莫迪政府堅持以既有的人口數據作為選區重劃基礎。印度北部人口大邦，如北方邦、比哈爾邦、中央邦等，是印度人民黨的傳統優勢區域；而南部相對富裕、人口控制更好的邦，如泰米爾納德邦、喀拉拉邦、特倫甘納邦等，則更多是反對黨和地方政黨的政治基礎。

如果按照人口重新分配席位，北部邦的議會權重可能進一步上升，南部邦則擔心自身在聯邦政治中的代表性被削弱。換句話說，這不只是一個行政技術問題，而是一個關乎印度政治版圖重塑的權力問題。

也正因為如此，反對黨和南部各邦對這項改革高度警惕。他們擔心莫迪政府借女性配額的道德正當性，推動有利于印度人民黨的選舉制度重構。

莫迪的策略并不復雜：將女性配額與選區重劃捆綁在一起，制造一個政治兩難。反對黨如果反對整體方案，就會被指責為阻撓女性權益；如果支持方案，則可能被迫接受有利于執政黨的選區重構。

這是一種典型的道德捆綁。女性權益原本應當是一個獨立、清晰、透明的制度改革議題，卻被放入更復雜的權力再分配工程之中。

反對黨領袖拉胡爾·甘地對此批評稱，這不是一部真正關于女性的法案，而是一次改變印度選舉地圖的嘗試。此類批評之所以能夠引發共鳴，正是因為越來越多印度人已經意識到，莫迪政府使用女性議題時，往往并非只關心女性本身。

最終，莫迪這一次并未成功。南部各邦的反彈尤其強烈，泰米爾納德邦首席部長斯大林等地方政治人物公開反對該方案，認為它會損害南部邦在聯邦政治中的權益。法案未能獲得足夠支持，莫迪也罕見地遭遇政治挫敗。隨后，莫迪再次采用熟悉的敘事方式，指責反對黨“剝奪女性權利”，并警告不支持女性配額的人將受到“一半人口”的懲罰。

但這一次，這套話術沒有過去那么有效。原因在于，印度女性已經越來越清楚地區分兩件事：真正擴大女性政治權利，與借女性權利重塑政黨利益，并不是一回事。

雖然女性配額本身值得支持，但它不應成為政黨操盤的附屬品；女性權益本身值得推進，但它不應被用來綁架反對派、掩蓋權力計算或包裝選舉工程。

當然，印度女性在議會中只占約14%，這件事本身是有問題的。女性代表性不足，是印度民主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缺陷。真正改善女性權益，也確實需要更多女性進入議會、政黨、地方治理和政策制定過程。

問題在于，這樣的改革不應來自莫迪和印度教民族主義政治的施舍式包裝，也不應成為選區重劃和黨派利益的交換籌碼，而應來自印度女性自身長期、持續、艱難的政治斗爭。

幾十年前，推動女性預留席位法案進入議會討論的關鍵人物之一，正是來自印度共產黨的女性政治家吉塔·慕克吉。

1997年，當時的印度總理曾希望她入閣擔任部長，但她拒絕了。她說，自己一生已經見過足夠多的部長，她更愿意繼續留在議會聯合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上，推動《婦女預留席位法案》通過。

1997年8月14日，她輪值主持議會，并宣布將《婦女預留席位法案》提前討論。然而，由于印度人民黨等力量的反對，議會最終選擇按程序擱置討論。她一氣之下帶著幾名女議員集體退場。事后，她說：“我丈夫去世的時候我都沒有哭，但今天，我真的流淚了。”

她的痛苦并不只是個人情緒，而是一個女性政治家的歷史挫敗感。她看到，女性參政這樣一個基本的民主議題，在黨派算計、男性政治同盟和保守勢力阻撓面前，被一次又一次拖延。

直到2000年去世，吉塔·慕克吉也沒能看到這項法案真正通過。臨終前，她仍然主張，女性預留席位法案不應與選區重新劃分捆綁，也不應通過增加議會名額來稀釋改革意義，而應當作為一項獨立、干凈、明確的憲法修正案推進。

這才是真正的女性政治：它意味著為女性爭取真實的制度空間，即便這不能立刻換來掌聲；意味著讓女性自己進入政治，而不是由男性強人替她們定義利益。

隨著越來越多印度女性認清莫迪式“女性賦權”的真實邏輯，那個由強人政治代言女性、由民族主義定義女性、由政黨利益消費女性的時代，正在受到越來越多質疑。

真正的女性賦權，不會來自政治表演，也不會來自權力施舍。它只能來自女性自身的組織、表達、參與和斗爭。對于印度而言，這不僅是一場性別平等之爭，也是一場民主質量之爭。

作者

阿外，鍵盤海陸空多棲

我們是誰

我們的世界不止有一種聲音 | 獨立·多元·深度

日新說深耕國際議題，秉持普世價值與人文精神，致力于多元視角講述與思考我們的世界。

歡迎關注我們其他平臺賬號（騰訊新聞、微博、B站、小宇宙）：日新說Copernicium

每日更新，敬請期待，若想投稿或加入讀者社群請添加小編微信：rixinshuo114

文章僅供交流學習，不代表日新說觀點，觀點不合，歡迎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