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安岳石窟：千年文脈的守護與新生‖陳威印 代世洋

安岳石窟

千年文脈的守護與新生

陳威印 代世洋

安岳石窟是中國南方石窟和川渝地區中小石窟的最典型代表，其石窟藝術水平達到中國晚期石窟藝術最高峰。2000年9月，安岳縣被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藝術之鄉（石刻藝術）”。安岳石窟具有上承北方龍門石窟，下啟大足石刻的居間地位，是佛教文化與中華文化、巴蜀文化深度融合，逐步世俗化、生活化、地方化的生動體現。理清安岳石窟發展歷史，加強安岳石窟保護利用，推動安岳石窟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對提煉安岳石窟文化內涵、講好巴蜀文化故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意義。

一、安岳石窟的歷史脈絡與方志印證

安岳石窟歷經千年演變，其藝術風格與時代特征在歷代地方志中均有清晰記載。從南朝佛教初傳至明清技藝流變，每一階段的傳承與創新均與地方政治、經濟、文化深度交織，形成獨特的“安岳范式”。

（一）南朝佛緣：石窟藝術的肇始

安岳石窟的起源與佛教中國化進程深度交織。南朝梁武帝普通二年（521），普慈郡的設立成為關鍵節點。清康熙《安岳縣志·沿革》明確記載：“梁普通二年，置普慈郡，取‘普渡慈航’之義。”這一行政建制的佛教化命名，揭示了梁武帝“以佛治國”理念在巴蜀的實踐。清嘉慶《四川通志》據南宋鄭樵《通志略》補充，普慈郡治所附近存有“梁《招隱寺剎下銘》”，題刻時間為普通二年，證實南朝佛教建筑與摩崖造像的早期活動。

隋代開皇十三年（593），普州刺史韋協主持開鑿“小千佛院”，據清道光《安岳縣志·寺觀》記：“鑿巖為窟，刻千佛于壁，蔚為壯觀。”現存千佛寨遺址中，隋代造像雖風化嚴重，但其“褒衣博帶、衣紋稠密”的特征，可追溯至龍門石窟北魏遺風，印證了北朝藝術南傳的路徑。此外，南宋《普慈志·碑目考》記載“郡北小千佛院，開皇十三年建”，暗示隋代安岳已形成石窟開鑿的規模化趨勢。

（二）唐代鼎盛：南北交融的造像高峰

唐代安岳石窟迎來鼎盛時期，地方志與地理文獻揭示了其繁榮的社會基礎。《新唐書·地理志》記，唐代普州戶籍達4.2萬戶，成為劍南道商貿樞紐。經濟的繁榮催生臥佛院、玄妙觀等大型石窟群。臥佛院釋迦涅槃像全長23米，依山取勢，與《輿地紀勝》“山石如佛，佛如山石”的記載高度契合。清乾隆《安岳縣志·寺觀志》載：“玄妙觀，唐開元間（713—741）建，鑿老君像于崖。”現存唐代道教老君像頭戴芙蓉冠，手持麈尾，與龍門石窟唐代道教造像形成南北呼應，反映了唐代“佛道并崇”的信仰格局。

地方志文獻還記錄了唐代工匠群體的活躍。大足石刻現存17名安岳籍工匠題名，印證了安岳“巧匠眾多”的記載。此外，唐代安岳造像“褒衣博帶”風格與龍門石窟相似，而“豐腴圓潤”的體態則融入了巴蜀地域審美，形成了獨特的南北合璧現象。

（三）宋代轉型：密宗藝術與世俗美學

宋代安岳石窟實現了宗教藝術的本土化轉型。毗盧洞柳本尊十煉圖創作，標志著密宗儀軌的視覺革新。該組造像以《宋高僧傳》記載的蜀地密宗祖師苦修故事為原型，通過“單龕分景”連續敘事，將《十煉修行法》文本轉化為立體壇場。清光緒《安岳縣志·金石》收錄南宋紹興八年（1138）《十煉圖碑記》，明確記載“鐫十煉相示現，使凡夫睹像悟道”，印證宗教圖像大眾傳播功能。其“剜眼煉心”場景中，柳本尊左眼凹陷處原嵌琉璃珠（2012年考古發現殘片），與《大足縣志》載寶頂山六道輪回圖眼球鑲嵌技法同源，形成巴蜀密宗藝術技術共同體。

紫竹觀音造像是宋代世俗化典范。毗盧洞紫竹觀音像被譽為“東方維納斯”，其斜倚山巖、蹺足戲水的姿態突破宗教程式。清光緒《安岳縣志·藝文》收錄明代碑文稱：“宋時匠作，多取市井女子為模，故觀音容色近人。”該記載充分折射出市民審美對宗教藝術的影響。

（四）元明流變：承續中的技藝嬗變

元代安岳石窟因戰亂頻繁而趨于衰落，但地方志中仍可見宗教藝術的生命力。據清康熙《安岳縣志·寺觀》記：“元至正間（1341—1368年），兵燹屢至，寺觀多毀，惟凈慧巖、木門寺諸刻猶存。”現存木門寺無際禪師石塔即為元至正五年（1345）所建，其仿木構石雕斗拱與蓮瓣基座，融合元朝建筑特色，印證了《四川通志》中“元人尚簡，石刻多取渾厚”的風格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安岳出現“以儒入佛”造像題材，如圓覺洞新增孔子浮雕，反映了理學對宗教藝術的滲透。

明代安岳石窟呈現鮮明的世俗化轉向。清道光《安岳縣志·藝文》收錄的《重修真相寺碑記》（萬歷二十二年）記載：“嘉靖間（1522—1566），鄉民捐資重鐫觀音、文昌諸像，增刻土地、灶神，香火日盛。”這一時期的造像題材突破宗教范疇，如玄妙觀新增送子娘娘像，衣飾采用明代民間流行的纏枝蓮紋。茗山寺則出現儒釋道三教共龕造像，孔子持卷、老子執扇、釋迦結印，體現“三教合一”民間信仰。地方志特別提及明萬歷年間“工匠多從湖廣遷入，技法雜糅楚風”，如毗盧洞新增的力士像肌肉夸張，與武當山明代道教造像風格相類。

（五）清代：保護意識萌芽與技藝式微

清代安岳石窟進入保護與衰微并存階段。乾隆《安岳縣志·寺觀志》詳載：“雍正八年（1730），知縣張漢翥捐俸修葺臥佛院，筑墻護像，禁樵采。”而光緒本增補載“同治年間（1862—1874），鄉紳陳氏集貲重刻紫竹觀音金箔，然匠藝粗陋，神韻不及宋刻十一。”這一時期官方與民間合力保護，如木門寺增設石質護檐，臥佛院加裝木質遮雨棚，但藝術水準顯著下降。清季造像多集中于小型土地廟、宗祠，題材以祈福納吉為主，如“五谷豐登”“麒麟送子”等浮雕，技法流于程式化。

二、安岳石窟歷史價值

安岳石窟的價值遠超藝術范疇，其歷史、文化與科技在地方志與當代研究中得到充分印證，構成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重要見證。

（一）歷史價值：佛教中國化的石窟實證

1.佛教傳播的時空坐標。清康熙《安岳縣志·沿革》記載的普慈郡設立（521），標志著佛教在巴蜀的制度化傳播。現存北周至隋代造像的“褒衣博帶”風格，印證佛教藝術從北方到南方的傳播路徑，填補敦煌與大足之間的時空缺環。學者李崇峰指出：“安岳石刻是佛教中國化進程的‘活化石’，其造像題材與風格演變，直接反映佛教與巴蜀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

2.政治經濟的石窟映射。唐代臥佛院、千佛寨的宏大規模，與《新唐書·地理志》中“普州戶四萬二千”記載互為印證，揭示出唐代巴蜀經濟繁榮對宗教藝術的支撐作用。宋代紫竹觀音的世俗化特征，則與《元豐九域志》所載普州年商稅2.3萬貫經濟活躍度直接相關。

（二）藝術價值：南北交融的美學典范

唐代寫實主義：臥佛院涅槃像的眾弟子悲慟群像，人物表情細膩傳神，與龍門石窟萬佛洞唐代造像一脈相承，被中央美院教授金維諾評為“中國石窟敘事性構圖的里程碑”。

宋代世俗美學：毗盧洞紫竹觀音“蹺足戲水”姿態突破宗教儀軌，其衣紋如水波流動，清光緒《安岳縣志·藝文》稱其“容色近人，有姑射仙子之風”。

佛道交融的獨特表達：玄妙觀唐代道教老君像頭戴芙蓉冠、手持麈尾，與龍門石窟同題材造像形成南北呼應；華嚴洞大般若洞正壁造釋迦牟尼、孔子、老子像，體現了“三教合一”民間信仰。這種多元融合特征，被《中國宗教藝術史》列為“地方性宗教藝術的典型范式”。

（三）科技價值：古代匠人的智慧結晶

1.巖體利用的生態智慧。安岳石窟依砂巖山體而建，工匠“因勢造像”的技法在地方志中多有記載。清乾隆《安岳縣志·山川》記：“匠作取巖穴之形，佛龕與山勢相生。”如臥佛院利用天然凹槽雕刻涅槃像，既減少開鑿工程量，又避免巖體結構破壞，其科學性經現代地質力學模擬驗證。

2.建造技術的傳承密碼。元代木門寺無際禪師石塔的仿木構石雕斗拱，精確還原《營造法式》中的“六鋪作偷心造”工藝；明代力士像的肌肉解剖學精度，與《天工開物》記載的“人體九分法”相合。這些技藝細節，為研究中國古代建筑與雕刻技術提供實物標本。

三、安岳石窟保護利用現狀

近年來，安岳縣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工作的系列指示批示精神，貫徹落實國家、省、市重大戰略部署，堅持“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新時代文物工作方針，系統推進石窟保護利用，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水平全面提升。

（一）始終貫徹“雙圈”戰略，合力深化石窟保護利用

深入貫徹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國家戰略，聯動大足高標準一體化推進石窟保護利用。一是機制共建。建立安岳大足文物保護利用專家智庫戰略合作機制，簽訂共建文物保護合作機制，明確共建石窟安全防控機制、石窟學術研究機制等6項合作機制。二是項目共推。近兩年，雙方聯合實施千佛寨考古調查、編撰《巴蜀石窟全集》等13個合作項目。三是活動共辦。聯合舉辦川渝石窟（刻）文化交流會、“巴蜀石韻 同氣連枝——資陽大足石刻藝術展”等活動10余次。

（二）始終堅持高位推動，不斷增強石窟工作保障

堅持高位推動，不斷完善體制機制，石窟事業保障不斷加強。一是強化規劃引領。相繼出臺一部法規（《資陽市安岳石刻保護條例》）、一部規劃（《安岳石刻保護利用總體規劃》）、一個方案（《安岳文物保護利用工作實施方案》）、一項機制（《安岳縣文物保護利用機制》），石窟保護法治政策“屏障”不斷筑牢。二是強化組織領導。成立以四川省文物局主要負責同志和資陽市政府分管負責同志任雙組長的領導小組，建立四川省首個縣域內設置的副縣級石窟研究院，成立四川石窟寺保護研究院安岳分院，構建形成省級統籌、市級指導、縣級主抓的石窟保護工作格局。三是強化資金保障。統籌國家、省級文物保護專項補助資金，設立石窟文物保護專項資金，近幾年累計投入資金近10億元。

（三）始終牢記保護為主，逐步提升石窟保護水平

統籌搶救性保護和預防性保護、本體保護和周邊保護、單點保護和集群保護相結合。近年來，共策劃包裝文物保護項目33個，實施臥佛院石窟防滲水搶險保護工程、毗盧洞石窟搶險加固保護工程、華嚴洞石窟搶險加固保護工程、高升大佛搶險加固工程等石窟保護利用項目26個，石窟寺重大險情基本消除。壓實“四級”責任，厘清政府、部門、管理單位責任，構建形成縣、鄉、村、組“四級”聯動責任體系；健全“四有”機制，實現文物保護范圍、保護標志、記錄檔案、管理機構“四有”全覆蓋；落實“四防”措施，建立人防、技防、物防、犬防“四防”文物保護機制，石窟寺保護體系逐步完善。

（四）始終突出價值挖掘，加強石窟活化利用

深入挖掘好、研究好、闡釋好石窟價值，展現石窟內涵和時代價值，推動資源優勢向產業優勢轉化。推動石窟研究闡釋，出版《安岳石刻圓覺洞保護研究》等重大考古報告，完成木魚山等20余處中小石窟寺考古調查，正有序開展千佛寨考古調查、《安岳石刻總錄》編制工作。推動石窟價值轉換，以“三洞一院”石窟景區為依托，投資25億元，做實“石窟+”文旅組團項目。東部以“石窟+山”為主題，建設“安檸石光”巴蜀文化體驗區，依托毗盧洞等4處國寶石窟、萬畝檸海等特色資源，新建、改造、提升“一線、一鎮、一園、一村、一環”，打造國內首個“石窟+”旅游環線。中部以“石窟+數”為主題，建設安岳石窟數字展示中心，利用國內領先的8K3D球幕影院技術，集石窟文化交流、IP孵化創作、展示體驗于一體，深度融合石窟文物保護與研究、展示與傳承，打造綜合性石窟展示利用場館。北部以“石窟+水”為主題，建設成渝中部康養旅游區，依托臥佛院、跑馬灘水庫等特色農文旅資源，規劃建設“三區一谷一村一帶”，打造集旅游度假、會議酒店、考古研究、商業物業于一體的康養旅居度假目的地。

四、關于進一步加強安岳石窟保護利用的建議

（一）強化平臺搭建，著力構建科技保護體系

鑒于整個四川石窟所處地理環境潮濕，均面臨風化嚴重問題，加之各地區不同程度存在人員缺乏、經費不足等因素，建議以四川石窟寺保護研究院等為依托，聯合廣元石窟研究所、樂山大佛石窟研究院、安岳石窟研究院等機構，全面推進石窟預警監測、病害檢測、巖體穩定性評估、水害治理、生物病害防治和保護修復新材料、無人智能監控等領域關鍵技術攻關和成果轉化，加快建設四川石窟保護研究聯合實驗室，積極創建中國南方地區石質文物保護重點科研基地和重點實驗室。

（二）強化協同聯動，創建全國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

安岳是全省石窟寺最集中的區域，毗鄰重慶大足區，目前安岳、大足正充分發揮石窟資源優勢，聯合開展川渝石窟（刻）文物保護和研究，創建川渝石刻文化公園、川渝石窟寺國家遺址公園。創建全國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有利于發揮安岳示范帶動作用，提升安岳、大足毗鄰地區聯動發展，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建議加大省級層面政策、資金等支持力度，助推安岳、大足聯合創建全國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

（三）強化宣傳推介，提升石窟文化挖掘和保護利用水平

2022年安岳成功承辦全國石窟寺保護學術峰會和石窟中國南北對話，通過此類學術交流和對話平臺的搭建，成功吸引大批不同學科領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加入安岳石窟保護研究和探索利用工作中，為安岳乃至全省石窟保護發展提供新動力。建議今后將更多國際、國家級、省級石窟類學術峰會落戶安岳，提升全國對安岳石窟保護利用的關注度，從而促進安岳石窟學術研究以及石窟的保護和利用。

（四）強化資源整合，建設巴蜀石窟文化走廊

中國石窟文化隨佛教文化由西向東、由北到南傳播，經廣元、巴中到綿陽、成都，再到安岳、大足，傳承脈絡清晰，資源豐富，構成一條巨大的文化長廊。建議以川渝石窟為載體，由川渝兩地文物、文旅部門牽頭，石窟寺所在屬地政府共同參與，打造巴蜀石窟寺走廊，規劃“唐宋石窟（刻）藝術精品之旅”“巴蜀佛教文化之旅”等精品旅游線路，把游客引來、留下，增加巴蜀石窟文化社會關注度，形成南北石窟寺交相輝映的局面，彰顯川渝石窟在全國的地位。

本文內容系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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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原載《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專刊”）

作者：陳威印（安岳縣地方志辦公室主任）

代世洋（安岳縣長河源鎮社會事務辦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