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極，游客越來越多，冰山越來越少

“好大，完全看不到邊界。”

這是今年33歲的波比第一次在南極見到A23a冰山時脫口而出的感嘆。2024年，她和丈夫乘船前往南極。那天早上，她拉開窗簾，A23a就橫在眼前。游輪沿著冰山蜿蜒的邊緣開了三個多小時，A23a才一點點從視野里退去。“如果我早起一點，我想還能多看一小時。”

很難把那一刻的A23a 與“消融”聯系起來，它曾長期被視為世界最大的冰山之一。

但進入2025年后，A23a 的消融速度明顯加快。僅一年，它的面積便減少了約60%。2026年4月，A23a正式走向40年生命史的終結。

人們再次從互聯網上認識這座冰山，只有短短一句“訃告”：全球最大冰山A23a，沒了。

A23a消融末期示意圖（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

其消融速度之快，讓地球生態正在急劇變化這件事變得更加具體。

極地是受全球變暖影響最顯著的地區，但對許多人來說，它仍是一片遙遠、原始的冰封大陸，始終帶有一種難以拒絕的吸引力。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登陸南極洲的人數已從不足8000人增長到如今每個航季十余萬人次。其中，中國穩居全球第二大客源國。

IAATO數據顯示，2024-2025航季有超12萬名游客抵達南極

去南極旅游無法說走就走。以最常見的南極郵輪為例，基礎價格通常已在一萬美元（約 7.25萬元人民幣）上下起步，部分航次公開起價約一萬三千美元（約 9.4萬元人民幣），而更高端的產品則可能達到兩萬五千美元（約 18.1萬元人民幣）以上。

這一價格通常不包括飛往登船地的機票和一些額外項目費用，因此實際花費一般會更高。再加上航季短、熱門時段集中，不少航次會提前一個航季甚至一到兩年開放預訂。

但花費高昂的南極之旅也不是一種毫無約束的娛樂活動。恰恰相反，它一直遵循著一整套嚴格的規則、邊界和行為限制：不能留下或帶走任何東西，不能干涉環境和生物，不能觸碰動物，也要避免踩踏苔蘚。

也正因為靠近的方式如此克制，人們更容易相信，自己只是短暫到訪，對南極幾無影響。只是，當旅游活動越來越頻繁時，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開始浮現：面對一個正在變化的南極，這樣的理解還成立嗎？

信號

今年30歲的徐霄宇，是一個旅游愛好者。他一共見過 A23a 三次，都是在從南喬治亞前往南極半島的航程中。第一次是2017年底，第二次是2022年底，第三次是2024年底。

從冰架斷裂脫落后，A23a 曾在南極大陸周邊威德爾海的海床上擱淺多年。它最初面積達4170平方公里，相當于5個新加坡，厚度近400米，重量超過一萬億噸。

到2020年，在洋流、潮汐和部分融化的共同作用下，它掙脫海床，開始向北移動。2023年初，它的面積仍有4035平方公里。

徐霄宇告訴南風窗，只有第三次見到 A23a 時，他才隱約感到不一樣：冰山旁多了不少浮冰。但那時，它并非一路北漂，而更像在威德爾海北部邊緣緩慢徘徊。

A23a冰山/徐霄宇 攝

人們知道，它終究會進入更暖的海域，但很難判斷，它會以多快的速度崩解。徐霄宇記得，2024年人們在船上的討論是，也許它會在“五年內”消融。最終，這個時間只用了兩年不到。

變化，不只體現在冰山。

在2022年到2025年間，徐霄宇去過六次南極。在這幾年，他明顯感受到冰況變化帶來的影響。過去，破冰船駛向高緯海域，往往需要更高功率開路，有時只能慢速推進；但近幾年，他聽一些船長驚訝地說，“好像今年不需要怎么破冰，就可以開了”。在一些過去更依賴破冰通過的區域，夏季甚至出現了開放水域。

這不只是個體感受。近年來，南極海冰范圍持續處于異常低位。2023年，其冬季最大范圍創下衛星記錄以來最低值，2024年又降至歷史第二低，科學界對變化速度的擔憂也隨之上升。

海冰的變化，也在影響依賴它生存的物種。

在企鵝中，帝企鵝和阿德利企鵝是最典型的“喜冰”物種，它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海冰上或海冰附近度過。

帝企鵝尤其依賴穩定海冰繁殖。幼鳥在長出防水羽毛前，一旦因海冰過早破裂落水，往往很難存活。英國南極調查局對衛星圖像的分析顯示，2009年至2024年間，觀測范圍內16個帝企鵝群落數量驟減22%。

帝企鵝/徐霄宇 攝

徐霄宇告訴南風窗，如果想在航線中去到帝企鵝棲息地，比過去難得多。極地探險隊員周珊也提到相似的變化。過去，在南極半島的常規航線中，較容易遇到阿德利企鵝的棲息地，而現在，這種“相遇”正在變得不那么確定。

“它們出現的地方變得越來越靠南。”她說。

A23a的消融，只是其中一個更容易被看見的信號。

但也正因為這種變化變得可見，南極對許多人來說，反而更像一個“再不去就來不及”的地方。在社交媒體上，不少曾到過南極的旅客感慨，慶幸自己趕在 A23a “消失”前見過它。

家園

與北極不同，南極沒有人類原住民，也很少出現大范圍的季節性裸露地表。徐霄宇告訴南風窗，這里更接近他對“極地”的想象。盡管冰山、海冰和物種分布都在發生變化，但社交媒體呈現的許多影像，仍是藍白一色的純粹世界。

根據相關數據，南極游客數量在疫情后迅速反彈，并創下歷史新高。

波比喜歡野生動物，特別是企鵝。真正到達南極后，最先改變她感受的，并不是看到企鵝本身，而是意識到自己是個“局外人”。

她記得在南喬治亞島第一次登陸時的場景。還沒下船，就能看到王企鵝的棲息地。等到真正踏上陸地，視線所及之處，“山上山下全部都是王企鵝”。那些被企鵝反復踩出的路徑，被稱作“Penguin highway（企鵝高速公路）”。在她看來，踏上這些路，就像“直接去了別人家里”。

企鵝棲息地/徐霄宇 攝

不少到訪者都有類似的感受：南極是一種幾乎沒有被打擾的自然，一種仍然保留著完整邊界的世界。

但在社會科學家Daniela Liggett看來，這種“原始感”很大程度上來自視覺經驗。

Daniela Liggett是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學者，現任該校 School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地球與環境學院）負責人，長期研究南極治理、環境管理以及人類活動與環境風險之間的關系。

她告訴南風窗，人們抵達南極時，看到的是幾乎沒有人類活動痕跡的景觀。與許多長期被開發的地區不同，這里的動物往往不會對人類表現出明顯的警惕，這進一步強化了一種印象：自然仍然保持著原有的狀態。

極地探險隊員周珊在帶隊過程中最常提醒游客的，是與野生動物保持距離。“一般是至少五米，”她說，如果處在繁殖期、哺乳期或換羽期，這個距離還需要進一步拉開。

周珊帶隊極地探險/受訪者供圖

人與極地如何接觸，背后有著一整套更細的規則。1991年，7家私營旅游運營商共同成立了國際南極旅游組織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ntarctica Tour Operators，IAATO），旨在“在南極條約體系下發揮重要的行業自律與規范作用”。目前，擁有超過100家成員公司。

這幾年，隨著游客數量增長、運營活動增多，相關規范也不斷細化。

這些變化尤其體現在生物安全上。周珊提到，如今在登陸點，游客不能隨意坐下、蹲下，也不能把物品直接放在地面或雪面上。

這與南極近年出現的禽流感有關。雖然現有研究更支持病毒是隨野生動物遷徙進入南極，但人在不同登陸點之間移動時，衣物、鞋底和設備仍可能成為病原或外來生物跨區域傳播的媒介，因此相關規則明顯收緊。

徐霄宇對此深有感觸。比如更換區域前，工作人員會反復檢查沖鋒褲的粘扣、鞋底和隨身裝備，看是否夾帶種子、干草或其他殘留。有時，一次消殺和檢查就要花上“十幾分鐘”，遠比過去更耗時。

但游客行為會在多大程度上加劇局部擴散，目前并沒有確切的定量研究，現行管理更多體現的是一種預防性原則。

更大的困難在于，人們至今也未必說得清，這些影響會在更長時間里留下什么。

圖/徐霄宇

“它（南極）并不是真的原始之地。”Daniela Liggett說，即便在最偏遠的區域，人類活動也早已通過氣候變化等方式影響了當地生態。

“（但）我們并沒有很多長期觀測，也缺乏長期數據。”這不只是南極旅游研究面臨的問題，而是幾乎所有南極人類活動研究都面臨的限制。

更現實的問題是，這類長期監測往往難以獲得穩定的資金支持，尤其是在當下。Daniela Liggett說，這并不是一門“吸引人”的科學：需要持續投入，卻很難在短時間內產出顯著結果。

共處

在這種情況下，規則越細，爭議也越多。徐霄宇告訴南風窗，不少和他同行的旅客，以及當地一些極地探險公司，都抱怨IAATO這兩年“手伸得太長”。

對部分游客來說，問題不只是限制增加，還在于這些限制會直接影響體驗。比如，一些登陸點會因更嚴格的生物安全要求臨時關閉。

此外，徐霄宇還提到，很多有專業攝影需求的游客會背著十幾斤重的替換大鏡頭，三腳架上再架著另外一個鏡頭，想換鏡頭時，手本來就已經不夠用，“但現在連你的包都不能放到地上”。

在他看來，這種不便在長時間拍攝時尤其明顯。為了拍帝企鵝，他們有時會從早上9點多一直待到夜里23點多才回到營地或船上。“這種情況的話，可能一直都不坐著，也不是很現實。”

IAATO生物安全規程中要求，不能坐、蹲、跪、躺在雪地上，也不能將任何設備放在地上

與此同時，徐霄宇也注意到，另一些更可能直接影響環境的行為，卻有“特殊通道”。比如，南極長期禁止普通游客隨意使用無人機，但在特定情況下，相關活動仍可以通過申請獲得豁免，只是可能要花上十萬美金。

規則的不一致性，讓不少游客感到“困惑”。

在Daniela Liggett看來，這些分歧背后，其實指向的是同一個問題：當影響尚未被看清時，人類該如何為自己的行為設定邊界。

在治理層面，南極并非沒有規則。《南極條約體系》及其環境保護議定書，提供了正式的法律框架，各締約方也通過國家層面的審批與環境影響評估，對相關活動進行管理。

但問題在于，這套框架在面對快速增長的旅游需求時，推進節奏相對緩慢。在這個過程中，許多更具體、更細碎的規則，往往先由IAATO這樣的行業自律組織填補空白，再逐步進入更正式的討論。

南極正在融化的冰山/徐霄宇 攝

這并不是一個完善的安排，卻是南極旅游治理目前最真實的狀態。

也正因為規則、證據和實踐仍在不斷調整，人們對“如何保護南極”的理解差異，變得更加明顯。

對不少游客來說，親歷本身就是理解的一部分。徐霄宇提到，許多關于南極的感受，并不是通過資料或影像建立起來的，而是在親眼見到冰山、企鵝和海鳥之后，才變得具體。

IAATO也一直強調，親身到訪能夠讓人更理解一個“沒有原住民替它發聲”的地方；游客回去后，也可能成為南極的倡導者。

這種說法，在波比和徐霄宇的經歷里并不空泛。南極之行留下的，是一種更具體的牽掛。

圖/徐霄宇

但Daniela Liggett也提醒，這種珍惜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更長期的行動，仍然很難被證明。

當一個地方看起來原始而遙遠，但在生態上早已與全球人類活動緊密相連，而相關后果又難以被完整評估時，人類究竟該以多大的把握靠近這里，仍然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也許真正懸而未決的，并不是南極該不該去，而是當我們面對一個正在變化的生態系統，卻尚未完全理解自己的影響時，究竟該如何看待自己的行為。

（為尊重受訪者意愿，文中波比為化名）

作者 |龐海塵

編輯 |張來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