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兩次進藏，在北京的她都說“好啊！”

我是1976年秋進藏的，同我的北大校友、新婚丈夫朱曉明一起。我分到西藏日報社當了記者；他進入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從普通干事做起。雖然很多人知道我是“十八軍”后代，進藏似乎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但驅動我奔赴雪域高原的，更多是來自少年時代接受的教育與社會環境的熏陶。因為父母是“老西藏”的原因，家里經常會有藏族朋友來做客，我們從小接觸這些叔伯阿姨、哥哥姐姐，對藏族同胞有著天然的親近感。1962年，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電影《農奴》時，我經常逛劇組，跟許多藏族演員關系處得特別好，后來還保持著聯系。再就是從小受過的榜樣教育，我們這一代人“生在新中國、長于紅旗下”，深受江姐、劉胡蘭等革命先輩的影響，從小就有一種不怕吃苦、敢拼敢闖的勁兒，也曾在陜北延安插隊，艱難困苦都已嘗遍，還不是挺過來了。所以，當得知西藏需要人的時候，“好啊！”我毫不猶豫地回答了前來征詢意見的朱曉明。那一年，北京進藏的應屆大學畢業生挺多的，先后兩批次200多人。

圖為20世紀70年代，盧小飛和丈夫朱曉明剛進藏時在布達拉宮前拍攝的照片。

圖為1977年，盧小飛（右一）和西藏日報社同事卓瑪合影。（盧小飛供圖）

第二次進藏，實際上是我調回人民日報社的第4個年頭，即1987年。報社決定在西藏恢復重建記者站，先后詢問了好多年輕同事，許多人都將西藏視為畏途。當然，編委會在決定派遣任務時，也并沒有想到我。有一天，和我住同一小區的分管副總編在回家路上碰到我，閑聊中突然說道：“小飛，你在西藏待過，這次你愿意去嗎？”“好啊！”同樣沒有片刻考慮，我一口就同意了。我心里還想，他們找我就找對了，我能勝任啊。不過，我也有顧慮，最擔心女兒沒人照顧，她那會才上二年級。那陣子，我一邊辦理調動手續，一邊做女兒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跟我一塊兒進藏，經過軟磨硬泡，最終她同意了。當時朱曉明已經援藏11年，這次我和女兒飛到拉薩，一家三口總算團聚了。

圖為2026年3月20日，西藏日報社“老報人說”采訪組在盧小飛位于北京海淀區的住所開展口述采訪。

再次回到北京后，在不同工作崗位，我又進藏十余次，回訪曾采訪過的藏族同胞，組織各類西藏主題的宣傳報道；還開展了西藏人的口述實錄系列工作，其中《西藏的女兒——60年60個婦女的口述實錄》于2011年5月出版，《喜馬拉雅居民口述史》也已完成前期采寫和大部分編輯工作，即將付梓。這背后，是勇氣，更是一種信念。回顧這段經歷，累計也不過10來年光景，但卻是影響我一生的難忘時光，雪域高原那些“最美麗的人”，始終在我的腦海里回蕩。

圖為1980年3月，盧小飛（前排左一）在林芝察隅縣竹瓦根慈巴村與僜人紅珍（后排左一）一家的合影。（盧小飛供圖）

于我而言，在西藏的工作經歷是一種幸運。當年服從組織安排兩次進藏，全憑一股不服輸的勁兒，也成就了我的人生。一次又一次的“好啊”，如同一場偉業的接力，就這么延續至今。這幾年來，只要有好的契機，我都會義無反顧，回到那魂牽夢縈的地方，做點力所能及的事。

圖為2026年3月20日，盧小飛在位于北京海淀區的家中向西藏日報社“老報人說”采訪組講述在藏采訪經歷。

70多年前，西藏日報社在解放西藏的過程中萌芽、創建并逐漸壯大，我也有幸陪伴她走過一段不平凡的崢嶸歲月。時間真快，《西藏日報》也70歲了，正是朝氣蓬勃、風華正茂的“年紀”。我衷心希望這張高原報紙越辦越好看；對于年輕一代，我想說，不要拼“多快好省”，要學會跳出“卷”的怪圈，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拿出響當當的東西，留住真正留得住的東西，做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高原報人。

盧小飛簡介

盧小飛，生于1951年，河北平山人，高級記者。1976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后，進入西藏日報社開始新聞生涯，創作了《日土縣人民的喜和憂》《多瑪三隊的啟示》《最美麗的人》等反映西藏社會發展變遷的新聞作品；1983年調入人民日報社，1987年再度赴藏任人民日報社駐西藏記者站首席記者；1998年調入中國婦女報社，多次進藏組織西藏主題報道。2011年退休后，繼續關注西藏發展。

來源：西藏日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