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都
新京報說了一個真實又恐怖的案子，派出所副所長，為了完成查處任務，竟親手“設計”出一起吸毒案，而被拉下水的還是6名未成年人。
2024年1月，時任南京某派出所副所長的馬某，為完成單位下達的涉毒案件查處考核指標，找到社會人員徐某提供線索。
因未找到現成線索，徐某提議由馬某提供含依托咪酯（一種麻醉類的新型毒品）的電子煙，其負責召集未成年人吸食后“現場查獲”。
馬某就將含毒電子煙交給徐某，徐某通過他人召集6名未成年人，在賓館內誘騙其吸食后聯系馬某，最終6人被查獲。
2026年4月，六合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馬某犯欺騙他人吸毒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二萬元，三名參與的社會人員也獲刑。
兩點，
一，和您一樣，我也好奇公安及檢察是怎么發現是馬某設套的。
新聞稿沒有提，如果不是內鬼反水，按常理推斷，涉毒案件偵辦通常都會追查毒品來源、流轉鏈條和組織者身份。
6名未成年人同時被誘騙吸食，本身就異常。再結合賓館記錄、通訊記錄、相關人員供述，以及電子煙來源倒查，最終把提供毒品的人指向馬某，并非沒有可能。
如果馬某不是自己提供，而是采取一種自己不參與的，如通過某種方式讓徐某“撿到”毒品，估計有可能就瞞天過海了。
二、誰下達了“涉毒任務”？
南京這家派出所的涉毒案件指標，到底是誰下達的？是派出所自行加碼，還是上級層層分解？
這些問題，恐怕比馬某個人如何作案更重要。
因為派出所查處多少涉毒案件，本應取決于轄區真實情況。
有多少違法行為，就查多少；沒有案件，本身也可能說明治理有效、預防到位。
如果一個地區治安穩定、涉毒問題下降，卻仍要求案件數量必須達到某個數字，甚至年年增長，那就容易把基層工作帶偏。
當“有沒有問題”不重要，“報上去的數據好不好看”才重要時，少數人就可能為了交差，走向造假、編案、拉人下水。
而這起案件發生后，公眾同樣有理由關心：
除了馬某被判刑，相關考核機制是否已經調整？制定指標的人有沒有被問責？
因為如果只處理執行的人，不追問制度的問題，類似風險并不會自動消失。
聽聽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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