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具23歲軀體時薪150歐元月入過萬，卻買不起阿姆斯特丹向陽小屋

這具被標價為“150歐元/小時”的身體，今年23歲。它月入過萬，卻買不起阿姆斯特丹一間能看見陽光的普通公寓

性工作合法化24年后，一個東歐女孩站在阿姆斯特丹紅燈區的櫥窗后面。她數著每一個15分鐘。租金、稅費、寄回老家的匯款，層層剝掉了她賺到的每一歐元。她用自己最值錢的東西，去買一個永遠買不起的東西。

01 /“進來吧，反正今晚生意也不好”

我是在德瓦倫的一條小巷子里遇見她的。

晚上十點多，運河邊的風吹得人骨頭縫里發冷。游客們成群結隊地走過，有人舉著手機偷偷對準櫥窗，被保安一聲喝住。從2020年1月1日起，阿姆斯特丹就已經禁止旅游團進入紅燈區，但散客還是絡繹不絕。

她的櫥窗在一棟老建筑的底層，紅光照著她的側臉。我在這里站了快一個小時，等著櫥窗前的客人走完。

她沒有拉上窗簾——那意味著她還在營業。

但我還是鼓起勇氣走到櫥窗前。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帶著警覺。那種警覺我太熟悉了——那是一個長期處在危險邊緣的人才有的眼神。性工作在荷蘭雖然合法，從業者需要注冊、納稅、接受健康檢查，但暴力風險依然存在。

她推開了櫥窗的側門。

“進來吧，”她用帶著口音的英語說，聲音比我想象的要輕，“反正今晚生意也不好。”

工作室大概只有幾平方米，但收拾得很整潔。一張床，一個衣架，一瓶消毒液，角落里放著一臺小冰箱。墻上沒有裝飾，只有一面鏡子。她叫艾拉（化名），今年23歲，來自羅馬尼亞。她的收費標準貼在門內側——半小時100歐元，一小時150歐元。

“我每天至少要接到三單，”她坐下來，從冰箱里拿出一瓶水，“才能把櫥窗的租金付了。”

她笑了笑，笑得很淡，像是在說一件跟自己沒關系的事。

櫥窗的租金不便宜——白天80到100歐元，晚上150到180歐元。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她每天晚上站在這兒，前面三個客人賺的錢，連櫥窗都還沒屬于自己的。

02 /“我在大學學的是經濟學，但現在我只算15分鐘的賬”

她在羅馬尼亞讀完了兩年的大學，專業是經濟學。后來家里出了變故，父親生病，母親一個人的工資養活不了全家。她聽說過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一個朋友的朋友在這里工作，一個月賺的錢比老家一年都多。

她來了。

“最開始的那一周，我每天晚上回到出租屋都會哭。”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像是在讀一份病歷，“不是因為客人對我做了什么。是因為我看著鏡子里的自己，覺得她不認識我了。”

但哭完第二天還是要站回去。

租金不等人。

阿姆斯特丹共有約1000名性工作者，其中德瓦倫街區大約有300個櫥窗，每天有數百人在這里輪班。她們中的大多數，都有一個遠在千里之外的家庭等著她們寄錢回去。

“我每個月大概能賺4000到5000歐元，”她說，“但你要知道，從這里面要扣掉多少東西。”

櫥窗租金每天150歐元，一個月按20個工作日算就是3000歐元。稅費——她們需以自雇身份申報個人所得稅，荷蘭第一檔稅率約為35.82%，每賺100歐元就有超過35歐元上交政府。還有健康檢查的費用，還有她在阿姆斯特丹租的那個小房間的租金。

“最后真正能剩下寄回羅馬尼亞的，也就1500到2000歐元。”

一個月入過萬人民幣的人，買不起一間能看見陽光的公寓——這句話聽起來像一句標題黨，但算完賬你就知道，這是真的。

03 /“我的身體是商品，但我的臉不能讓別人看見”

她告訴我一件讓我很難過的事。

她說，每天站在櫥窗里的時候，游客會拿手機拍她。他們會假裝在自拍，鏡頭卻對準了櫥窗里的她。有人在社交媒體上發她的照片，有人把照片發給她的家人看。

“我的孩子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是的，她有孩子。一個五歲的兒子，在羅馬尼亞跟她媽媽一起住。她每個月寄錢回去，在電話里告訴兒子，媽媽在荷蘭的一家餐廳上班，當服務員。

“如果他在網上看到我的照片，我該怎么解釋？”她的聲音終于有了一絲顫抖，“我該怎么告訴他，為什么媽媽穿成這樣站在櫥窗里？”

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府為了保護性工作者，出臺了多項措施——在紅燈區拍照是禁止的，違者可能面臨口頭警告、罰款甚至逮捕。但法律是一回事，現實是另一回事。游客的手機防不勝防。

她說她有一個朋友，照片被傳到社交媒體上以后，整個村子都知道了。她朋友再也沒有回過老家。

“我們在櫥窗里展示自己的身體，那是一種交易。但我們的臉，我們的身份，那些不是商品。可是游客不理解這一點。他們覺得你站在櫥窗里，你就是展覽品。”

她說完這句話，沉默了很久。

04 /“我的極限是一天十個客人，但我不是機器”

我問她最多的一天接過多少個客人。

“十個。”

她說是去年夏天的一個周末，紅燈區的游客比平時多了好幾倍。“那天我從下午五點站到凌晨兩點，中間只休息了半小時吃了個三明治。”

她說她的身體是有極限的。“有時候下班以后，腿都在發抖，不是因為累，是因為你的身體在告訴你，它被用了太多次了。”

艾拉說，大多數客人是正常的。有些人甚至很禮貌，會聊天，會問她今天過得好不好。但也有那種人——喝醉了酒的，對她動手動腳的，試圖摘下避孕套的，提出一些她無法接受的請求的。

“我們有權利拒絕客人。”她說。在紅燈區，客人不是付得起錢，性工作者就要接。如果客人是粗魯無禮、酗酒或者給人潛在危險的感覺，她們有權拒絕。

“但拒絕是有代價的。你今天拒絕了兩個，可能就少賺了300歐元。櫥窗租金不會因為你拒絕了客人就減少。”

她說她有時候會算一筆賬——一個月接了多少個客人，一年接了多少個，從入行到現在總共接了多少個。“然后我就覺得自己像一臺機器。一臺被標了時薪的機器。”

05 /“我想買一間看得見陽光的公寓”

我問她，你覺得你未來會一直做這個嗎？

“不會。”她說得很干脆，“我會做到三十歲左右吧，然后回羅馬尼亞開一家小咖啡館。”

但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自己都不太相信。

“我不想一直做這個。但是說實話，我還能做什么呢？我大學沒讀完。我在阿姆斯特丹只有一個紅燈區的人脈。我回去開咖啡館？我在羅馬尼亞的鄉下開一家咖啡館，一個月賺的錢可能連我在阿姆斯特丹一周賺的都不如。”

她說她有一個夢想——在阿姆斯特丹買一間屬于自己的公寓。“我想買一間看得見陽光的。我現在租的那個房間朝北，窗戶很小，白天不開燈的話，跟晚上沒什么區別。”

但她知道這幾乎不可能。阿姆斯特丹的平均房價已經超過了50萬歐元。以2026年初市中心約10,191歐元/平米的均價計算，50萬歐元只能買到一套不到50平米的公寓。她每個月存下來的1500歐元，要存28年，才能湊夠首付。

“我最大的價值就是我的身體。每小時150歐元。但我的身體不是房子，它是有期限的。”

06 /“政府的櫥窗越關越多，我們能去的地方越來越少”

近年來，阿姆斯特丹市政府一直在嘗試減少紅燈區的規模。政府計劃用10年時間關閉近500間櫥窗，將性產業逐步遷出市中心。根據2015年的計劃，已有117間櫥窗被關閉，大部分被改造成了住房或藝術工作室。

“他們想把我們趕到城市的邊緣去，”艾拉說，語氣里有些憤怒，“他們說要建一個‘情色中心’，把所有性工作者集中到那里。但沒有人問過我們愿不愿意。”

紅燈區的性工作者們對此強烈反對。2023年，數百名性工作者及其支持者走上街頭抗議，要求保留她們在市中心的工作場所。她們的訴求很簡單——我們有權利在自己選擇的地方工作。

“游客在紅燈區喧嘩、拍照、騷擾我們，政府不解決這些問題，反而要把我們趕走。這是什么邏輯？”她說。

07 /“有一天櫥窗的燈滅了，我不知道自己是誰”

已經是凌晨了。她看了一下手表，告訴我還有客人要來。

“謝謝你愿意聽我說這些。”她站起來，整理了一下裙子，“大多數人來這里只是想看看櫥窗里的我們長什么樣，就像逛動物園一樣。很少有人真的想跟我們說話。”

她說她有時候會在凌晨下班以后，一個人走在運河邊上，看著自己的倒影。她問自己——你是誰？你是那個在羅馬尼亞大學校園里散步的女孩，還是這個站在紅燈櫥窗后面的性工作者？

“我有時候分不清了。”

她說她喜歡阿姆斯特丹的運河。“運河的水面會倒映出天空。你看久了，就覺得天空是倒過來的。一切都是倒過來的。”

她推開門，走回櫥窗后面。紅燈重新亮起來。

我站在運河對岸，看見她的側影映在玻璃上。一個年輕的身體，標價每小時150歐元。它月入過萬，卻買不起一間能看見陽光的公寓。

它今年23歲。

凌晨的紅燈區終于安靜了。醉酒的游客已經散去，只剩下運河的水聲和櫥窗里那些還沒有拉上窗簾的身影。她們有的人站著，有的人坐著，有的人盯著手機屏幕——屏幕的光打在她們的臉上，像另一種顏色的紅燈。

（本文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