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機制引導產業有序轉移

產業轉移不僅是生產要素的空間重組，更是區域經濟格局演化的深層動力。在當前全球價值鏈重構與國內區域協調發展的雙重背景下，如何理解并引導產業有序轉移，已成為關乎中國經濟韌性的重要命題。區域間產業轉移是“比較優勢的內源驅動+產業政策的外部激勵+耐心資本的時間回報”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三者高度互補，缺一不可。其中，比較優勢是產業轉移可持續的內源動力，產業政策在多數情況下為引導產業轉移提供了初始推動力，而持續的產業轉移通過時間發酵會強化承接地比較優勢，最終形成自驅的循環動能。

高端能源裝備產業專題對接活動現場

比較優勢：

產業轉移的“引擎”和內源動力

比較優勢是產業轉移可持續的內源動力。生產活動能否遷移到某地并扎根發展，最終要看是否能在承接地獲取成本優勢、市場優勢或效率優勢，并憑借這些優勢開拓獲利和生存空間。

總體來看，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分為靜態和動態兩類。靜態比較優勢通常與自然資源相關，通常不會隨時間推移發生巨大變化，是資源型城市吸引下游產業轉移的重要依仗。例如，新疆、內蒙古、四川、云南等地區分別借助在煤電、水電方面的突出優勢，吸引了電解鋁等高耗電產業的大規模轉移，并形成了相關產業集群。動態比較優勢是可以通過政策調節和產業結構調整而持續變化的。例如，深圳在20世紀80年代初依靠低成本勞動力和土地優勢承接“三來一補”產業；90年代中期，隨著資本積累和技術提升，轉而發展電子信息產業；進入21世紀，進一步向高新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攀升。又如，陜西省在2017—2023年憑借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前瞻性布局，成為比亞迪在國內的最大單一整車生產基地，并協同長安汽車、吉利汽車等知名汽車企業和法士特等汽車零配件企業打造了從整車制造到關鍵零部件生產的完整產業鏈。這一產業結構的主動調整助力陜西省成為2017—2023年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規模最大的省份，且在其承接東部地區轉移的產業中，“交通運輸設備”行業的產業轉入占比高達71.3%，斷層領先于其他行業。

當前，中西部地區的動態比較優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隨著物流條件的持續改善和制度壁壘的不斷打通，中西部地區的市場潛力快速釋放，為承接不同類型產業創造了多元化的吸引力。然而，就像一個性能卓越的引擎也需要點火器才能啟動運轉一樣，比較優勢作為產業轉移的內源動力，往往處于“潛在”狀態。它客觀存在，卻未必能夠自動轉化為企業的遷移決策。市場失靈、信息不對稱、遷移成本等現實障礙可能使潛在比較優勢長期沉睡，無法被有效激活，而解決這一問題正是產業政策的核心價值所在。

產業政策：

產業轉移的“點火器”和初始推動力

產業轉移并非純粹的市場自發過程，尤其在轉移初期，政策的外部激勵往往起著關鍵的“點火器”作用。我國區域發展梯度明顯，但單純依靠市場力量，產業轉移往往面臨“轉出地不愿放、承接地接不住”的雙重困境。轉移企業也容易在產業轉移的不確定性獲利和維持現狀的機會成本之間難以抉擇。

政策激勵的核心目標是為企業打造穩定的盈利預期，實現轉出地與承接地的“雙贏”。其具體路徑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方向引導，通過《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目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等，明確產業轉移的重點方向，避免盲目布局和過度競爭；二是條件創造，通過改善欠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物流網絡、能源保障，增強對產業的“拉力”；三是利益協調，針對轉出地與承接地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探索稅收分享、GDP分成、指標劃轉等機制，破解“轉出地動力不足”的難題。

從產業轉移政策的頂層設計看，國家戰略的引導作用日益凸顯。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優化產業布局，促進重點產業在國內有序轉移”，“十五五”規劃綱要進一步明確“完善產業轉移協作機制和平臺體系”，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實施國家產業轉移發展提升工程”。這些政策部署為產業轉移提供了明確的方向指引和實實在在的動力支持。例如，筆者利用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定量證明了由工信部常態化開展的產業轉移對接活動，通過形成要素成本下降預期與消費市場規模擴大預期，可以促進主辦城市企業注冊數量的增長。這表明引導政策在推動區域產業轉移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產業政策的外部激勵存在明顯邊界，單純依靠政策激勵的產業轉移是必然不可持續的。部分企業因補貼而來、隨補貼而去，難以在承接地形成真正的發展根基。因此，產業轉移政策的著力點應充分結合產業承接地比較優勢來構筑和強化。此外，即使有產業政策的初始支持配合比較優勢的持續驅動，產業轉移過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政府和企業投入耐心資本、靜待價值的最終釋放。

耐心資本與時間積累：

從“輸血”到“造血”的轉化器

產業轉移的真正成功，不僅在于生產活動的遷入和投產，更在于轉移過程中承接地比較優勢的強化與升級。這一轉化需要時間的發酵，更需要耐心資本的陪伴。

產業轉移的時間價值體現在多個維度。一是產業生態培育需要時間，單個企業的遷入只是起點，形成產業集群、產生協同效應需要長時間積累；二是技術溢出需要時間，轉移企業在承接地設立研發中心、培訓本地人才、帶動配套企業發展，是一個漸進過程；三是要素稟賦升級需要時間，隨著產業的發展，承接地從廉價勞動力供給轉向技能型人才集聚，從單向資源供給轉向價值鏈分工升級。筆者通過構建區分企業所有制異質性的中國區域間產業轉移測算模型，實證發現內資企業的先行進入并通過提升承接地的產業集聚水平，能夠有效增強外資企業的遷入意愿。這正是產業轉移時間價值的有力佐證。

從現實案例來看，耐心資本在產業轉移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例如，安徽的實踐表明，通過“貸投批量聯動”“共同成長計劃”等金融制度創新，耐心資本能夠陪伴企業跨越“研發—轉化—量產”的資金斷點。合肥在培育新型顯示、集成電路等產業時，正是通過國有資本的長期投入，形成了“國資引領—項目落地—股權退出—循環發展”的良性閉環。這一案例啟示我們，承接地并非只是生產活動的“接盤俠”，而是要深度參與產業培育和升級發展。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在耐心資本的孵化下，產業轉移與比較優勢升級之間可以形成良性循環。產業轉移初期依賴既有比較優勢（如自然資源等）；隨著產業集聚，承接地逐步積累技術、人才和配套能力，形成新的比較優勢；這些升級后的比較優勢又能吸引更高層次的產業遷入。這一循環一旦形成，產業轉移就從“政策激勵”轉向“內源驅動”，實現從“輸血”到“造血”的根本性轉變。

三重機制協同：

構建產業轉移的良性循環

比較優勢、產業政策、耐心資本三者并非孤立作用，而是相互支撐、協同演進。產業政策在初期彌補產業轉移的動力不足，使企業“愿意來”。比較優勢確保轉移的經濟合理性，使企業“留得住”。耐心資本則通過長期投入，加速比較優勢的升級迭代。

當前，我國產業轉移正處在一個關鍵轉折期。從全國層面看，產業轉移已初步形成梯度有序的態勢，中部地區已圍繞重點轉移企業形成產業集群配套，西部地區大力支持承接特色產業，東部地區加快向價值鏈高端升級。但也應看到，部分領域仍存在“轉出地冷、承接地熱”的利益博弈，一些承接地面臨“轉移但不升級”的低端鎖定風險。要破解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三重機制的協同。在產業政策設計方面，應加快建立跨區域利益分享機制，推廣“反向飛地”“雙向飛地”等模式，讓轉出地也能分享產業轉移的長遠收益：在比較優勢構筑方面，引導企業不僅將承接地視為生產基地，更應將其作為深耕本地市場、整合區域資源的戰略支點，助力企業扎根；在耐心資本孵化方面，應協同政府和企業的共同長期參與，用持續穩定的政策換持續發展的信心，探索“基金+基地”等長期孵化模式，以信任為紐帶深度參與承接地產業培育。

當產業轉移的三重機制真正形成協同，當承接地從被動承接轉向主動賦能，當耐心資本與產業發展同頻共振，區域協調發展就將獲得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這既是產業轉移的深層邏輯，也是中國經濟空間格局優化的希望所在。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預測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圖片來源：東方IC

責任編輯： 梁華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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