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上海最離奇命案，來自白衣天使的謀殺（十一）

書接上回。

但打自西醫治療方式進入中國開始，官方對麻醉藥一向實施嚴格管控，解放后，管控更為嚴密細致，所有環節都有一整套明確有效的規章制度，別說社會上的尋常人士了，就是醫院的專業麻醉師，要想獲取也是有相當難度的。可是，案犯千春暖不但能夠獲取，而且據同案犯沐青雨交代，千犯曾聲稱他有足夠供多次下手的這種吸入性麻醉藥。

這樣一來，問題隨之產生，千春暖是通過什么途徑、采用什么樣的方式獲取麻醉藥的？不管是使用盜竊方式，還是利用職務便利搞到麻醉藥的，合法持有這種麻醉藥的單位為何沒有發覺？根據規定，這些單位應該在發現麻醉藥短缺的第一時間向公安機關報告，公安機關在接到報告后，如查明短缺事實確實存在的話，還應向上級機關報告，以防不法分子利用麻醉藥作案。但是，上海市公安局自1949年6月4日掛牌正式成立以來，從來沒有接到過此類報案或者外省同行的此類通報。

專案組認為，把千春暖獲取麻醉藥的來源作為新一輪調查的切入點，應是一個理論上說得通、實際操作中也行得通的措施，于是，決定試著進行調查。具體做法是，從公安層面上對本市解放以來是否接到過麻醉藥短缺（不論何種原因）情況的報案予以復查。如果有，則盯著往下追查，務須查明原因。如果沒有，那就另做打算。

1月8日，專案組全體出動，分頭前往全市各分局治安科，查閱上海解放以來與麻醉藥失竊相關的報案記載。這項調查進行了一天，可到最后，一干警員會晚上合匯總調查結果，并未發生過麻醉藥失竊案件。但不止一個警員在調查時聽分局相關方面說過如下一種假設：如果不是失竊，而是毀損，那事主就不是向公安局報告，而是向同業公會報告，由同業公會核實后，向市衛生局呈報書面文件備案，備案文件副本則交給事主，作為從醫藥公司補進貨品的依據。

因此，有刑警提出建議，是否有必要調查一下麻醉藥毀損的情況，沒準兒毀損情況確實有，但是毀損后果并沒有上報的那么嚴重，事主趁機多報損失，利用中間的差額做手腳，把麻醉藥高價賣給由于種種原因未獲衛生局開業準許但實際上卻在從事非法行醫活動的“地下西醫”。

這個建議獲得了支持。次日，專案組再次出動，分兩路分別前往西醫同業公會和市醫藥公司進行調查。

查下來的結果，同業公會說他們對麻醉藥管理非常重視，每接到一起毀損報告，都會派員派人嚴格審查，沒有疑問后方才可以通過。對于事主來說，如果發生此情況后不能通過同業公會的調查，不僅僅是信譽受損，而且還會影響事主今后獲取麻醉藥供應的品種和數量，這就直接關系到經營利潤了。因此，他們接到的毀損報告經核查都是屬實的。

去市醫藥公司調查的刑警對該公司出售給事主的麻醉藥手續和數量進行了復核，也完全符合同業公會核定的情況。

1月10日，專案組又一次開會分析案情。經研究后，決定：第一，著手查摸地下西藥交易黑市的情況，以判斷千春暖是否有從黑市獲得麻醉藥的可能；第二再次對投案自首后已被關押的沐青雨進行訊問，看是否能獲得與千春暖行蹤下落相關的線索。

專案組長伍岳生與刑警樂常富、騰博飛前往看守所提審沐青雨。沐青雨自1月6日由其刑警老爸陪同前往嵩山外局投案自首以來，已經被專案組訊問兩次，這兩天正按照吩咐在監房寫供詞。看守員將其從監房開出來后，她把供詞呈遞，問這樣寫是否符合政府的要求。伍岳生接過后稍稍瀏覽，說這份材料的情況咱們回頭再說，今天來找你是想跟你隨便聊聊，算不上提審，你可以放松一點兒。

然后，伍岳生跟沐青雨閑聊了一陣，讓她的情緒放松下來后，這才把話題引到案子上，用的還是之前那份輕松的語氣，問你寫的這份供詞里是否說到了跟千春暖的交往情況。沐青雨回答說寫了，凡是跟作案有關的情況都寫上了。

沐青雨繼續問： “那么，你認為跟作案無關的情況，腦子里是否還有印象呢？比如每次約會對于千春暖的觀感，哪次約會留給你的印象比較深刻，等等。想到什么就說什么，想不出也沒關系，我們只是隨便聊聊。”

以沐青雨的閱歷，當然猜不透沐青雨的意圖。但她很聽話，認真想了片刻，開口說了些一起吃飯或者喝咖啡時千犯的談吐神態、閑聊內容。沐青雨跟沐青雨聊了大約兩個小時，沒從她說及的內容中發現有什么跟千犯下落相關的蛛絲馬跡。

這天，另一路警察了解西藥黑市麻醉藥交易情況的刑警也沒獲得什么線索。調查過程中得知，麻醉藥——特別是吸入性和口服這兩種麻醉藥，在黑市上也是被列入“最緊俏貨品名錄”的，其原因主要是貨源緊張。政府控制措施十分嚴格，導致一些個體診所、集體合作小醫院偷偷摸摸通過黑市交易獲取麻醉藥。因此，所涉及的相關“藥頭”，也面臨著重新洗牌的局面，這對于調查走私麻醉藥的去向就更增加了難度。

隨后專案組開始商量下一步怎么辦，大伙兒七嘴八舌幾輪議下來，突然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某一家有經營麻醉藥業務的西藥房（公司）關門歇業了，店里剩下的包括麻醉藥在內的貨品是怎么解決的？對于麻醉藥是否有一個精準盤查呢？

在場刑警誰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專案組長伍岳生聽后，立刻抄起電話機向市衛生局電詢。得到的回答是，同樣需要進行核查登記，如有短缺，是需要辦理備案手續的。那么，上海解放以來有多少家有可能成為此類事主的藥房或公司關閉呢？對方說，這個，不屬于衛生局管，您得上工商局去查詢。接著向市工商局電詢，對方說你們帶上公安局的介紹信過來，你們自己直接查閱。

1月11日，專案組全體出動，前往上海市工商局查閱檔案。查到下午兩點多，總算查明了自1949年6月至此時關門歇業、合并的西藥類生產和銷售的廠商共有九十七家，其中與麻醉藥相關的只有八家，全部是西藥房。經與之前市衛生局提供的資料對照，發現有一家西藥房歇業時并未向工商局提供貨品進出的報備。刑警頓時對這家名喚“天成”的西藥房產生了興趣，遂著手展開調查。

“天成西藥房”創始于1920年7月，當時的老板名叫易辰陽，開設了“天成西藥房”。這家藥房只有兩個門面，但甫一開張就引起同業的注目，因為易老板通過其在海外建立的社會關系，有條件獲得西藥行業的緊俏藥品和醫療器械。

十五年后，易老板病歿，“天成西藥房”由其子易稚陽接手經營，做的還是西醫藥械批發生意。太平洋戰爭爆發后， “天成西藥房”被日偽當局強行征收，老板易稚陽及一干店員有的離開，有的留下成為日本掌柜手下的伙計。抗戰勝利后，“天成西藥房”回到易稚陽手中，繼續做生意。

上海解放后，“天成西藥房”的業務由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以而大受影響，不過，易家和海外老關系的合作還在繼續，經常能從香港澳門獲取進口藥械，生意勉強還做得下去。這樣一直維持到1951年2月下旬，“天成西藥房”突然遭受一場不算嚴重的火災，徹底歇業。

那天晚上，“天成西藥房”店員薛秀良留宿藥房值夜。這是一個三十掛零的喪偶男子，這人嗜酒如命，每天必喝，這天晚上估計是喝大了，直到被煙熏醒，起來一看，店堂里已經煙霧騰騰。酒一下子就嚇醒了，他倒也不急著逃生，抄起滅火器一頓狂噴，這動靜已經驚動了四鄰八舍，都從家里拿出水桶、臉盆等趕來救火。一輪水澆潑下來，火被完全撲滅。這時，消防隊的救火車也來了。

消防隊勘查火場后得出的結論是：電線老化形成短路，不斷產生的火花引燃了旁邊的易燃物品，因未被及時發現，蔓延開去終于釀成了火災。

易老板是個遇事喜歡仔細琢磨的人，當下面對消防隊提出的“電線老化”的觀點卻是不敢茍同。因為店里的全部電線都是日本商人接收“天成”后，請來日軍技術軍人一手一腳安裝的，使用的材料如電線和插座等，都是進口貨，這種有洋貨用上二十年也不會出問題。所以，易老板認為失火很有可能是人為造成的，這就跟當天的夜間值守者薛秀良有關系了。

易老板想來想去想不通，自己對薛秀良一向不薄，何以在他值守的當口兒發生火災？他不知道是否還另有店員跟薛秀良一樣，對他這個資本家老板心存芥蒂，于是當即宣布“停業維修”，四個店員回家休息，薪水照發。至于貨品清理盤點事宜，則叫上幾個親友幫忙，由他親自主持。與此同時，開始著手申辦歇業手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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