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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咸平五年,大宋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大宋首相王旦此時家里是雞犬不寧,全家上下包括老妻在內,一致反對王旦的一樁門不當戶不對的婚事。
王旦有四子三女,老宰相意思是想把長女嫁給新科進士韓億,大宋豪門或者高官榜下捉婿并不新鮮,而王旦家人反對此次婚配不是因為韓億家庭貧窮,王家反對核心原因是韓億是個鰥夫,而且還帶了拖油瓶,老太太都急眼了,堂堂宰相長女,怎么嫁給一個喪偶的男人,你不怕官場恥笑嗎,我閨女嫁不去了啊。而幾個哥哥也表示,這樣的人怎么看都非良配,我們王家掌上明珠必須嫁入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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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旦卻堅持己見,他覺得老妻是婦人之見,自己老伴不好說啥,對三個兒子卻是毫不客氣,老宰相罵道:“你們現在之所以能入朝為官,那是因為我是宰相,如果沒有我,你們屁都不是,對比韓億,你三個提鞋都不配,后來果應此言,王旦三個兒子都很一般。
王旦繼續表示,我選韓億當女婿在于兩點,其一,我閨女溫良賢淑,必能盡力扶持丈夫,不墮王家之名;其二,大家子弟驕縱輕浮,必然不喜吾女之作風。史載:“此非渠輩所曉知也”,意思就是,我跟你們這些沒見識的人說什么都沒用。這事我就做主, 于是,他力排眾議,將長女嫁給了韓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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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王旦確實很有遠見,他預見韓億這個潛力股”前程遠大,最后做到了參知政事,并以太子少傅致仕。實際上不是王旦預見了韓億個人前程,而是預感到了科舉人才終將成為這個朝代的主流。事實上,貧寒士子韓億抓住科舉跳板,一路青云直上,韓氏家族就此崛起,日后更是成為兩宋一等一的大家族,史稱其“宗族布列,侍從臺閣,冠冕之盛,本朝第一”。韓億八個兒子,出了兩個宰相。
這起由王旦開啟而最初并不被看好的婚姻,卻讓兩個家族長久屹立于朝堂之上,足以證明那個門當戶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位高權重的岳父與前途無量的女婿也就是鳳凰男的結合,也成為科舉時代廣為流傳的佳話。一旦金榜題名,誰都有希望成為“韓億”,帶著整個家族飛黃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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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實從來不會如此簡單。一個家族,從無名到顯赫,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就拿王旦來說,至少是四代,也就是四代人都必須做官。
王旦的曾祖父王言在戰火紛飛的唐末五代當上了滑州的黎陽令,這是一個小官吏,如果不是后來王旦父婿兩代人都是宰相,王言是無法在歷史上留下印記的。王言生子王徹,在后唐中了狀元,可即便如此史書里沒有他太多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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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徹有一個好同年——桑維翰。桑維翰身為榜眼,雖然只考了第二,但卻做到后晉時任宰相,既然是同科進士,王徹就想走個后門,于是就帶著之子王祜登門拜訪,桑維翰雖然王徹印象一般,但對還是少年的王祜卻頗為看好,就這樣,還不到二十王祜,因貴人的提攜進入政壇。
趙匡胤登基后,建立北宋之后,王祜受到重用。由于趙匡胤屬于武將篡位登基,因此極為猜忌武人,就在此時有人舉報符彥卿造反,趙匡胤就讓王祜去搜尋證據。王祜根本就不去,而是以全家百口性命擔保符彥卿無造反之意,勸誡趙匡胤不要濫殺無辜。趙匡胤勃然大怒,嫌他說話太直,將其外貶,宋太宗即位后,出任左司員外郎、中書舍人、開封知府,拜兵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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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祜有三個兒子,老二便是王旦。王旦于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后,被分配到岳州府平江縣。在那里,王旦遇到了他的好岳父——時任兩湖轉運使、后來官至宰輔的趙昌言。正如王旦一眼看中了韓億,趙昌言也是一眼看中了王旦,“以女妻之”。很快,王旦攢夠了資歷,轉做京官,一路升遷,最后成為宰相。
這就是王氏家族在仕途崛起的秘密,不斷科舉中第,不斷開拓人際關系,加上一點運氣,才能造就一個強大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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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于已經登頂的家族來說,要想始終持權勢,除了繼續科舉之外,就是聯姻,這是一種古老而又實用的方式。兩個功成名就、地位相當的家族世代聯姻,可以形成一個牢固的聯盟。王旦一共有四個女兒,長女嫁給了韓億,另外三個女兒分別嫁給了蘇易簡之子蘇耆、范質孫子范令孫、呂夷簡之子呂公弼,全都是出過宰相的家族。
魏晉時代,屬于氏族門閥時代,講究是門當戶對,天然就比其他人高一等。但隋唐開科舉之后,大家族的仕途開始走向衰敗,到了黃巢起義之后,五望七姓徹底走進歷史,到了宋代科舉正式成為主流,真的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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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是,家族一旦沒有人通過科舉進入仕途,很快就快衰落。因為父輩的權力無法世襲。而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向潛在的成功人士敞開自家的大門。王旦應該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才將長女嫁給韓億。一紙婚書對于韓億來說只是錦上添花,但對王氏來說,未來多了無限的可能性。越早投資,收獲就越大,唯一的問題是這個年輕人是否能夠出人頭地,兒子無法選擇,女婿確實可以選。
宋人記載這么一件事,某日,王曾(狀元,后來是大宋第一個狀元宰相)、李維、薛映三人來見王旦,王旦托病不出。當時,韓億隨侍王旦左右,看見薛映被拒絕后在門外生悶氣,就問老丈人其為何不見。王旦說道:“你應該思考一下。王曾和薛映都是李沆(宰相)的女婿,李維是李沆的弟弟,他們一起來見我,必然有朝廷大事要商量。此事若不可行,拒絕他們也無妨。此事若可行,我要怎么答復呢?宰相私下相通,是政壇之大忌。”韓億立馬認錯:“非億所知。”韓億科舉可以取得好成績,但這種官場的“溝壑”如果沒人教,韓億很難第一時間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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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一個貼心的岳父,韓億若非一個十足的書呆子,其官途必然平坦無比。即便王旦思慮如此,他也無法阻止家族的沉浮。王旦的兒子們活躍在政壇,最多算是不墮家族之名,卻無法超越父親,王旦三兒子王素最有出息,但也不過是工部尚書,再往后王氏就慢慢衰落了。
這也并非王旦的后代不努力,一些子弟通過蔭補進入仕途之后,依然參加科舉取得了進士的身份,但官運遠沒有父輩好。到了北宋末年,王旦后裔王倫已經淪為“街頭無賴”。靖康二年,汴京失守,宋欽宗逃到宣德門,現場一片混亂。王倫趁機上前,說:“臣能彈壓之。”宋欽宗連忙賜他寶劍,可是王倫借機要挾:“臣未有官,豈能彈壓?”宋欽宗匆忙找來紙筆,寫下“王倫可除兵部侍郎”。
后來,王倫作為南宋外交官多次赴金議和,第四次赴金時被軟禁六年,最后因不肯為金官而被殺。沒給王旦丟人。
唐宋以后,不存在一個長盛不衰的世家大族,一般總是集中在某一朝代的某一時期,短則二三代,長則五六代。每個成功的家族都想要維持權勢,他們精心挑選結婚的對象,他們設立教育基金,他們建立學校……他們深深懂得,只有累世的科舉,才有累世的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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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時代,家族的延續傳承和社會的流動性是并行不悖的。魏晉時期,權勢總是在家族內流動,社會壁壘十分森嚴。科舉制盛行以來,社會的流動性增強,并不意味著權勢不可延續。大量平民新貴走上政治舞臺的同時,也有相當多官宦世家的存在。這就是科舉制的彈性。維系家族是一個總體而持久的策略,很多時候意味著取舍。
維系一個家族的興盛,從來都是一項長遠而持久的策略,往往意味著取舍與堅守。即便是最成功的家族,也無法保證每一代成員都能在科場上脫穎而出,因此,才需要提前布局、長遠規劃。科舉制度,就像一臺運轉不停的巨大機器,功成名就的官僚、憂心忡忡的族長、苦心勸學的主母、勤學苦讀的士子、默默犧牲的家族分支,都是這臺機器上不可或缺的齒輪,彼此咬合、相互驅動,共同書寫著科舉時代的家族興衰與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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