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特雷斯下臺疑云：美國阻擊親華候選人，中方反對官僚主義

聯合國秘書長即將迎來換屆，現任秘書長古特雷斯任期僅余8個月，四位候選人正積極籌備，力求在這場全球關注的“遴選”中脫穎而出，這一變動背后，折射出的是聯合國這一“老牌機構”在新時代所面臨的諸多挑戰。

先來了解一下這四位候選人：前塞內加爾總統馬基·薩勒、前智利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前哥斯達黎加副總統蕾貝卡·格林斯潘，以及前阿根廷外交官、國際原子能機構負責人格羅西。

他們背景各異，但在此次“遴選”中，均表達了對聯合國未來走向的深切憂慮，格林斯潘更是直言不諱，指出國際社會對聯合國的信任正持續流失，留給聯合國重建信任的時間已所剩無幾。

這種擔憂并非無的放矢，聯合國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為核心使命，然而當前，烏克蘭、加沙、波斯灣等地沖突頻發，聯合國卻顯得力不從心，以加沙危機為例，2024年聯合國雖通過了停火決議，但以色列明確拒絕執行，使得該決議形同虛設，此外，在霍爾木茲海峽封鎖等區域熱點問題上，聯合國也往往難以拿出具有約束力的決議，難以發揮實質性作用。

究其原因，在于聯合國自成立以來，其調解國際沖突的國際治理架構已難以適應當前世界格局的變化，聯合國安理會作為其核心決策機構，實行“大國一致”原則。

這一原則在理想狀態下有助于維護國際和平，但在大國利益分歧加劇時，卻往往導致安理會陷入“癱瘓”狀態，相關決議被一票否決或無法有效執行的情況屢見不鮮，美國更是頻繁利用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推行單邊主義，對國際規則采取雙重標準，嚴重削弱了聯合國的權威性。

除了機制問題，聯合國還面臨著嚴峻的財政危機，作為最大的會費承擔國，美國本應承擔約五分之一的常規預算，但其卻連續多年拖欠會費，累計欠費已超過30億美元。在美國的“示范”效應下，更多國家也開始拖欠會費。截至4月中旬，193個成員國中，已有92個未繳納2026年的會費，這導致聯合國財政狀況極度緊張，不得不削減工作人員、縮減援助項目投入，進而影響了其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形成了惡性循環。

財政危機的背后，實際上是聯合國行動力匱乏、成員國對其信心流失的反映，格羅西指出，聯合國在多數全球沖突中均“缺席”，世界需要一位能讓大國覺得“可以合作”的秘書長，在安理會內部分歧嚴重、秘書處行動受大國掣肘的情況下，聯合國的權威性難以得到保障，成員國自然不愿繼續為一個“無效”的組織提供資金支持。

再來看此次選舉，按照地區輪換慣例，下一任秘書長應來自美洲地區，前塞內加爾總統薩勒來自非洲，這使其天然處于不利地位，而在三位拉美候選人中，巴西、墨西哥提名的巴切萊特作為左翼政治家，因特朗普政府對拉美左翼力量的打壓而面臨不利局面，此外，巴切萊特對中國態度溫和務實，也引發了部分共和黨議員的反對，已有28位共和黨議員致信國務卿，要求美國否決其提名。

無論誰當選，都將面臨聯合國自身存在的深層次問題，這些問題并非換個人就能解決，而是需要從大國授權和權力結構入手進行根本性改革，同時解決選舉制度中的“按誰的規矩辦事”問題，以及官僚主義導致的機構重復、職能僵化等弊端。

中方在聯大辯論中強調，改革應務求實效，力避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這并非針對個別官員的作風問題，而是針對聯合國系統內部治理失靈的普遍現象。多個基金、專門機構、計劃署職能重疊，導致資源分散、協調成本高昂而執行效率低下。在財政緊縮的情況下，核心項目被削減而冗余機構費用卻照支不誤，官僚主義已成為聯合國有效運轉的制度性障礙。

換句話說，聯合國需要的不僅僅是換一個秘書長，無論誰接替古特雷斯，這一1945年設計的權力結構能否繼續支撐21世紀的多邊體系，仍是一個未知數。中方以“不準有官僚主義”為改革劃定底線，強調改革可以有，但不能改變聯合國聽取發展中國家聲音的格局；選人可以換，但不能換成只對少數大國負責的機構。

然而未來聯合國究竟還存不存在，這誰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