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面富貴彭永東

4月24日，貝殼發布2025年年度報告。和往年一樣，最先被放大的，不是營收，也不是利潤，而是一個反復出現的標簽：高管億元薪酬。

過去三年，這個標簽幾乎成了貝殼聯合創始人彭永東的“固定搭配”：2023年的7億、2024年的4億，每一次年報出來，他的名字都會和一個“億”級數字同時出現。這筆錢如燙手山芋，曾遭遇輿論圍觀甚至批評，貝殼管理層這幾年的薪酬卻始終沒有走下億元級別。這讓人心生疑惑，貝殼為何如此頭鐵？

實際上，如果把彭永東的薪酬賬拆開來看，故事完全是另一種走向。2025年，彭永東的現金薪酬約為937萬元，在2024年（現金薪酬共1170萬元）的基礎上再縮水約兩成。股票支付部分，2023年和2024年兩批本該解禁的股份，當時主動申請繼續鎖定，一股未動；2025年、2026年，4億多和2億多薪酬，他兩次全部捐給了一線服務者，如房產經紀人、裝修工人，以及應屆畢業生。

一個自愿鎖定、股份原封不動捐掉、為個人一股沒賣的企業一把手，為什么仍然被貼上“高價年薪”的標簽？

誤讀幾乎是必然

大部分人一看到“薪酬”兩個字，第一反應是董事長拿到手的現金。

這是A股財報的閱讀習慣：A股年報里，高管薪酬只含現金部分，股權激勵單獨列出。但貝殼是港股上市公司，年報里的“薪酬總額”，包含基本工資、獎金，再加上所有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港股和美股在制定披露規則時，預設讀年報的主要是機構投資者，能分清“現金薪酬”和“股份支付薪酬”的區別。A股披露規則服務的是更廣的散戶群體，把“薪酬”和“股權激勵”分開列，更直觀。

兩套規則的設計邏輯不同，如果拿著A股的閱讀習慣去看港股年報，誤讀幾乎是必然的。

很多港股上市公司高管的“天價”薪酬里，絕大部分是“股份支付薪酬”。這筆“錢”，有兩個特點：

一、它不是現金。公司不會真的把這筆錢打給高管，這筆費用是按會計準則掛上去的一筆賬，算公司的成本。

二、它也不等于高管拿到手的錢。限制性股份有歸屬期和鎖定期，沒到時間不能賣，就算出售還需繳納稅費，實際可得金額與賬面數字存在明顯差異。

在這種披露邏輯下，就會連續幾年出現“高管薪酬過億”的表象。

實際上，貝殼的遭遇并不是孤例。

2019年4月，小米在港交所披露2018年年報，雷軍當年總薪酬約98億元，被解讀為“雷軍年薪98億元”。2021年快手上市，首份年報披露宿華和程一笑兩位創始人當年“薪酬”被推算到數十億港元級別，同樣主要來自上市前后股份獎勵的會計確認，而非當期現金收入。

彭永東的情況又更特殊一些。

不同于一些企業一次性大額攤銷，貝殼相關股份支付費用采取五年攤銷方式。因此，每年的股票薪酬其實早已根據授予安排和會計準則確定，并非貝殼每年重新給彭永東發放一筆億元級現金報酬。

從過去四年的薪酬構成看，彭永東實際的現金薪酬占全部薪酬總額的不到3%，剩下97%全是股份支付薪酬。

如果剔除這部分“股票賬面費用”，橫向對比來看，以2024年為例，彭永東現金薪酬約1170萬元，同年董事會成員均為840萬元，作為董事長，彭永東的真實現金收入在高管團隊里其實不算突出。跨行業來看，這個數字也并不高。

但外界輿論往往聚焦在表象。

2025年4月17日，風暴中心的彭永東，宣布捐贈其持有的公司900萬股A類普通股，按照當日收盤價計算，價值約4.4億元人民幣。

這一舉動打消了部分對他的質疑，但對于部分被情緒裹挾的人來說，這樣的做法“顯然不夠”，輿論對于彭永東和貝殼的“口誅筆伐”并沒有停止——這種情緒在從業者收入下滑的大背景下，顯然無法避免。

2026年開年，他再次捐出自己的年薪，這次他選擇了為行業服務者兜底。

那貝殼為何一定要給彭永東發股票，這批股份究竟從何而來，要從2021年說起。

接棒的“代價”

那一年，貝殼的創始人左暉突然去世，公司的控制權傳承面臨一場危機。

作為左暉長期倚重的核心搭檔，彭永東此前已在左暉養病期間實際負責貝殼日常經營，接任順理成章。

接班安排確定后，左暉家族信托也以實際行動表達支持：2021年7月29日，將其持有的部分投票權“不可撤銷地”委托給由彭永東等人組成的“百會合伙”。這想必也來自左暉生前的安排，高度信任彭永東。

貝殼用的是“同股不同權”架構，這種架構把股份分成兩類：投資者手里的A類股，每股1票投票權；創始人或核心管理層手里的B類股，每股10票投票權。它的設計邏輯是，少數核心人物用相對少的經濟持股，獲得公司穩定的控制權。

這套架構在美股早就是成熟做法，谷歌、Meta、伯克希爾都在用。香港2018年才解禁，中國內地到今天也只在科創板做有限試點。

接班之后，貝殼又面臨著港股上市的考驗。

而貝殼當時港股上市的時間點，又非常特殊。當時，中概股正面臨SEC的審查壓力，回港上市對貝殼來說不只是拓寬融資渠道，更是在不確定的外部環境下爭取一個更穩定的資本市場落腳點。

但港交所對WVR架構有一條硬性規定：上市時，WVR受益人合計持有的股權占比，不得低于10%。這一條是用來保護中小股東的，防止有人用極少的持股控制整個公司。

左暉在世時，他名下實質持有約24.9%的貝殼股份，并掌握約81.7%的投票權。但他去世后，按港交所規則，其超級投票權自動失效，整個WVR架構面臨瓦解。

問題是，彭永東和單一剛這兩位聯合創始人在2021年的股權占比較低，如果不迅速將這一比例補充，他們既無法承接控制權，貝殼也無法滿足在港股上市的條件。

為了趕上港股上市的窗口，貝殼短期內幾乎只有一條路可走：由公司直接授予股份，把WVR結構重建起來。

2022年5月5日，貝殼根據當年的全球股份激勵授予計劃，一次性向彭永東授予約7182萬股受限制A類普通股，向單一剛授予約5387萬股，兩人合計約1.26億股。

常規的員工股權激勵會分給很多人，但貝殼的這次股份激勵計劃全部給了兩個人，也從側面說明這筆股份的本質不是激勵，是合規。

股份授出去了，賬上不能沒有記錄。

按美國公認會計準則的要求，這種零對價授出的股份，要按授予當日市價把這1.26億股折算成總金額，分五年攤進利潤表，每年記一部分。于是，那個“天價”數字就這樣出現在了每一年的年報里。

這筆攤銷還在繼續，但走到了中末期。從2022年5月到2027年5月，每一年貝殼利潤表上都會有這筆費用掛著。所以財報上那個被外界稱作“天價薪酬”的數字，本質是當年為了保住公司控制權和港股上市資格而做的股份配置，按會計準則在各年報表上分期攤銷而已。

錢沒拿走，管理表現如何？

講清楚了這筆錢是什么，還有一個問題同樣值得追問：彭永東作為接棒人，這五年表現如何？

2021年從左暉手中接過董事長時，貝殼是一家業務高度單一的公司：存量房、新房兩個主業撐起絕大部分收入，高度依賴樓市的冷暖。

彭永東接手之后，提出了“一體三翼”方向：房產交易主業之外，同時把家裝家居、房屋租賃、貝好家三個新業務做起來。這個戰略在行業整體下行、公司資源有限的時候推進，并不容易。任何新業務的投入，都意味著要在短期利潤上做取舍。

新業務剛起步的2022年，彭永東親自去杭州一家剛被貝殼并購的家裝門店當了一個月經營部經理，又去蘇州下了一個月的租賃門店。蘇州的夏天很熱，他坐在收房師傅的小電驢后座，跟著一家一家去收房，看著師傅全身是汗，他自問：我們這撥人為什么存在？是不是能真的讓這個行業的服務者未來生活越來越好？

正是在這些最具體的一線場景里，彭永東認清了轉型的必要性。

到了2025年，數據給出了最直接的反饋。貝殼的家裝家居和房屋租賃等新業務的合計凈收入，已經占到貝殼總收入946億元的41%，其中租賃業務首次實現經營層面全年盈利。放在行業背景里，整個房地產市場還未整體回暖，貝殼整體收入卻保持了小幅增長，2025年實現了超過50億元的經調整凈利潤。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年的“合規身份證”發給了對的人。

即將消失的天價薪酬

在資本市場里，“天價薪酬”幾乎是最容易被誤讀、被放大的數字。它比簡單粗暴的標簽比復雜的會計解釋傳播得快得多。

但在WVR架構越來越普及、港股新經濟公司越來越多的資本市場里，只盯著年報“薪酬總額”那一欄下判斷，已經不夠用了。

程序是否合規，治理是否透明，績效是否兌現，是否帶來了社會價值，這四把尺子放在一起，才能看清楚一家公司的治理到底如何。

對貝殼來說，這個問題本身，也有一個明確的時間終點。

2027年，那批限制性股份會完成最后一批解禁，五年攤銷也會同時走完，賬面上那個被外界稱作“天價薪酬”的數字會消失。

留下來的，是一套在極端壓力下保住治理穩定的架構，一個沒有真正從中獲取個人財富的接棒人，以及被持續捐出去的數億元股權價值。

到那時，外界對這家公司和這個人的判斷，或許會不一樣。

*編排 | 黃家俊 審核 | 黃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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