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曾送美國獨立大禮，如今英國卻遭美國冷眼，特殊關系徹底變味

如今，人們最常記得的，是那句幾乎正式宣告冷戰來臨的話：“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鐵幕已經落在歐洲大陸之上……”但查爾斯國王和卡米拉王后本周準備短暫跨越大西洋時，簡報材料里想必也會提到，丘吉爾當時還提出了另外兩項他認為同樣重要的主張。

其一，是英語國家之間應建立“兄弟般的聯合”；其二，則是英國與昔日殖民地、如今已經成長為美國的國家之間，應當形成一種“特殊關系”。

其中含義再清楚不過：無論是這種聯合，還是這種關系，都可以也應該被精心維護和保存，以此對沖那些可能席卷、壓倒并腐蝕戰后世界的種種異質野蠻力量。

不到20年后，也就是1963年，我親身感受到，這種關系遠不止“特殊”二字可以概括。它幾乎稱得上卓越非凡。

那年我正好有一段空檔，決定用整個夏天在美國搭便車旅行。我當時17歲。5月中旬，我從加拿大西部出發，經由華盛頓州布萊恩的邊境拱門進入美國，然后伸出拇指開始上路。那是一段總計38000英里的不間斷冒險。

其中一個高光時刻，是我在密歇根州一個偏遠角落參加一場活動時，意外與肯尼迪總統握了手。有人把我推到警戒線前，大聲說：“總統先生，這孩子是從英國倫敦來的！”

三個月后，我取道緬因州邊境小鎮加來離開美國，前往加拿大，再踏上回家之路。我數了數身上的錢：整趟旅程總共只花了18美元。美國人的慷慨與好客，實在令人吃驚。

我的背包上掛著一面小小的英國國旗，這對好奇的人來說簡直像磁石。常常有汽車猛地停下，司機招呼我上車：“孩子，想去哪兒？”他們都想問我英國火車大劫案，問克里斯廷·基勒和約翰·普羅富莫，當然，幾乎人人都會問：你見過女王嗎？

再過十年，我就可以對這個問題回答“見過”了。我至今仍清楚記得，當時丘吉爾在富爾頓提到的那兩種現象——英語世界的聯合，以及英美特殊關系——依然生機勃勃。1976年7月4日美國慶祝建國二百周年前后，我為《衛報》報道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那次具有強烈象征意義的訪美行程，對這一點感受尤深。

這次訪問原本可能頗為尷尬。美國人興奮而自豪地慶祝獨立，卻要在一位君主面前舉行慶典，而他們的祖先當年正是從這位君主的祖先手中激烈掙脫出來的。

但最終，這趟訪問大獲成功。菲利普親王一路妙語連珠，女王此行則像一道處理得恰到好處的舒芙蕾，把和解與祝賀輕巧地融合在一起。女王還帶來了分量十足的禮物：一份手工制作的《獨立宣言》贈本、一口全新鑄造并將懸掛在費城的自由鐘復制品，以及林肯大教堂慷慨出借的一份珍貴《大憲章》抄本。

整個氣氛都十分輕松。在白宮國宴上，女王與福特總統共舞。后來在一場小型私人聚會上，她甚至放松到開起了略帶葷味的玩笑。她提到，晚宴上一位身材頗為臃腫、由前警察轉任政客的人，看上去像是把警棍藏在晚禮服褲子里。我接話說，他大概只是因為見到您太高興了。她隨即仰頭大笑，笑得十分痛快。

那時候，特殊關系看上去依然健康，更重要的是，它仍然保持著平衡，幾乎處于一種完美的均勢。

英國人依舊尤其敬畏美國的技術成就。就在四年前，一位來自芝加哥的海軍飛行員和一位來自新墨西哥州的地質學家曾漫步月球表面，這件事至今仍足以令人著迷。

盡管倫敦輿論圈的大多數人都對“水門事件”揭露出的腐敗深感震驚，但美國民主制度的復雜機制依然如開國元勛當初設想的那樣運轉：媒體揭露罪行，司法系統將有罪者送進監獄，主要責任人尼克松總統則黯然下臺。這一切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值得贊賞。

這種好感是雙向的。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人依然熱愛他們一向熱愛的那個英國：悠久的歷史——這是他們自身相對缺乏的；各種儀式感、莊重、從容、鄉村風景、酒館、英國廣播公司、勞斯萊斯，甚至還有板球。正如女王短暫停留期間所引發的熱烈追捧所顯示的那樣，他們也迷戀王室這一概念本身。

誠然，幾個世紀以來，英國王室并非沒有發生過令人不快的事情：斬首、溺死在馬姆齊甜酒桶中、退位風波。但在大多數美國人眼中，王室所體現出的延續性與克制，依然令人羨慕。

在我2011年成為美國公民之前，一位看上去毫無幽默感的移民官曾對我進行了嚴格盤問。有一個環節，他語氣頗為尖銳地問我，是否同意像法律要求的那樣，放棄對任何“外國親王或君主”的效忠。因為他在材料里看到，我在2006年曾獲授英帝國官佐勛章。

他語氣生硬地問：你愿意放棄它嗎？我回答說，當然愿意。聽到這話，他那張公事公辦的臉忽然露出笑容，說只是測試一下，我們從不會真讓你這么做。“畢竟，她也不算什么外國君主。”

隨后，他又開始問起白金漢宮，問授勛儀式是什么樣子，還問他們會不會給茶喝。答案是：不會。

不過，這位官員的和氣背后，其實隱藏著一個在過去幾十年里悄然加深的現實：兩國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僅性質變了，更重要的是，平衡也變了。

英國人仍然為美國層出不窮的科學和工程突破所吸引，比如互聯網、手機、萬維網——盡管后者的英國起源常常被方便地遺忘。但英國社會對華盛頓如今龐大且近乎帝國式的權力，也越來越憤怒和不滿。這種情緒，或許源于英國全球主導地位徹底喪失之后，那種無可回避的失落感。

而這種憤怒是真實存在的。看過“九一一”當晚英國廣播公司節目的觀眾，恐怕很難忘記當時那位美國大使的困惑與幾近落淚的神情。面對演播室觀眾，他顯得手足無措，因為那些人似乎并沒有完全同情這場仍在展開的悲劇，甚至還有不少人暗示，也許美國早該被壓一壓氣焰，甚至可能是咎由自取。

在美國一側，人們也越來越意識到，在同一時期，他們曾經熱愛的那個英國，也已經變得面目全非。

也有人會說，這種演變其實開始得更早，早于戰爭，早于丘吉爾，甚至早于富爾頓演講。詩人約翰·貝杰曼早在1936年就曾隱約感受到這種變化。那一年，喬治五世去世，繼位的愛德華來到倫敦。與前任相比，他顯得截然不同。貝杰曼寫下了當時一些人心中的不安：

鄉間宅邸里的老人聽著鐘聲滴答，穿過厚厚地毯，聲音沉悶而遲緩，那些從未欺騙、從未懷疑的人，按月領受圣餐，只是坐著凝望，望向跑道盡頭延展開來的新郊區，一個年輕人不戴帽子，從空中降落

那曾是美國一度欽佩的英國，也是那樣一群英國人。這個古老國家或許很早就開始了變化，但特殊關系的魔力仍然延續了許多年，我本人也曾愉快地親歷過。

盡管如此，仍有一些樂觀者堅持相信那種魔力依舊存在。前面提到，我在2011年成為美國公民。入籍儀式就在7月4日獨立日那天舉行，地點是波士頓港“憲法號”這艘古老風帆戰艦的后甲板上。

我的朋友兼鄰居、英國外交官、長期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布賴恩·厄克特爵士，也來現場觀禮。他和我一樣，長期為美國所吸引。那天他深受觸動，隨即也申請了美國國籍。當時他已經95歲。等到獲批時，他已98歲。在此后生命中的最后三年里，他快樂得像得了雙倍好運的人。

他曾對我說，沒有什么比同時成為兩個自己深愛且敬佩的國家的公民更美妙了。而在他看來，這兩個國家也依然彼此熱愛、彼此敬重。這對“伴侶”的關系，仍然非常特殊，而且一定會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