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與黃州詞

所謂詩莊詞媚，是就詩詞各自的題材和風格而言的，詩詞兩體的這種差異，幾乎已成為常識。這種常識反過來又會影響到人們對詩詞各自應用場域的認識，蘇軾遭遇的一場訴訟就證明了這點。

蘇軾在烏臺詩案中被指控用以諷刺新法的文體全是詩，而沒有一首詞。顯然，在事關政德的場合，只有莊重的詩才能勝任，嫵媚的詞只有退避了，可能詞都從來沒有進入辦案人員搜集證據的范圍。烏臺詩案是蘇軾一生中的大事，材料非常多，本文不擬對前因后果辭費，另從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視角予以考察。

日本學者內山精也《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一書認為詩案很大程度上與新興的雕版印刷媒體有關。北宋仁宗朝以來，雕版印刷業全面繁榮，此前的作家（比如歐陽修）基本是去世后才刊印詩文集的，而蘇軾是第一個實現了同時代文學與印刷媒體合作的詩人。蘇軾得到了印刷傳媒的強力加持，言論影響力大為提高。當時的御史臺之所以要彈劾蘇軾，可能不止是因為他寫了許多批判朝政的詩歌這個事實，更是因為那些詩歌被各種媒體刊載并廣泛傳播這個社會現象，從朝廷的角度看，影響非常惡劣！烏臺詩案因此成為第一件以出版物為罪證的案件。

烏臺詩案之后，蘇軾被貶黃州。從元豐三年到七年，蘇軾居留黃州五年，有學者指出，此一時期蘇軾的創作呈現出明顯的“詞多詩少”現象，本文擬用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中華書局1982年第一版）和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中華書局2002年第一版）統計蘇軾黃州詩詞的數量，對此說法加以驗證。

據《蘇軾詩集》，蘇軾存詩2623首，其中編年詩2352首，黃州詩170首，占編年詩的7%，占詩作總數的6.5%；據《蘇軾詞編年校注》，蘇軾存詞331首，其中編年詞292首，黃州詞78首，占編年詞的27%，占詞作總數的24%。從另一個角度看，蘇軾編年詩創作年限自1059至1101年，凡43年，以編年詩總量計算，平均每年寫詩55首，黃州期間每年寫詩34首；蘇軾編年詞創作年限自1064至1100年，凡37年，以編年詞總量計算，平均每年寫詞不到8首，而黃州期間每年寫詞達16首。綜上，居黃期間，從絕對數比較，詩仍多于詞，但把黃州放到蘇軾整個創作生涯來看，可以認為“詞多詩少”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出現“詞多詩少”現象的原因，是可以合理推測的。蘇軾因烏臺詩案，成了心有余悸的驚弓之鳥，對寫詩有了心理障礙，在黃州期間寫與友人的書啟尺牘中，他常常對求詩者說“不復作”“不敢作”，還總結出“人生識字憂患始”這樣的教訓。但對詞卻不一樣，不但自己寫，還與友人唱和寄贈，蘇軾對詩詞態度不同，其實還是緣于“詩莊詞媚”的觀念，當然蘇軾不認為詞一定媚，但詞終究是游戲的、消遣的、不會惹禍的，所以“作小詞不礙”。

雖然如此，黃州詞背后仍舊影綽著烏臺詩案。黃州詞寫夢很多，如“人生如夢”（《念奴嬌》）、“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南鄉子》）、“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西江月》）、“笑勞生一夢，羈旅三年”（《醉蓬萊》），這些夢恐怕更多是對現實的幻滅吧。“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卜算子》）的“縹緲孤鴻”則把受到傷害后的疏離驚悸、忐忑不安、冷寂疑懼的敏感心理刻畫入微。面對傷害和幻滅，人能做的其實不多，或者是從現實抽離，“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臨江仙》），或者是以曠達的心理暗示重建日常的價值，“一蓑煙雨任平生，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鷓鴣天》）。元豐七年得知遇赦量移的消息，蘇軾寫于黃州的最后一首詞還在說“歸去來兮，吾歸何處”（《滿庭芳》）。真正擺脫烏臺詩案的影響，重建起心靈秩序，是在蘇軾離開黃州之后了：“此心安處是吾鄉”（《定風波》）、“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黃庭堅《跋子瞻和陶詩》）。

元豐七年春天，宋神宗親筆詔書，把謫居黃州的蘇軾調到汝州。黃州到汝州這一路走得不容易，先是王朝云所生的幼子蘇遁卒于途中，又因路費短缺一家人在常州、泗州留滯了很長時間，春節都是在泗州度過的。蘇軾去泗州的一座寺廟里洗澡，寫了兩首《如夢令》，這個詞牌此前叫《憶仙姿》，因其最初是詠劉晨阮肇天臺遇仙的傳說的，蘇軾嫌原名俗，給改成了《如夢令》：

一

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

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

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

二

自凈方能凈彼，我自汗流呀氣。

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戲。

但洗、但洗！俯為人間一切。

在離開黃州的當年年末，寫這樣的關于洗澡的詞，應該是有象征意義的，是要暗示把烏臺詩案以及黃州期間自己身上被涂抹的污垢祛除吧？在東坡把《憶仙姿》改作《如夢令》時，是不是也想起了他在黃州期間寫過的那些夢。

◎本文原載于《中華讀書報》（作者：張徵羽），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