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共和黨終將付出代價：靠仇恨和排外起家，如今槍擊恐懼成常態

白宮記者協會晚宴上發生未遂槍擊案，這件事本不該令人意外。美國不僅擁有全球最活躍、實際上深度影響共和黨的輕武器產業，記者們也短暫體會到了美國——而且幾乎只有美國——中小學生每隔幾個月就在“逼真”的活躍槍手演練中經歷的恐懼。

美國還擁有全球規模最大、利潤最豐厚的仇恨放大產業。為了“提高參與度”而不斷放大仇恨與撕裂的算法，讓馬克·扎克伯格躋身全球最富有的人之列，坐擁超級游艇和位于夏威夷、帶有末日避難設施的莊園。

埃隆·馬斯克旗下的社交平臺“X”則已淪為充斥納粹式言論的污水池。據《華盛頓郵報》統計，僅過去七個月，馬斯克本人就發布了850多次赤裸裸的白人至上主義口號和表述。

共和黨整體上也從這一切中獲益。該黨在20世紀中期經由尼克松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南方戰略”以及里根對“州權”的擁抱，被重塑為一個以白人男性至上為核心的政黨。今年，美國國會眾議院僅存的4名黑人共和黨議員也都將結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最后，億萬富翁階層以及讓他們致富的那些龐大壟斷企業，同樣從仇恨產業中獲利。因為一旦工薪階層被動員起來，按種族、宗教、性別及性別認同、國籍或政治立場彼此仇視，他們就更不可能聯合起來，爭取工會權利、福利、醫療保障、教育以及更高工資。

也有人據此認為，如今美國共和黨的腐敗、億萬富翁的貪婪以及社會仇恨的蔓延，已經證明民主走到了盡頭。耐人尋味的是，最常這樣說的，恰恰是那些億萬富翁本人，或者是他們追捧、資助的那批阿諛奉承的“黑暗啟蒙哲學家”。

這種反民主世界觀其實有著漫長的歷史。

柏拉圖本人就曾主張，民主最終總會導向暴政，因為民主規則極易被威權主義者利用民主本身的工具加以劫持。卡爾·波普爾在1945年對此作出過系統反駁，認為民主社會必須“對不寬容保持不寬容”。換句話說，當某些“言論自由”被用來破壞并最終摧毀民主時，民主國家就必須為其設限，德國就是這樣做的例子。

歐洲的做法會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發生沖突，因此美國必須找到別的辦法來應對這個“仇恨工業復合體”。可行路徑其實有幾種。

因此，一個顯而易見的改革方向，是把“承載言論”和“放大言論”區分開來。如果有人想發布惡毒但不違法的內容，根據第一修正案，這可以被允許。但如果一家公司的軟件算法識別出這類惡毒內容更能帶來利潤，并把它強行塞進數百萬人的信息流里，那就不再是被動承載，而是主動推廣。既然是主動推廣，就可以監管。

另一個辦法，是強制提高透明度。要求這些公司公開披露，它們的算法究竟在獎勵什么。它們是否僅僅因為能給背后的億萬富翁所有者帶來更多廣告收入，就優先推送憤怒反應、陰謀論內容、恐懼、部落對立和無休止的末日式刷屏？應當讓獨立研究人員審計這些系統，讓公眾看清幕后的仇恨是否正被人為設計成一種盈利工具，并通過公共輿論壓力加以遏制。

最后，還應當把真正的選擇權交還給社交媒體用戶。拆分社交媒體壟斷企業。比如，要求平臺提供簡單的時間順序信息流，允許用戶輕松退出基于操控的推薦機制；同時，當平臺明知自身會把人一步步推向極端主義或暴力時，應承擔法律上的注意義務。

這樣一來，言論自由依然存在；企業失去的，只是利用機器中那套看不見的部分，為了賺錢而毒害我們的思想、孩子們的思想以及民主制度的權利。

不過，這些措施仍無法解決另一個問題：右翼億萬富翁收購大型媒體平臺后，要求旗下員工以反民主、親億萬富翁的方式扭曲新聞敘事。

但如果能夠扭轉里根在1983年基本放棄反壟斷法的決定，以及他在1987年廢棄“公平原則”的決定，或許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減輕由澳大利亞億萬富翁控股的福克斯“新聞”等媒體給美國造成的傷害。

擺在美國面前的選擇十分鮮明。要么繼續放任右翼億萬富翁、壟斷資本、槍支商人和仇恨牟利者挑動美國人彼此對立，同時從工薪階層手中抽走財富與權力；要么重新記起民主最古老的教訓：只要普通人拒絕被分化，沒有任何寡頭或億萬富翁能夠與他們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