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發展倡議：中國引領全球發展治理的新趨勢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地緣沖突、發展失衡、治理失效等全球性挑戰交織疊加。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作為“四大全球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引領全球發展治理進入一個新階段。這一新趨勢的核心特征是從“發展缺位”到“發展優先”的范式轉變，從西方主導的單向援助模式轉向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發展合作體系。

全球發展倡議的時代背景與核心原則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發展進程面臨嚴峻挑戰。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落實進程受阻，全球減貧遭遇逆轉，南北差距、發展斷層、技術壁壘等問題日益凸顯。據統計，全世界已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總人口不到全球人口的七分之一，而2020年受長期饑餓影響的人數比2019年增加1.61億人。與此同時，有的國家將發展議題政治化、邊緣化，大搞“小院高墻”“脫鉤斷鏈”，嚴重損害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面對日益突出的全球發展赤字，國家主席習近平于2021年9月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鄭重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呼吁國際社會將發展置于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這一倡議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在全球發展治理領域從參與者向引領者的角色轉變，為破解全球發展困境提供了全新的中國方案。這一倡議深刻把握“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的本質規律，致力于構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

全球發展倡議直面全球發展失衡、動力不足的根本癥結，理論內核集中體現為堅持發展優先、以人民為中心、普惠包容、創新驅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行動導向等原則。堅持發展優先，將發展議題重新置于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突出位置，扭轉安全議題過度擠壓發展資源的失衡局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將發展的最終落腳點錨定在提升各國人民的生活質量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持普惠包容，致力于縮小南北差距、數字鴻溝、性別不平等，確保“不讓任何一國、任何一人掉隊”；堅持創新驅動，推動科技創新成果在發展中國家的普惠共享，幫助其跨越“技術鴻溝”；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倡導綠色低碳轉型，推動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避免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堅持行動導向，強調將政治意愿轉化為具體項目，推動建立項目庫、資金池、合作網絡等務實機制。

全球發展倡議的理論創新

長期以來，全球治理體系存在一個根本性的結構缺陷——發展議題的邊緣化。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框架往往將安全、政治議題置于發展之上，導致發展合作淪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全球發展倡議的提出，標志著對這一舊有范式的根本性轉變。

發展內涵深化：從經濟增長到綜合發展。全球發展倡議摒棄了將發展簡單等同于經濟增長的片面認知，聚焦減貧、糧食安全、發展融資、綠色發展等關鍵議題，精準對接發展中國家的急難愁盼。特別是將民生工程置于優先位置，推動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經貿務實合作，讓發展成果惠及各國人民。這種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超越了“條件性”與“附加性”邏輯。西方主導下的發展援助往往附加政治條件，而全球發展倡議強調發展不是施舍，而是權利；不是單向輸出，而是共同成長。

發展關系重構：從“援助—受援”到“平等伙伴”。全球發展倡議重構發展合作關系，從援助主體與受援客體的不對稱關系轉向平等伙伴間的互利合作，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

發展模式轉型：從“輸血”到“造血”。全球發展倡議實現了從“輸血式”援助向“造血式”合作的轉型。在落實過程中，中國通過多渠道整合發展資金，重點支持發展中國家改善民生福祉、提升自主發展能力。這種發展方式轉型，使發展合作真正服務于受援國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而非短期政治目標。

治理結構重塑：從“中心—外圍”到“多元共治”。全球發展倡議超越了“中心—外圍”的二元對立邏輯，突破了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單一敘事。長期以來，西方傳統發展理論推崇西方現代化模式，忽視了發展中國家主權和發展道路的多樣性。全球發展倡議堅持普惠包容、務實高效，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更多元的發展選擇。

全球發展倡議的實踐進展

中國不僅是全球發展倡議的提出者，更是率先踐行者，充分展現知行合一的大國擔當。在落實全球發展倡議的過程中，中國提供方案、搭建平臺、作出表率，各方平等參與、共擔責任、共享未來。

資金與項目：務實投入與“小而美”民生項目。在資金與項目層面，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長期保持在30%左右。在中方推動下，2021年至2025年，全球發展倡議已動員230多億美元資金支持全球南方發展振興，開展1800多個合作項目。未來5年，中方將在發展中國家再開展2000個“小而美”民生項目，在全球發展資金庫項下設立“數字能力建設專項資金”，支持全球發展倡議“數字南方”品牌。全球發展項目庫在庫項目已達1800多個，有效改善了合作國家的民生狀況，為區域經濟發展注入了持久動力。此外，中國設立總額為40億美元的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等20多個國際組織通力協作，在60多個國家實施了170余個務實項目，惠及人口超過3000萬。

機制建設：從碎片化到制度化的多邊平臺。在機制建設層面，截至2025年8月，中國發起成立的“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已匯聚80余個國家，構建起凝聚國際共識、協調發展政策的重要多邊平臺。70多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合力組建全球發展促進中心網絡，80多個國家和國際機構同中方簽署全球發展倡議合作文件。這一機制網絡的形成，標志著全球發展合作從碎片化走向系統化、從臨時性走向制度化。

重點領域突破：減貧與農業、數字基建、清潔能源、醫療衛生。在重點領域合作方面，中國明確將減貧、糧食安全、抗疫和疫苗、發展籌資、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工業化、數字經濟、互聯互通等作為優先方向。在農業減貧領域，中國在非洲建立24個農業技術示范中心，推廣雜交水稻技術，使當地農作物平均增產30%至60%，惠及100多萬農戶。在烏干達，中國—聯合國糧農組織南南合作項目引進優良品種，雜交水稻單產提升至常規品種的2倍至3倍，戶均年增收約800萬烏干達先令。在數字基建領域，中國在東南亞部署15萬個5G基站，幫助柬埔寨、老撾等國縮小數字鴻溝。在清潔能源領域，阿根廷赫利俄斯風電項目群為近36萬戶居民提供清潔電力，中國企業承建的哥倫比亞首都地鐵1號線讓波哥大市民實現“地鐵夢”。在醫療衛生領域，中國開展的國際抗瘧援助累計提供青蒿素藥品數十億人份，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就有約2.4億人受益。

全球發展倡議的定位與協同功能

四大全球倡議的整體架構：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全球發展倡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相互支撐、有機統一的整體。這四大倡議分別聚焦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四個核心維度——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共同服務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總體目標。

全球發展倡議的基礎性地位：其他三大倡議的物質根基。全球發展倡議為其他三大倡議提供物質根基。沒有發展，安全、文明、治理都無從談起。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只有通過發展縮小南北差距、消除貧困根源，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沖突的土壤，為持久和平奠定基礎。

協同效應：發展與安全、文明、治理的相互支撐。全球安全倡議為發展創造穩定環境。歷史與現實反復證明，沒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全球安全倡議倡導的新型安全觀，打破了西方國家片面追求自身“絕對安全”的傳統思維，強調通過對話協商化解矛盾與沖突，以合作共贏應對各類安全挑戰。這種安全理念為全球發展創造了必要的穩定條件。全球文明倡議為發展凝聚價值共識。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主張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這種文明觀有助于化解因文明隔閡引發的發展理念對立，為發展合作奠定更深厚的文化基礎。全球治理倡議為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全球治理倡議直面當前全球治理體系的結構性缺陷，聚焦代表性不足、規則滯后、行動乏力等核心問題，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這一倡議為全球發展合作提供了更加公平、有效的制度框架。

全球發展治理的新趨勢與中國角色的轉變

全球發展倡議的提出與實踐，標志著中國在全球發展治理中的角色從“參與者”向“引領者”轉變，推動全球發展治理呈現三大新趨勢。

趨勢一：從“西方主導”到“多元共治”。從“西方主導”到“多元共治”，助力全球發展治理體系的民主化轉型。長期以來，全球發展治理體系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發展議程與資源分配未能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需求。全球發展倡議強調“主權平等、共商共建共享”，推動全球發展治理體系向“多元共治”轉型。

在提升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性方面，中國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國集團、推動金磚國家擴員，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在聚焦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需求方面，全球發展倡議的八大重點領域（如減貧、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發展）均針對全球南方國家的核心需求，通過“全球治理之友小組”“全球發展促進中心網絡”等機制，推動發展中國家參與發展議程的制定與實施。

趨勢二：從“單一領域”到“系統協同”。從“單一領域”到“系統協同”，整體性提升全球發展治理水平。全球發展倡議并非孤立的發展項目，而是整合經濟、社會、環境等多維度的系統方案，推動全球發展治理從“單一領域”向“系統協同”轉型。

在對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方面，全球發展倡議的八大重點領域完全覆蓋2030年議程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通過“全球發展項目庫”（在庫1800多個項目），推動SDGs的落實，高度契合并對接。

在協同區域發展機制方面，全球發展倡議與共建“一帶一路”、東盟合作框架、非盟《2063年議程》等區域機制對接，形成“全球—區域—國家”三級聯動的發展合作網絡，提升發展資源的利用效率。

趨勢三：從“傳統領域”到“新興領域”。從“傳統領域”到“新興領域”，前瞻性地拓展全球發展治理的邊界。隨著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加速，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等新興領域成為全球發展的核心增長點。全球發展倡議前瞻性布局新興領域，推動全球發展治理向“未來導向”轉型。

在數字經濟領域，通過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之友小組、《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機制，推動發展中國家參與數字經濟規則制定，縮小數字鴻溝。

在綠色發展領域，推動“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應對氣候變化，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

全球發展治理新趨勢的深遠意義

全球發展倡議的提出與實踐，標志著全球發展治理正在經歷深刻變革。這一變革的深遠意義體現在多個層面。

從理念層面看，全球發展倡議超越了西方傳統國際關系與發展理論的歷史局限，為人類社會提供了超越零和博弈與文明對抗的嶄新范式。它以整體性思維和包容性理念實現了對西方傳統理論范式的超越，重塑了人類社會長遠發展的價值導向。

從實踐層面看，全球發展倡議展現了鮮明的行動導向。中國不僅是倡議的提出者，更是堅定的行動派。從創設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到建成一大批接地氣、惠民生、見效快的“小而美”項目，中國以實際行動讓發展成果惠及各國人民。

從國際影響看，全球發展倡議已獲得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明確支持，成為廣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提供的確定性正是當前全球經濟環境中最為稀缺、最有價值的資源。在當前全球不確定性持續上升的背景下，中國發展不僅關系到自身現代化進程，也對世界的穩定與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全球發展倡議的提出與實踐，深刻反映了中國引領全球發展治理的新趨勢——從發展邊緣化到發展優先，從西方主導到共商共建共享，從單一模式到多元路徑。這一趨勢的本質，是世界多極化持續推進、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難以為繼的必然結果。面對全球治理的危急困局，中國主動擔當大國責任，為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治理能力提升注入寶貴新動力。展望未來，隨著全球發展倡議的持續走深走實，中國將繼續同世界各國攜手同行，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更多中國智慧與中國力量。

（外交學院國際經濟學院 崔紹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