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越南人，參加中國革命12年，曾成為中越高層的特使

1933年仲夏的堤岸碼頭悶熱無風，一艘貨船正準備起錨。二十一歲的李班翻過舷梯，回頭看了一眼燈火稀疏的西貢街市，低聲說了一句“再見”，便隨著汽笛聲消失在夜色。沒人料到，這位阮朝版圖里的青年，將在中國革命的烈火中熔鑄十二年，日后又多次出任越南赴華高級使節，把個人命運與中越兩國近半個世紀的風雨緊緊扣合。

船抵香港再轉汕頭，李班憑一張手寫地址找到了報社職員黃近垣。為了糊口，他先在醫務所打雜。數周后，一位來抓藥的王建良聽他用生硬的粵語提到“蘇區”，警覺地問：“真想去瑞金？”李班點頭。王建良匯報給松源黨組織，幾經周折，1934年正月，地下交通員護送兩人抵達瑞金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李班白天上課，夜里教法語，還給博古、張聞天當過語言教員，那段時間他把《共產黨宣言》幾乎能背誦下來。

2月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16歲的洪水被選為僅有的外籍中央執委。會場外，洪水拍拍李班肩膀：“咱倆以后在越南還會再見。”這句半開玩笑的約定，十六年后竟成現實。會后李班進入全國總工會，忙于工運。

紅軍長征啟動那年秋天，洪水隨干部團出發，李班卻因瘧疾留在閩西打游擊。一次泅渡中病發昏沉，醒來已被俘進長汀縣牢。碰巧“兩廣事變”爆發，陳濟棠下令開監，他得以脫身，沿途乞討兩月才抵梅縣。無錢無親，被當做流民又抓進潮安監獄。牢里遇到的恰是黃近垣朋友，他掏錢保釋，背著浮腫的李班回汕頭醫務所，給了他第二條命。

1936年冬，南方臨時工委批準恢復李班黨籍，任命為韓江工委書記，自此化名李碧山。抗戰全面爆發后，他在汕頭發起青年救亡同志會，潮汕各縣相繼建立分會，短短數月組織網絡鋪開到韓江兩岸。同年底，他被調任閩粵贛省委宣傳部長，又旋即回到汕頭，肩挑中心縣委書記一職。日軍逼近南澳島時，他主持會議提出“準備游擊戰爭”口號，隨后奔走梅縣、松口，恢復黨組織，吸收溫碧珍等大批青年入黨。

1942年“南委事件”導致南方交通線大面積破壞，周恩來要求徹底轉入地下。方方離粵赴延安前，把閩粵贛邊地委聯絡任務交給李班。1944年秋日軍南犯，國民黨省府倉皇北竄。李班與朱曼平、林美南商議：必須自建武裝。次年2月，韓江縱隊在梅州竹洋成立，六個支隊三百余人槍少彈缺，卻硬是在潮梅腹地撕開敵后戰場。8月，日本投降，9月汕頭日軍繳械，韓江縱隊成為潮汕最具戰斗力的抗日武裝，與東江縱隊南北呼應。

勝利的鑼鼓尚未散去，越北傳來“八月革命”捷報。別國的解放消息讓遠離家鄉十二年的李班徹夜難眠，他遞交申請，請求返回越南參戰。1946年7月，中共中央批準。臨別會上，他向同志們深鞠一躬：“旗幟不同，人心不分。”許多人紅了眼眶。

回到河內后，他出任越南民主共和國華僑司司長。1949年底，法軍在北部高價嶺發起大規模清剿，越軍兵力劣勢。胡志明亟需中國支援，決定派與中共淵源最深的李班赴華。動身前，胡志明遞給他一封寫給周恩來的親筆信。1950年1月，李班抵北京，轉呈信件。中共中央旋即任命羅貴波為駐越聯絡代表，中國援越大門由此全幅打開。

1954年奠邊府炮聲轟鳴，越軍火力中七成來自中國供給。戰役勝利那天，武元甲握住李班手臂連聲說：“沒有老朋友，我們打不下這場仗。”而在那片炮火背后，李班奔波中越之間已十余次，身份從人民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到外貿部第一副部長不等，卻始終扮演“最可信的翻譯兼信使”。

越南統一落定后，黎筍集團推行親蘇路線，中越嫌隙驟生。對于有中國革命履歷的李班，政治空氣驟然稀薄。1978年起，他被先后撤職、停薪，妻子溫碧珍和兒子李新華亦遭清洗。一次家中昏燈下，他對兒媳鄧金娜低聲道：“中國人勒緊褲腰供我們打仗，怎能說翻臉就翻臉？”這句話被隔墻耳目添油加醋傳出，第二天，李班被軟禁，醫療也被中斷。

1981年9月30日凌晨，長期心臟病加營養不良使他再無力對抗病魔。去世前，他緩緩寫下“三國情重”三個字，遞給守衛，又合上眼睛，終年69歲。兩年后，中國經多次交涉，才接回李新華一家，讓這一支被歷史拋擲的親人得以在廣州暨南大學重新安頓。

李班長眠在河內郊外的一座普通公墓，沒有軍號，沒有勛章，墓碑上只刻著越文姓名與“1912-1981”。然而在中越兩國檔案里，他的名字仍舊閃著雙重光芒：既是潮汕韓江縱隊的創建者，也是連接延安與越北叢林的早期紐帶。有人評價，他的一生像兩條河：前段奔流于瑞金與潮梅，后段蜿蜒于河內與北京，最終匯入時代的大海，再難分出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