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延東、徐妍何 ：誰關注AIGC科研使用的倫理風險？——科研人員生成式人工智能倫理風險感知研究

誰關注AIGC科研使用的倫理風險？

——科研人員生成式人工智能倫理風險感知研究

趙延東1,2 徐妍何1

(1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2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社會建設研究基地)

本研究旨在系統探討中國科研人員對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在科研中應用的倫理風險感知現狀及其形成機制。探討科研人員對AIGC科研應用的倫理風險感知如何？技術熟悉程度對科研人員的倫理風險感知產生何種影響？制度情境、文化背景，以及個人的科研壓力、性別、年齡等個體特征如何共同塑造科研人員的倫理風險感知？

研究數據來自于2024年8月開展的“中國原創性研究人才成長情況調查”，該調查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申請人和評審專家為樣本框，通過系統隨機抽樣，獲取有效樣本4643份。研究構建了“技術基礎-制度情境-認知能動”整合分析框架，并運用OLS多元線性回歸方法分析數據并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

研究發現，逾七成科研人員認識到AIGC在科研中應用可能存在的倫理風險。技術熟悉度與倫理風險感知呈顯著負相關。高頻使用AIGC可能導致科研人員產生工具理性偏向，從而弱化對技術倫理問題的反思。在醫療衛生機構工作、具有醫學與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研究者表現出更高的倫理風險感知，可能因醫學領域的倫理教育和倫理審查制度更為嚴格所致。深度參與國際規制體系、與企業有更強聯系的科研人員倫理警覺性更高，多元價值的碰撞與社會性嵌入有助于提升研究者對技術外部性的理解。女性科研人員的倫理風險感知顯著高于男性。科研壓力的影響具有雙重性：主動的科研投入有助于強化倫理考量，而由外部事務導致的被動時間壓力則會降低倫理敏感度。

本研究通過實證分析描述了科研人員對人工智能驅動科學研究可能導致的倫理風險的感知現狀，揭示了科研人員技術倫理感知的社會形成機制，拓展了科學社會學在科技倫理領域的研究視野。研究發現科技倫理意識的提升不僅依賴于個體的道德自律，更取決于專業化與制度化的環境建設。針對倫理感知相對薄弱的群體，應在科研管理流程中嵌入結構性約束，并鼓勵跨學科、跨領域的交流，促使倫理考量從外部規制轉化為科研人員的內在認知習慣。

研究聚焦科研人員這一核心責任主體，填補了現有AIGC倫理研究中微觀主體視角不足的空白。整合了分析框架，系統解釋倫理風險感知的多維形成機制，并將國際互動與學術資本主義納入文化范疇進行考察。闡釋了技術使用頻率對倫理反思的抑制作用、不同制度環境下的認知分化規律，以及科研壓力對倫理意識的正負向影響，為在科研培養中加強系統性倫理教育提供了數據支持。

作者簡介

趙延東，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社會建設研究基地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科學社會學;

徐妍何，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科學社會學。

項目資助

新一代人工智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人工智能社會實驗倫理、評估與標準化研究”（2023ZD0121602）；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項項目“科學基金支持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的機制與政策研究”（L242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