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指出,許多日本人曾為戰后堅持“絕不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感到自豪。87歲的八木道子對該媒體表示,和平主義“在那場悲劇之后,一直是我們的道德指針”。
但隨著緊張關系不斷加劇,日本社會的危機感也在上升,支持高市早苗加強國防建設的人越來越多。長崎居民梶山正志表示,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保衛自己的國家”,就不能指望美國一定會出手保衛日本。
美國把注意力轉向伊朗,也被視為日本政策轉向的原因之一。特朗普政府為支持戰爭,把部分軍事資源從亞洲調往中東。慶應義塾大學的鶴岡路人對《紐約時報》表示,這讓日本領導人“急于為本國安全與防務尋找可行替代方案”。
高市早苗則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提升日本防務能力,是為了應對“日益嚴峻的安全環境”。評論人士怎么看?《亞洲時報》的吉田健二表示,日本的和平主義“曾經發揮過作用”。這種溫和路線“安撫了曾受日本軍國主義威脅的鄰國”,也讓日本在二戰后實現了近乎奇跡般的經濟復蘇。
但他認為,這種立場“也可能在歷史中失去效用”。長期以來,東京一直在設法突破憲法限制,例如在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派出掃雷艦,又在2004年伊拉克戰爭期間部署“非戰斗”部隊。雖然“公眾輿論在這些問題上依然謹慎”,但他認為,日本已經到了擺脫“難以為繼的和平主義幻想”的時候。《日本時報》在一篇社論中說,日本社會對于轉向更強硬路線“意見分裂”。日本民眾對安全議題仍有一種“本能式擔憂”,這被認為是二戰慘痛經歷留下的“殘余記憶”。
但社論同時指出,亞洲“競爭日益激烈的安全環境”要求日本作出調整。東京必須“重視硬實力在威懾威脅中的作用”。“理想情況下,提供防務裝備是為了防止沖突,而不是促成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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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會怎樣?《外交學者》指出,過去十年,日本一直出現“和平主義規范似乎被逐步削弱”的趨勢。2015年,日本通過允許自衛隊海外部署的立法時,曾引發大規模抗議。
但高市早苗近期支持率上升,被視為“后和平主義”時代正在到來,這也讓她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力,去擴大日本的防務雄心”。《華盛頓郵報》稱,高市早苗已暗示,她將尋求修改日本憲法中的“和平條款”。但這些變化跡象也引發了日本國內“罕見的全國性抗議”。一些民眾擔心,如果日本放棄憲法設下的安全邊界,國家可能會“被卷入軍事沖突”。
廣島市立大學的佐藤志郎對《華盛頓郵報》表示,和平主義若被“掏空”,可能引發日本鄰國的反彈。那樣一來,日本未必會更安全,反而可能因為“不安全感上升,并進一步惡化安全環境”而處境更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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