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東的時候,一個朝鮮族朋友跟我說:你過江之前,最好多帶幾瓶冰紅茶。
我以為他開玩笑。
到了新義州,我才知道他說的是真的。平壤街頭的小賣部里,玻璃瓶裝的可樂、冰紅茶,整整齊齊碼在柜臺上,標簽上的價格讓我以為自己看錯了——五六塊人民幣一瓶。旁邊站著穿灰布衫的大叔,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最后買了一瓶最便宜的本地汽水,擰開蓋子,抿了一口,慢慢走遠了。
那瓶冰紅茶,一直擺在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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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跟朝鮮導游熟了,我小心翼翼地問:“你們這兒,中國飲料很貴啊?”金導游是平壤人,說話直:“那不是給普通人喝的。誰喝那個,誰就是有錢人。”說完她指指窗外——啤酒屋、臺球廳,門口停著幾輛中國產的比亞迪,黑色車身擦得锃亮。“那些人喝。”
我順著她的手指看過去,一個穿深色夾克的中年男人從啤酒屋出來,手里夾著煙,后面跟著一個年輕女人,燙了頭發,拎著一個小包。她手里的塑料袋里,隱約能看到幾包紅色包裝的東西。金導游說:“那是中國方便面,一包黑市要十四五塊,普通人家誰舍得?”
方便面。在我們這兒,是加班狗、窮學生、懶得做飯的人湊合一頓的東西。兩塊五一包,三塊錢一桶,沒人把它當回事。可在朝鮮,它是“奢侈品”。過年過節,有貴客上門,或者孩子過生日,才拆一包。全家圍著一碗面,你一口我一口,湯都要喝干凈。喝完還把碗底舔一舔,不舍得浪費一滴。
我腦子里冒出一句話:同一包康師傅,在兩個國家,活成了兩種命。
金導游說,她有個表妹在中國延邊打工,去年回國的時候,箱子里塞了整整二十包中國泡面。“不是自己吃,是帶回來送禮。親戚朋友一人分一兩包,比送什么都體面。”她說這話的時候,臉上是笑的,可那笑容走到一半就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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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為什么笑不下去。因為表妹在延邊刷盤子,一個月掙的錢比她在平壤當導游多好幾倍。可表妹舍不得喝一瓶冰紅茶、舍不得吃一碗泡面,攢下的錢全買了這些“奢侈品”,扛回朝鮮,送給那些連見都難得見一面的親戚。
她們自己呢?在中國打工的時候,恐怕也是看著超市貨架上的飲料咽口水吧。
平壤的富人區,確實有啤酒屋、臺球廳。我去過一次,里面燈光昏黃,桌子上擺著大同江啤酒和幾碟小菜。幾個男人大聲談笑,桌上赫然放著幾瓶中國飲料——紅瓶的、橙瓶的,商標我太熟悉了。他們喝得很慢,像是在品酒。旁邊一個年輕女人抱著孩子,給孩子喂了一口泡面,孩子吃得滿嘴油,小手拍著桌子。
那一幕,跟我記憶里國內普通家庭吃夜宵的樣子,一模一樣。
可我知道,那碗泡面,那瓶飲料,放在朝鮮,就是身份。放在我們這兒,不過是日常。
走出啤酒屋的時候,天已經黑了。路燈很暗,幾個小孩蹲在路邊,手里捧著搪瓷碗,碗里是玉米糊糊,黑乎乎的,看不出放了什么。他們抬頭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沒有羨慕,沒有好奇,只是餓。
我突然想起金導游說的那句話:“普通人喝不起中國飲料,吃不起中國泡面。”她說得太輕了。不是喝不起、吃不起,是根本不敢想。因為想了也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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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從中國打工回去的女孩,扛著一箱箱泡面過江的時候,臉上是榮光。她們覺得自己掙到了“好東西”。可我想的是:什么時候,朝鮮人能像我們一樣,把這玩意兒當“不健康食品”,想吃就吃,不想吃扔一邊?
而不是當成寶貝,全家分一碗,湯都不剩。
江對岸,丹東的霓虹燈又亮了。這邊新義州黑漆漆的,連星光都顯得吝嗇。一瓶冰紅茶,隔開了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把它當水喝,另一個世界把它當酒品。
我不知道那個站在小賣部前猶豫了好久的大叔,最后有沒有咬牙買下一瓶。我只知道,他走的時候,手里攥著的還是那瓶本地汽水。冰紅茶還在柜臺上,紅艷艷的,像他不敢做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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