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憤！東京審判僅絞死7人，731部隊數據竟成美國交易籌碼？

東京審判，一場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世紀審判。當公正嚴明的法律遇上泯滅人性的日本法西斯，法律會給出怎樣的判決？

答案是，只有七個人被判死刑。

今天我們就一起回顧這七個被判死刑的戰爭罪犯，以及探討一下，為什么是這七個人，為什么只有這七個人。

第一位：東條英機

東條英機，綽號“剃刀東條”，戰時日本首相，貫穿整個侵華戰爭的劊子手

東條英機是打滿了侵華戰爭全場的元兇大惡，他的官運就是綁定在日本的侵略進程上的。

從九一八事變開始，他就積極鼓吹繼續擴大侵略規模。

1935年9月，被任命為關東軍憲兵司令，在東北扶植偽滿洲國，推行殘酷的殖民統治。

七七事變全面侵華之后，東條英機就任關東軍參謀長，直接參與策劃對華北、華中的侵略作戰。

1940年，東條英機成為了陸軍大臣；

1941年，當選首相，同時還兼任陸軍大臣、內務大臣等職，可以說是軍政一把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對外，他搞出了“三光政策”，此政策下的日本兵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后期又不顧日本國力限制，強行發動太平洋戰爭。

對內，他實行獨裁統治，控制言論自由，迫害反戰人士，進行軍國主義宣傳教育，將日本全國綁上戰爭機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11日，東條英機這老賊嘗試自殺，被人救了起來。直到戰敗而選擇自殺，可見他殘暴的表面下面，是懦弱膽小的靈魂。

第二位：土肥原賢二

土肥原賢二，綽號“滿洲的勞倫斯”，特務頭子，“以華制華”策略的執行者

日本也知道它們是一個小島國，是耗不過中國的，所以為了支撐長時間的戰爭，他們制定出了以華制華的策略，用中國的資源支撐對中國的戰爭，這個策略的執行力就是土肥原。

如果說東條英機的罪惡是戕害我同胞的話，那土肥原賢二的罪惡就是分裂們的國家。

1931年，土肥原任關東軍特務機關長，直接參與策劃了九一八事變。

事變之后他又親自去往天津，把溥儀架到東北，讓他出任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

在分裂東北后，土肥原又繼續分裂華北，搞出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這樣的傀儡政府。

在這些分裂的地方，日本人都對我同胞實行了殘酷的統治：鎮壓、殺害抗日戰士自不必說，對平民實行連坐法，一人反抗，全家滅門，無數平民死于屠刀之下。

此外，他們還推行奴化教育，鼓吹“大東亞共榮圈”與“日中親善”，廢止漢語教學，規定日語教學，引入日本神道教，建立神社，強迫祭祀等等，試圖從根兒上摧毀中國。

第三位：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綽號“滿洲之妖”，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偽滿洲國真正的“國父”

他堅信“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是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最強硬鼓吹者。

1929年，板垣征四郎調任關東軍高級參謀，和另一個戰犯石原莞爾組成搭檔，一起成為策劃九一八事件的主謀。

他和石原一起勘探東北的地形，提出“以寡制眾”的策略。

1931年9月18日，在其直接策劃下，九一八事變爆發。

事件爆發后，他不顧軍部“不擴大”的主張，擅作主張地發動進攻，再加上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得抵抗，最終我東北百萬平方公里土地三個月內丟了個精光。

前面提到，九一八后，土肥原賢二去天津把溥儀架到東北，而這一行動就是板垣征四郎策劃的。板垣征四郎與石原莞爾等人草擬了《滿蒙問題根本解決方案》，扶植溥儀建立了偽滿洲國，而他自己則是偽滿洲國執政顧問。

到1939年，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板垣征四郎又積極與汪精衛接觸，扶植起了這個近代史上最大的漢奸政權：表面上由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但關鍵部門都是日本顧問說了算，核心政策需要日本軍部批準。

土肥原賢二是沉默應對審判，板垣征四郎則是進行了長篇大論的自我辯護，只不過他說的再多，在鐵一般的事實和證據面前，依然是難逃一死。

第四位：木村兵太郎

木村兵太郎，綽號“緬甸屠夫”，炮兵專家，戰俘和平民的屠夫，工業化屠殺的惡魔

比起前面三位，木村兵太郎的名號小一點，可能許多人都不是很熟悉，但這廝的手段比起前面幾個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就是這廝想出來的主意。

1939年，他對魯南抗日根據地實施“梳篦戰術”，以網格劃分地域，對每塊地實行無差別掃蕩。

他的命令是：凡可疑人員須不問男女老幼全部殺死，所有房屋鍋碗一律打碎，水井埋死或下毒。

在濟南他又設立了集中營，對戰俘進行泯滅人性的強迫勞動、極端刑罰、大量抽血、活體試驗等等。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木村兵太郎全力支持，負責協調陸軍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成為了后勤部長的角色。

1944年，他被調到緬甸擔任緬甸方面軍司令。

為了加緊在東南亞的侵略步伐，日本修起了連接泰國緬甸的泰緬鐵路。

原定的工期是5年，結果日本戰事不利，他們就決定縮短工期，從5年縮短到令人咋舌的18個月。如何才能快速完工呢？

答案是用人命去填。

勞工們每日勞動18小時以上，完不成任務者遭毒打或處決，食物只有300克發霉的大米。

敢于逃跑的會被綁到木樁上被用作刺殺訓練，然后腦袋砍下來掛在工地上震懾其他人。

這樣的工程不是鐵路工程，而是殺人工程：緬甸勞工死亡率達44%，馬來亞勞工死亡率52.5%，印尼勞工死亡率更是高達93%，鐵路途經的村莊被強制遷移，如果拒絕就會被全村屠殺。

平均每修建一公里鐵路，就奪走約250人的生命，可謂每根枕木都是白骨。

在庭審時木村兵太郎全程保持軍姿，冷笑面對“違反人道罪”指控，他說三光政策都是下屬行為，鐵路屠殺都是熱帶地區疾病橫行的自然減員，態度可謂極其囂張，不過最終難逃一死。

第五位：廣田弘毅

比起前面幾個殺人魔，廣田弘毅算好一點的。

九一八事變后，他奉行國際協調路線，嘗試修復極速交惡的中日關系，提出了著名的“廣田三原則”，也就是：一，中國需“徹底取締排日運動”，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地位”；二，中國需承認偽“滿洲國”，實現“日滿華三國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允許日本在華北駐軍并控制交通線。

當然，這種糖衣炮彈對中國人不好使，就連蔣介石都看出來了。

在“二二六兵變”后，廣田犯了他人生中最大的錯誤，他向軍部妥協了。

軍部要求，陸海相必須由現役的軍官擔任，這就給了軍部凌駕于政府之上的權力。

這里理解起來可能有點復雜：

首先，當時的陸海相都是要由軍部推薦的，政府無權自己任命；

日本的政體規定，內閣必須是完整體，缺一不可，只要缺一個無法補全，那就只有推倒重來。

所以綜上我們可以得出，只要軍部對內閣政府有所不滿，陸海相就會辭職，隨后軍部不推薦人選，內閣就會空缺，那就只有集體辭職。

這就是軍部凌駕于內閣之上的底層邏輯。

后來廣田弘毅自己就是被軍部用這種方法擠下去的。

這樣的妥協讓日本在軍國主義道路上徹底失控，再也沒有回頭的可能。

在廣田被軍部排擠之后，他仍以重臣身份參與日本核心決策，對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1941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均未提出反對，反而通過“重臣會議”支持軍部的戰爭計劃。

他的判決是東京審判中最富爭議的判決之一。

第六位：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信佛的屠夫，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責任人

松井石根是那種典型的日本人，表面上他是個“中國通”，信佛，主張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但實際上這老賊心狠手辣，貪功冒進。

在淞滬會戰后，日本軍部要求不得越過蘇州嘉興一線，可是松井石根卻不停，平坦的長江中下游平原，根本沒有能擋住他的，而南京就在眼前，一想到有機會成為攻克中國首都，松井石根興奮到不能自己，于是他不顧軍部命令，帶著部隊向南京進發。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長達六周的南京大屠殺開始：死難者人數超過三十萬，南京變成了一座地獄。

在審判中，松井石根又帶上了虛偽的面具，他聲稱自己在南京期間生病了，不能充分了解城內的具體情況，又說自己對暴行的規模和程度并不完全知情，已經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來整頓軍紀。

這番令人作嘔的辯解完全站不住腳，實際上在攻占南京后，他朝著東京的方向三呼萬歲

第七位：武藤章

武藤章，七個死刑犯中年紀最輕、軍銜最低的一位

武藤章是參謀出身，所謂參謀就是在作戰中出謀劃策的人，可以理解為智囊。

他是日本華中方面軍的副參謀長，他的司令就是上面的松井石根，所以武藤章對南京大屠殺也是有重大責任的。

在日軍攻占南京后的作戰會議上，武藤章就極力強調“懲戒暴支”，并把燒殺搶掠當成對士兵的激勵，極大刺激了日本士兵的心理，讓他們的暴行更加滅絕人性。

在屠殺開始后，武藤章又以“維持軍紀會影響士氣”為由縱容犯罪，還在日記中對日軍的戰果表示滿意。

1941年，武藤章出任陸軍省軍務局局長。

當時日本分為“北進”和“南進”兩派，武藤章是狂熱的南進一派，他極力主張對美開戰，爭奪東南亞的石油才能維系日本的戰爭動力。

軍務局局長是陸軍決策層中最有話語權的人，而武藤章又極大低估了美國的實力，最終讓日本撞上了美國。

武藤章是參謀，他指導了日本的暴行，也推動了日本的失敗。

這就是東京審判中七位被判死刑的戰犯。

這七個人確實該死，但為什么只有這七個人？像荒木貞夫、松岡洋右、梅津美治郎這些人都沒有死，最大的戰犯裕仁天皇，甚至都沒有被審判。

事實就是，東京審判并不是一場徹底的清算，而是充滿政治斗爭的博弈。

荒木貞夫

中國是日本侵略戰爭最大的受害者，沒有之一，可東京審判的11個法官，只有一個中國人。

美國、蘇聯的法官都參與其中，他們各自帶著自己國家的利益而來。

就比如731部隊的石井四郎，他的731部隊做了很多活體實驗，得到了很多數據，而美國人很想要這些數據，就把他給保了下來。

畢竟731殺的不是他美國的人，美國自然沒必要為中國人感到憤怒。

然后我要重點講一下11個法官中的印度法官。這哥們不知道是被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給洗腦了，還是恒河水喝多了腦子壞掉了，他居然主張全員無罪！

為了他的主張，他還大費周章地寫了足足60萬字的申訴材料！

把他燒了，舍利子直接通貨膨脹，樂山大佛應該給他讓座，耶穌應該叫他大哥，撒旦見了他直接被凈化到拿感動中國。

后來這哥們獲得了日本國內的一致擁戴，1966年他訪問日本的時候被裕仁授予一等勛章，67年他死的時候日本首相還發去唁電。

我已經不知道怎么吐槽他了，作為一個成熟的撰稿人，我真是不想多說了，傻逼一個。

1948年12月23日，上述的7個死刑犯在日本巢鴨監獄一起被施以絞刑。

他們以及和他們狼狽為奸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們，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其深重的災難，但卻因為法律、政治的博弈，只有這7個人死刑。

可能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真正含義吧，作為正義的一方永遠無法對邪惡的一方“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這是人性的bug，也是歷史的無奈。

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那段歷史，看待現在的日本呢？

我想參與到東京審判唯一一位中國法官梅汝璈先生的一席話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