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海蛟的中行治理邏輯，重新定義了百年大行的價值

文 | 中國金融網(CFN) 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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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9日，中國銀行交出了一份關鍵節點的考卷。一季度實現營業收入1788億元，同比增長8.44%；稅后利潤610億元，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566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95%和4.17%。凈息差1.26%，成本收入比24.80%，同比下降1.37個百分點。不良貸款率降至1.22%，較上年末下降0.01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203.17%，較上年末上升2.80個百分點。

在國有大行營收增速普遍回落的行業背景下，8.44%的增速并不尋常。更值得關注的不是數字本身，而是它背后一套正在成型的新治理邏輯。

如果說季報是經營結果的“面子”，那么葛海蛟在《新型工業化》雜志發表的文章《以金融之力筑牢新型工業化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底盤》，則是治理邏輯的“里子”。這篇7000余字的文章系統闡述了中行服務新型工業化的戰略框架，從歷史縱深到時代方位，從實踐路徑到未來布局，勾勒了一條清晰的主線：將銀行自身的業務邏輯與國家產業升級的戰略需求深度嵌合，使金融資源配置不再是單純的風險收益計算，而是產業安全、科技自主與金融發展的三重共振。

中國金融網董事長何世紅指出，葛海蛟為百年中行建立的這套新治理邏輯，最核心的特征在于解決了“大行如何不空轉”的命題。國有大行長期以來面臨的治理難題是：戰略方向是對的，但在資源向下配置時，信息失真、機制失靈、執行走樣。葛海蛟的貢獻在于，他將服務新型工業化從“方向性要求”轉化為“業務性嵌入”——通過供應鏈場景的深嵌、貫通式客戶培育體系的構架、以及算力貸、中試保融通等產品創新，實現了政策導向與商業邏輯的統一。這套邏輯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它不是自上而下地壓指標，而是自下而上地找場景。讓總行的戰略意圖在分支行的具體業務中自然生長出來，而不是通過表格和會議層層傳導下去。中行一季度制造業中長期貸款增長4.13%、戰略性新興產業貸款增長7.32%、科技貸款余額突破5萬億元等數據，正是這一邏輯落地后形成的正向效應。

治理邏輯的底層重塑：從“通道”到“經脈”

理解葛海蛟為中行建立的治理邏輯，需要回溯一個核心轉變：中國銀行的角色定位正在從“金融通道”向“產業經脈”遷移。

傳統意義上，國有大行的治理邏輯圍繞一個核心展開——規模擴張。資產要增長，存款要增長，貸款要增長，利潤要增長。在這個邏輯體系里，金融是中介，是通道，資本從儲戶端流向借款端，銀行賺取利差。至于資金流向何處、解決什么問題，是次要考量。

葛海蛟的署名文章揭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治理路徑。文章開篇即引用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被置于首要任務。隨后拋出核心判斷：“為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穩定發展注入持久動能。”

這不是一句口號。文章詳細披露了一組數據：截至2025年末，中行工業領域供應鏈融資余額達2.39萬億元，較2023年底增長137.11%。137%的增速遠超全行各項貸款平均增速，說明這不是被動響應市場趨勢，而是有意識地、系統性地將信貸資源向產業根基層前移。

同期，普惠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從4713億元增至8071億元，增幅達71.27%。兩組數據共同揭示了一個事實：中行的信貸投放重心，正從單純追求規模轉向深度服務于產業生態——既覆蓋頭部核心企業，又滲透至產業鏈末梢的中小企業，觸及過去容易被忽略的邊緣地帶。

“貫通式服務”：從單一信貸到全周期陪伴

葛海蛟在文章中反復強調一個關鍵詞：“全生命周期”。這是理解中行新治理邏輯的核心入口。

傳統銀行對客戶的服務方式，聚焦于單一信貸產品。企業需要流動資金貸款，銀行發放短期流貸；需要設備更新，銀行發放中長期項目貸。“產品導向”的服務模式使銀行與客戶的關系停留在交易層面，難以建立深度信任，更遑論長期陪伴。

中行推出的《中銀科創貫通式客戶培育計劃》則是另一種模式。文章披露，該計劃為關鍵核心技術企業配置600億元股貸專項資金，覆蓋從研發攻關到成果轉化、從初創期到成長期的全周期經營需求。這意味著中行不再是企業在某個時點的資金提供者，而是伴隨企業成長全過程的長期伙伴。

這種“貫通式服務”的邏輯同樣體現在產業鏈的中小企業端。依托票據、信用證、保理、貸款等金融工具及線上系統，中行將融資服務深度嵌入核心企業的采購、銷售等場景。鏈上中小企業在完成訂單、形成應收賬款的時點即可在線發起融資申請，資金最快T+0到賬。數據共享、場景共建、生態共融，使中行從一個外部資金提供者轉化為產業鏈內部運轉的一部分。

這一模式的突破性在于：它解決了中小制造企業融資的兩大痛點——一是信息不對稱，核心企業的交易數據替代了傳統財務報表；二是時效性差，線上化系統將審批周期從周級壓縮至天級甚至小時級。文章披露，截至2025年末，中行工業領域供應鏈融資余額已達2.39萬億元，較2023年底增長137.11%。從不足1萬億到突破2萬億，僅用兩年時間完成翻倍增長。

“精準滴灌”背后的算法革命：從押房產到押技術

中行治理邏輯的另一個關鍵支點，是信貸風控邏輯的重構。

傳統銀行信貸審批高度依賴抵押物、擔保和企業財務報表。這套邏輯對房地產、貿易、基建等重資產行業行之有效，但對科技型企業——尤其是處于初創期和成長期的硬科技企業——幾乎完全失靈。科技型企業核心資產是技術專利、研發團隊和知識產權，資產負債表上只有“輕資產”。按照傳統風控模型，它們無法獲得足額信貸支持。

葛海蛟在文章中披露了中行正在進行的改變：“將企業的專利數量與質量、研發團隊實力、技術產業化前景等納入核心評估維度，為硬科技企業提供不唯財務報表、不唯抵押擔保的信用貸款支持。”

數據驗證了這一轉型的效果。截至2025年末，中行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貸款余額達416.67億元，較2023年底增長52%；制造業信用貸款余額達1.13萬億元，較2023年底增長36.28%。兩個比例的同步提升，表明智能化的信貸評估正從個案試點走向規模化應用。

在此邏輯基礎上，中行針對人工智能產業鏈推出了更為精密的產品矩陣。2025年發布《支持人工智能產業鏈發展行動方案》，構建覆蓋人工智能要素供給、技術創新和場景應用的全鏈條產品服務體系。其中“中銀科創算力貸”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產品創新——以算力合約、知識產權、技術實力為授信依據，通過“券貸聯動”機制降低算力采購成本，最長5年期限適配AI技術研發周期。在廣西、廣東等地上線后，產品以“輕資產、長周期”的精準定位受到AI企業歡迎。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中行累計服務人工智能產業鏈企業超過4400家，授信余額突破5400億元。

全球化基因的激活：跨境金融基礎設施如何反哺產業鏈安全？

中國銀行的核心比較優勢，在于其覆蓋全球、已持續經營百年的海外網絡。這一稟賦，在葛海蛟的治理框架中被賦予了新的戰略內涵。

文章明確提出，中行將“構建‘雙循環’金融基礎設施”作為服務新型工業化的重要方向。具體而言，依托覆蓋全球的境外機構網絡，為中國企業在海外建設“燈塔工廠”、研發中心和區域總部提供屬地化、一體化的綜合金融服務。同時，在監管部門指導下穩步開展CIPS等非美元支付體系建設，推動人民幣在大宗商品、戰略性礦產資源領域的計價與使用。

這一布局的戰略意義遠超金融業務本身。當中國制造業企業走向全球，遇到的挑戰不僅是市場競爭，更是金融基礎設施的不對等。中行通過跨境人民幣結算、全球現金管理、跨境資金池等工具，幫助企業降低跨境運營成本、規避匯率波動風險，是為產業鏈“出海”提供金融安全墊。

一季度的經營數據驗證了這一部署的推進力度。期間，中行作為牽頭主承銷商成功協助斯洛文尼亞共和國發行40億元熊貓債；作為主承銷商，再次成功協助印度尼西亞政府在香港發行東南亞最大規模主權離岸人民幣債券。國際結算、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同比穩步增長，跨境客戶服務覆蓋范圍持續擴大。經過百年積累，這些國際業務數據正是中行全球化稟賦轉化為戰略優勢的實證。以“一點接入、全球響應”的服務機制為標準，中國銀行正在構建“政策響應—產品創新—場景嵌入—生態共建”一體化的品牌出海金融服務體系。

治理成效的財務表達：一季報中隱藏的結構性改善

葛海蛟為中行建立的治理邏輯，最終需要在財務數據中接受檢驗。一季度業績提供了幾個值得關注的觀察點。

收入結構的實質改善。一季度非利息收入626.79億元，同比增長9.61%，在營業收入中的占比達35.05%，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在國有大行普遍依賴利息收入的格局下，非息收入占比的提升意味著收入來源的多元化趨勢在延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正逐步轉化為中間業務收入。

資產質量的結構性紅利。不良貸款率降至1.22%，處于國有大行中較好水平。值得關注的是，這一下降并非來自壓降貸款投放，而是在制造業貸款（境內制造業貸款余額3.67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5.00%）、戰略性新興產業貸款（余額3.46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7.32%）等高增長領域同步實現的。高增長與低不良的組合，說明中行科技貸款的信用風險管理體系在規模擴張的同時保持了可控水平。

負債成本的改善。凈息差1.26%，在行業凈息差普遍承壓下行的環境中維持了合理水平。成本收入比24.80%，同比下降1.37個百分點，投入產出效率的提升暗示精細化運營正在從口號轉化為實效。一季度凈息差雖整體平穩，但負債端通過優化存款結構、壓降高成本資金等措施，成本改善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資產端收益率下行的影響。

中金評論：治理的核心不是控制，是校準

葛海蛟為中行建立的，本質上是一套“校準機制”。

這套機制不是把總行的每一個指令都轉化為下級機構的KPI，而是建立一個讓政策導向和市場需求能夠動態對齊的系統。供應鏈金融服務從不足1萬億到2.39萬億的平臺躍升，不是因為上級下了指標，而是由于嵌入產業鏈的運行邏輯使分支行看到了客戶的真實需求和可驗證的還款來源。貫通式客戶培育計劃的高效推進，不是因為考核要求催生了表面增長，而是由于走出“貸完即走”的傳統金融服務模式，銀行與企業的關系從交易型升級為伙伴型。算力貸的快速推廣——覆蓋4400余家AI企業、授信余額突破5400億元——不是因補貼導向的驅動，而是因為技術團隊在客戶拜訪時發現科技型中小企業在算力租賃、大模型訓練等場景中產生了真實的資金需求缺口。

中國金融網董事長何世紅強調，葛海蛟治理邏輯的超越性在于將金融服務從“被動響應”升級為“主動嵌入”。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不是靠幾筆大額貸款就能解決的，而是需要一整套與產業運行同頻共振的金融供給體系。中行一季度8.44%的營收增長、1.22%的不良率、制造業中長期貸款4.13%的增速，這些數據背后是一張正在被重新編織的金融服務網絡——它不再是獨立的，而是生長在產業鏈的血脈之中。

在中國金融體系中，國有大行長達百年的經營歷史既是財富，也是包袱。它積累了龐大的客戶基礎、成熟的運營體系與深厚的風控經驗，但也容易陷入路徑依賴的結構性效率困局。葛海蛟試圖為中行找到的，是一條既不拋棄歷史積累、又能適應新時代需求的變革路徑——立足百年積淀，但絕不沉溺于百年舒適區；發揮全球化優勢，但不滿足于國際化通道的簡單復制。他選擇了一條更難的路線：讓銀行的組織肌理與國家的產業命脈深度融合，讓金融的觸角延伸至產業鏈的每一個關鍵節點。

從近兩年的經營軌跡來看，這一選擇正在收獲回報。當然，轉型是一個長期過程，當前的數據只是階段性成果的顯現。真正檢驗治理邏輯有效性的，不是某一個財季的增長數據，而是在未來十年產業格局深度調整的周期中，中行是否能夠持續成為支撐中國產業升級的可靠金融力量。對于一家擁有超百年歷史的大行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關乎其自身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國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的演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