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沒有人看不起我——一個朝鮮服務員的真心話

金善在朝鮮的時候，沒見過草莓。

不是那種“偶爾吃一次”的沒見過，是真沒見過。她住在咸興，朝鮮第二大城市，家里條件不算差——爸爸在國營廠上班，媽媽在農場干活。但草莓這種東西，在她二十五年的人生里，只存在于畫報上。

2018年，她被勞務派遣到丹東一家朝鮮餐廳當服務員。第一次逛中國超市，她站在水果區(qū)走不動了。紅彤彤的草莓擺在盒子里，一顆一顆，又大又亮。她湊近聞了聞，有一股甜膩膩的香。

價簽寫著：十五塊八。她盯著那四個數(shù)字看了好久，伸手拿了一盒，又放下。拿起，放下，放下，再拿起。最后還是買了。

那盒草莓她吃了整整一個星期。每天吃兩顆，舍不得。室友笑她：“至于嗎？”她沒解釋。不是因為貴，是因為她覺得這東西太好吃了，好到不真實。咬開一顆，汁水在嘴里爆開，她眼眶就紅了。她想起媽媽在咸興的菜市場里為了買便宜幾毛錢的白菜跟人討價還價，想起爸爸每個月領回那點工資數(shù)了又數(shù)。

在中國，十五塊八，一盒草莓。

在朝鮮，十五塊八，夠她全家吃一頓不錯的飯。

她來中國之前，在平壤接受過三個月培訓。培訓內容包括中文、禮儀、還有“如何應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老師說，中國很發(fā)達，但你們不要被迷惑。你們是去工作賺錢的，不要忘記自己的身份。她當時不太懂“被迷惑”是什么意思。到了丹東，她懂了。

第一個月，她不敢上街。不是不讓去，是不敢。馬路太寬了，她怕自己過不去。紅綠燈太復雜了，她怕走錯。街上的人太多了，多到她覺得頭暈。更讓她慌的是手機。餐廳的中國同事人手一部智能手機，吃飯的時候刷視頻，買東西的時候掃碼，連樓下賣煎餅的大爺都用微信收款。她拿出一部從朝鮮帶來的“阿里郎”，只能打電話發(fā)短信，像一塊磚頭。

她不好意思掏出來。

第二個月，她用第一個月的工資買了一部中國手機。幾百塊錢，不是什么好牌子，但能掃碼、能上網(wǎng)。她下載了微信，加了很多中國朋友。第一個晚上，她躺在宿舍床上翻朋友圈，翻到凌晨兩點。有人發(fā)吃火鍋的視頻，有人發(fā)自拍，有人轉新聞。她一條一條看，看得很慢。

她說，那一晚她哭了。不是因為想家，是因為她突然發(fā)現(xiàn)，“活著”可以是一件那么豐富的事。而在朝鮮，她的媽媽此刻應該已經睡了，爸爸還在看電視——朝鮮電視只有一個臺，翻來覆去就那幾個節(jié)目。

餐廳的工作不輕松。每天站十個小時，端菜、倒酒、唱歌跳舞。客人來朝鮮餐廳吃飯，一半是圖新鮮，一半是想看“傳說中的朝鮮姑娘”。她們被要求穿上傳統(tǒng)服裝，梳一樣的發(fā)型，笑著給客人敬酒。有客人喝多了，拉著她的手問“你們朝鮮是不是連飯都吃不飽？”她笑著抽回手，說“我們很好”。

回到后廚，她蹲在角落里吃工作餐。餐廳給員工管兩頓飯，中午和晚上。菜比她在朝鮮家里吃的好太多——有肉，有雞蛋，有時候還有魚。她每次都要吃兩大碗，撐得難受也吃。不是貪，是怕哪天回國了就再也吃不到了。

她最感動的事，不是什么大事。

有一天晚上她值班，外面下大雨，沒什么客人。她趴在柜臺上刷手機，刷到一條朋友圈，是餐廳一個中國阿姨發(fā)的。阿姨發(fā)了張照片，是金善上次從老家?guī)Щ貋淼呐莶耍湮模骸拔覀兂r小妹妹做的泡菜，好吃。”

就這么一句話，她看哭了。她說，在中國，沒有人看不起她。沒有人因為她來自朝鮮就躲著她。她不會用掃碼支付，阿姨手把手教她。她中文說得奇怪，客人笑著糾正她。她病了，同事給她買藥送到宿舍門口。

“在朝鮮，我們被教育說資本主義國家的人都是壞人。”她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很小，“來了以后才知道，不是的。”

合同簽了三年。三年后她要回國。這是規(guī)矩，不能改。

我問她后悔嗎。

她搖頭，說不后悔。但說這話的時候，她正在吃草莓。這次買了兩盒，沒省著，一顆接一顆地吃。吃到最后一顆，她停住了，舉在手指間看了很久。

“下次吃，要三年后了。”

她把那顆草莓放進嘴里，嚼了很長時間。

后來我聽說，她把那部中國手機留給了丹東的朋友。回國的時候，除了衣服和錢，什么也不許帶。手機不行，充電寶不行，連充電線都不行。

我不知道她現(xiàn)在在朝鮮做什么。也許在某個國營單位上班，也許結了婚，也許每天還在吃泡菜、大醬湯和玉米飯。

但我知道，她這輩子都會記得在中國吃過的草莓。

不是草莓好吃。

是那個讓她敢拿起草莓吃的人間，太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