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姓樸,我們都叫他樸師傅。四十出頭,黑臉膛,手上全是老繭。在平壤給我們開了五天車,沒怎么笑過,也沒怎么說過話。每次我們嘰嘰喳喳聊丹東的燒烤、網約車、外賣,他就從后視鏡里看一眼,然后繼續面無表情地盯前方。
我以為他聽不懂中文。其實他能聽個大概。
最后一天,大巴從平壤往新義州開,五個小時,一百八十公里,路況坑坑洼洼,顛得人屁股疼。樸師傅突然開口,用很生硬的中文問我:“丹東,那個……江邊,晚上亮嗎?”
我愣了一下:“亮。很亮。全是燈。”
他“嗯”了一聲,沒再說話。又顛了十分鐘,他又冒出一句:“我在新義州住過。江邊,能看到你們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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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他要說什么抱怨的話,他卻沒有。他只是說,夜里江風吹過來,他站在朝鮮這邊點一根煙,看著對岸那些高樓上的燈,一盞一盞的,比天上的星星還多。“我們那邊,黑漆漆的,走路不用燈——反正也看不見啥。”
這話從樸師傅嘴里說出來,不酸不苦,好像只是在描述今天風有點大。
到了新義州,離發車還有一陣。他破天荒請了假,說去江邊轉轉。我跟著去了。
鴨綠江邊,我站這邊他站那邊。他點了根煙,沒抽,就夾在指間,眼睛直直盯著對岸。下午四點,還沒到亮燈的時候。丹東的樓房一排排戳在那兒,玻璃幕墻反著光,好幾棟遮住了后面的山。江邊步道上有人跑步,有人遛狗,還有大爺架著三腳架拍鳥。
樸師傅忽然問我:“那個……最高的樓,多少層?”
我說記不太清,大概四十來層吧。他點點頭,把煙送到嘴里吸了一口,煙頭紅了一下。“四十層。住得下好多人。”他頓了頓,“我們平壤也有高樓,未來科學家大街那些,但……不一樣。你們那個,一片一片的。我們那個,就那幾棟。”
他沒有說“落后”,也沒有說“羨慕”。但那個“就那幾棟”,比任何形容詞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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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繼續看。看江這邊的破舊碼頭,生銹的鐵欄桿,灰蒙蒙的崗哨;看江那邊的車一輛接一輛過橋,排著隊,閃著燈,在夕陽里像流動的碎金子。
“你們那邊,車都不停的。”他說。我說堵車,停了更煩。他不解:“車多還煩嗎?我們想有輛自己的車,下輩子吧。”
他笑著說“下輩子”,嘴角往上扯了一下。那不是笑,是扯。
他又點一支煙,說他在朝鮮開了二十多年車,開過大貨車、公交車,現在給旅行社開旅游大巴。這輛大巴是中國產的,舊了,但保養得好。“車是國家的,油也是國家的。我負責開,不能自己用。”他說,“你們那邊,是不是家家都有車?”
我說差不多。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他不問了。“那你們……都開去哪呢?”他問。“上班、買菜、送孩子上學、周末出去玩。”他聽完,把煙頭掐滅在鞋底,搓了搓手指,“上班……還要開車嗎?走路不行嗎?”
不是諷刺,他是真的不理解。在他的認知里,上班就是走路或者騎自行車,開車是領導的事。
江對面燈慢慢亮了。先是路燈,一溜溜黃白色;接著樓里的燈,一點一點冒出來,像誰在按下一個個開關;最后是廣告牌,紅的綠的藍的,把半邊天映得發紫。鴨綠江水被燈光染成一大片暖色,晃悠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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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師傅蹲下來,拉緊外套拉鏈。四月的風,江邊還冷。他看了很久,忽然說了一句讓我記到現在的話:“我們那邊,燈一亮,就知道有領導來了。你們那邊,燈一直亮著。亮得……讓人覺得不真實。”
不是羨慕,不是嫉妒,是“不真實”。像在看科幻片,看一個跟他活在同一年代卻隔了一個世紀的地方。他站起來,拍拍褲子上的灰。“走吧。車快開了。”轉身的時候,他又回頭看了一眼。
那個眼神說不清——不是在告別丹東,是在確認自己看到的不是幻覺。
回車站的路上,他步子很慢。我走在他后面,看他的背影,灰色的夾克,洗得發白的領子。他的新義州就蹲在江對岸的陰影里,一抬頭就是丹東不滅的燈火。二十公里不到,他這輩子都跨不過去。
他開的那輛中國產大巴,還在鐵軌邊等著。明天一早,他會載著新一批游客,繼續走過那些灰撲撲的路。
而江對岸的燈,還會一直亮著。
亮得像一個他永遠夠不著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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