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留美幼童”們，后來都怎樣了？

1872年的晚清，內外交困之下，向當時的美國派出了第一批官派留學生。此后四年，清政府連續(xù)派出四批總數120名官派留學生，這些所謂的“留學生”平均年齡只有12歲，因此也被稱為“留美幼童”。那么這些人的結局如何？為何九年以后，這些“留美幼童”又全部中斷原計劃15年的學習計劃，提前回國？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從容閎聊起。

容閎，原名榮達萌，1928年出生于廣東香山，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留美學生，留美學童計劃就是他提出的，可以說，沒有容閎，就沒有留美學童計劃。

1834年，德國傳教士郭士立來澳門傳教，他的英國妻子溫施娣在澳門開板了一所女子學校。學校開辦之初，除了有12名女童就讀，另外還有兩名男童。其中一個就是容閎。

女子學校里之所以會有男童班，是因為該校有一個重要的資助單位叫馬禮遜教育會，這個男童班就是后來的馬禮遜紀念學校。關于這個馬禮遜教育會，背后的人物對中國近代史影響尤其重要，有興趣的話我們回頭專門開一篇聊，在這里就不做展開。

作為貧苦人家的孩子，當時7歲的容閎之所以能夠進入這所學校，是因為他是溫施娣的仆人鄰居的孩子。而這一機緣巧合，不僅改變了容閎本人的命運，也間接影響了晚清乃至于民國初年的歷史。

晚年容閎

1839年，中英因鴉片貿易交惡，溫施娣只好關閉學校提前回國，同年，畢業(yè)于美國耶魯大學的美國傳教士布朗，在馬禮遜教育會的資助下，以男童班為基礎，創(chuàng)立了馬禮遜紀念學校（也叫馬禮遜學堂）。

這也是當時中國第一所西方學校，容閎就這樣轉入了馬禮遜學堂就讀。

1846年底，布朗因疾病返回美國，臨行前帶了三個學生前往美國留學，容閎就是其中之一。

實際上另外兩位一位叫黃勝，因疾病一年后就返回了國內，另一名叫黃寬，后來轉讀了英國愛丁堡大學，最后只剩下容閎留在美國，并在美國完整的讀完了耶魯大學。

畢業(yè)以后，容閎學成回國，1863年開始協(xié)助曾國藩興辦洋務，獲五品候補同知銜。

1871年，容閎向曾國藩提議，由李鴻章、曾國藩等人聯(lián)名向清廷上書，建議從次年開始，分4批向美國派遣幼童留學，學習西方技藝，等學成歸國后，助力國家自強；同時明確規(guī)定，這些幼童的學習期限為15年。

這份提議最終被清廷采納，1872年，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官派留美計劃正式落地。清廷特意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設立了出洋肄業(yè)局（泰西肄業(yè)局），專門負責幼童留美的一切事務，由刑部候補主事陳蘭彬、江蘇候補同知容閎分別擔任正副委員，一個主抓紀律禮教，一個主抓學業(yè)發(fā)展，相當于是給這批孩子找了“雙監(jiān)護人”。

泰西肄業(yè)局

從1872年到1875年，短短4年間，120名肩負“師夷長技以制夷”使命的孩童，告別了父母，踏上了遠赴美國的輪船。他們中最小的只有10歲，最大的也不過16歲，放在現(xiàn)在，還是在父母身邊撒嬌、背著書包上學的年紀，卻要獨自漂洋過海，去一個語言、風俗、信仰完全不同的陌生國度，開啟未知的求學之路。

說起來也有意思，那會兒的中國人，對“洋鬼子”的地盤充滿了恐懼，沒人愿意把自家孩子送到國外“吃苦受累”，甚至有人傳言，孩子去了美國會被割掉辮子、洗腦同化。所以招選工作格外艱難，主要集中在與外洋接觸較多的東南沿海地區(qū)。

容閎沒辦法，只能親自回老家廣東，靠著私人關系和鄉(xiāng)誼，一個個動員鄉(xiāng)親們送孩子報名。也正因如此，120名幼童中，廣東籍就占了84人，幾乎占了七成，剩下的江蘇22人、浙江8人、安徽3人、福建2人、山東1人，算是“少數派”。

容閎和部分留學生合影/珠海容閎博物館

曾國藩曾評價這項計劃：“固屬中華創(chuàng)始之舉，抑亦古來未有之事”，在那個閉關鎖國了幾百年的時代，主動派孩子去“蠻夷之地”學習，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可誰也沒想到，這場轟轟烈烈的留學創(chuàng)舉，終究沒能熬過時代的風浪。

國內保守派早就看不順眼這些“洋化”的孩子，紛紛上書反對，說他們“忘本棄祖”“沾染洋習”。再加上出洋肄業(yè)局內部，陳蘭彬的保守與容閎的開放矛盾重重，人事紛爭不斷；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國此時掀起了排華風潮，對中國幼童處處排擠，并在1882年由國會批準，正式出臺了《排華法案》。

關于這一段內情考量頗為復雜，其實后期也可以專門出一篇解讀。

多重壓力之下，清廷最終在1881年8月，下令中止留美計劃，把這些孩子提前召回國內。

一場原定15年的求學之路，硬生生被砍成了9年。這120名幼童，最終的歸宿各不相同：有先期被遣返的，有病逝在異鄉(xiāng)的，有偷偷留在美國不愿回來的，最終按時歸國的，只有94人，分3批踏上了故土。而這94人中，只有詹天佑和歐陽庚剛好完成了大學學業(yè)，其余60人還在大學或專科就讀，32人仍在中學階段，相當于大半人都沒能拿到“畢業(yè)證”。

歸國即“入獄”，這群留美幼童的開局太艱難

本以為學成歸國能大展拳腳，可等待這些幼童的，不是鮮花和掌聲，而是冷遇和禁錮，他們回國后的第一站，竟然是“監(jiān)獄”。

1881年，94名幼童抵達上海，他們下船后，先被送到上海海關道臺衙門，隨后被關進了一所名叫“求知書院”的地方。

說是書院，其實是一個因“鬧鬼”傳聞被荒廢十年的廢棄房子。這里墻壁剝落、地板骯臟，石階上長滿了青苔，門窗也早已潮濕腐爛，留美學生黃開甲直接把它形容成“監(jiān)獄”——明明是回國報效國家，卻被當成“異類”看管起來。

社會輿論對他們也沒什么善意，當時的《申報》更是直接潑冷水，把他們稱為“類多椎魯之子，流品殊雜”，還嘲諷道：“此等人何足以與言西學，何足以與言水師兵法等事！”意思就是，這些孩子原本資質平庸、出身雜亂（沒有一個出自官宦人家），根本不配談西學，更不配參與水師、兵法等重要事務。

更離譜的是他們的工作安排，完全由清廷官員拍腦袋決定，壓根不考慮他們在美所學的專業(yè)，也不管他們的個人志向，妥妥的“學非所用”。

比如詹天佑，在耶魯大學學的是鐵路工程，回國后卻被分到廣東博學館教書，后來又被派到黃埔水陸學堂教英文，學了一身鐵路專業(yè)知識，回國成了英語老師。

還有歐陽庚，耶魯大學機械工業(yè)專業(yè)畢業(yè)，卻被任命為舊金山等地的領事，專業(yè)完全不對口，簡直是人才浪費。

不過話說回來，能被選中留美的孩子，本身就不是普通人，他們學問扎實、聰明能干，更有一顆報國之心。即便開局艱難、懷才不遇，他們也沒有沉淪，而是在各自的崗位上默默努力，最終大多成為了清末民初的國家棟梁，活成了“逆襲典范”。

據統(tǒng)計，這94名歸國幼童中，20人投身海軍。

其中，第三批留美幼童出身的徐振鵬，后來加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后來協(xié)助清朝籌建海軍，民國初年成為練習艦隊司令、以海軍部次長身份代理海軍部總長。

同為第三批留美幼童出身的曹嘉祥，回國后于北洋海軍任職，歷任鎮(zhèn)遠鐵甲艦槍炮大副，民國初年任海軍部次長。

第二批留美幼童出身的吳應科，回國后進入福州穿這個學堂學習，甲午戰(zhàn)爭中隨“定遠”艦參戰(zhàn)，武昌起義爆發(fā)后短暫出任海軍總司令，后任民國海軍右司令。

第四批留美幼童出身的陳金揆，官至致遠艦幫帶、大副，甲午海戰(zhàn)中和致遠艦管帶鄧世昌一同殉國。

另有14位海軍將領，共有5人在中法、中日戰(zhàn)爭中壯烈犧牲。

除了以上這些海軍系統(tǒng)的學員，四批留美幼童中，有5人從事教育事業(yè)，走出了清華學堂首位校長、北洋大學校長。30人扎根鐵路、電報、工礦領域，有6位工程師、3位鐵路局長、9位工礦企業(yè)負責人。

24人活躍在政界、外交界，有1位內閣總理、2位外交總長、1位外交次長，還有多位駐外公使和外交官；7人從事金融商業(yè)，不乏上海華商銀行行長這樣的業(yè)界精英。

群星閃耀：六位代表的傳奇人生

在這批幼童中，有幾位的人生軌跡，最具代表性，他們用一生，書寫了屬于自己的傳奇，也見證了近代中國的變遷。

第一位，就是家喻戶曉的詹天佑，他無疑是這批幼童中最負盛名的一位。

1861年出生的詹天佑，1872年成為首批留美幼童，憑借過人的天賦，最終考入耶魯大學謝菲爾德理工學院土木工程系，1881年順利畢業(yè)，是少數完成學業(yè)的幸運兒。

回國后，詹天佑雖然一開始被安排教書，1888年，他進入天津中國鐵路公司任職，也算是迎來了施展才華的機會。1905年，清廷決定修建第一條由中國人自己設計、自己施工的鐵路——京張鐵路，這個任務，最終落到了詹天佑肩上。

當時，西方人紛紛嘲諷，說中國人根本沒有能力修建這樣高難度的鐵路，可詹天佑偏要爭這口氣。他創(chuàng)造性地設計出人字形軌道，親自帶隊開鑿居庸關、八達嶺等高難度隧道，克服了無數困難，最終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民國成立后，詹天佑又主持了粵漢、川漢鐵路的修建，制定了中國第一套鐵路標準設計圖和最早的鐵路規(guī)章制度，還創(chuàng)建了“中華工程師總會”，成為中國“工程師”概念的開創(chuàng)者，被譽為“中國鐵路之父”“中國近代工程之父”。

1919年，為了爭得東三省鐵路的管理權，詹天佑日夜操勞、舊疾復發(fā)，最終病逝，年僅58歲。很多年以后，周恩來總理贊譽他為“中國人的光榮”。

第二位，是官階最高的唐紹儀。

他能成為留美幼童，多虧了族叔唐廷樞——唐廷樞是容閎的幼年同學，在他的推動下，唐紹儀成為第三批留美幼童，還考入了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后，他進入天津水師學堂繼續(xù)學習，后來在天津稅務衙門任職。

1889年，唐紹儀被派往朝鮮，協(xié)助袁世凱處理外交事務，后來成為中國駐朝鮮總領事，展現(xiàn)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

清末新政時期，他歷任山東省洋務局總辦、津海關道、外務部右侍郎等重要職務，1904年，在與英國談判西藏問題時，他據理力爭，成功維護了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堪稱民族英雄。

辛亥革命爆發(fā)后，唐紹儀作為清政府全權代表，參與南北議和，后來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首任內閣總理。

可惜，因為與袁世凱政見不合，唐紹儀只任職了4個月就辭職了，之后轉而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主張。1929年，唐紹儀回到家鄉(xiāng)中山縣，擔任縣長，致力于地方建設，規(guī)劃中山港等項目。

遺憾的是，抗戰(zhàn)爆發(fā)后的1938年9月30日，因為外界盛傳他與日本人有染，由蔣介石下令，戴笠派趙理君將其暗殺于上海寓所，時年76歲。

一代名臣，落得個悲慘結局，實在令人惋惜。

第三位，唐國安，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首任校長。

唐國安也是由唐廷樞舉薦，作為第二批留美幼童赴美，就讀于耶魯大學法律系。

1907年，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采納了傳教士斯密斯、大學校長詹姆士關于“造就親美人才，控制中國發(fā)展”的建議，計劃將部分庚子賠款退還中國，用于資助留學生前往美國學習。在外務部任職的唐國安與唐紹儀、周自齊、顏惠慶等共同籌備該計劃。

1908年7月，中美就該計劃達成協(xié)議，由此成立了專門選拔、派遣赴美留生的機構游美肄業(yè)館。這個游美肄業(yè)館，民國后改名清華學校，也就是后來的清華大學。

在唐國安等人的考核下，清政府在滅亡前先后選拔了三批庚子賠款留學生，由于選拔嚴格，其中不乏佼佼者。比如后來的執(zhí)掌清華大學的梅貽琦，執(zhí)掌北大的蔣夢麟、胡適，執(zhí)掌浙江大學的竺可楨，執(zhí)掌東南大學的鄒秉文。

曾經作為留美幼童的唐國安，以另一種形式成了近代中國教育的反哺者。

1913年，唐國安病逝于任上。

第四位和第五位，蔡紹基和梁如浩。

之所以把這兩位放在一起，實在是因為他們的履歷頗為相似，更重要的是，這兩位和唐紹儀一樣，不僅同為香山縣（今珠海）老鄉(xiāng)，而且還一起被袁世凱挑選，成為老袁的幕僚前往朝鮮。

1884年，朝鮮爆發(fā)“甲申之變”，唐、梁、蔡三人合力保護袁世凱奮力逃脫日本人追殺，也算是成了生死之交，民國初年，這三位都成了袁世凱的親信。

蔡紹基后來成了中國第一所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大學——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和校長，老袁復辟之時，以“工業(yè)部長”一職拉攏蔡紹基，被嚴詞拒絕。結果被老袁威脅即位后“第一個蔡要殺的就是蔡紹基”。

為此蔡紹基主動辭職，從此告別北洋大學，與1933年病逝。

梁如浩隨袁世凱從朝鮮回國以后，常年在鐵路部門任職，任內以詹天佑為總工程師修建京張鐵路。1902年任唐山路礦學堂（即后來的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總督（即校長）。

民國初年被同鄉(xiāng)唐紹儀提名為交通總長，未獲參議員通過。后來出任陸征祥及趙秉鈞內閣外交總長，但因拒絕在“外蒙獨立”問題上署名被迫辭職。1941年病逝于天津。

第六位，是“留美幼童最后的謝幕人”鄺榮光。

1863年，鄺榮光出生于廣東臺山市，他的叔父鄺其照也是容閎的好友，還編著過《英文成語詞典》。1872年，鄺榮光成為首批留美幼童，考入拉法葉學院攻讀地礦專業(yè)。

回國后，鄺榮光被分派到唐山開平煤礦，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采礦工程師。此后，他一生深耕地礦領域，不僅參與了多個煤礦的勘測，發(fā)現(xiàn)了湖南湘潭煤礦，還繪制了國人自制的第一幅地質圖《直隸地質圖》和古生物化石圖《直隸石層古跡圖》。

在爭回本溪煤礦礦權時，他與日方針鋒相對、據理力爭，用自己的專業(yè)能力，捍衛(wèi)了國家主權。

1962年，鄺榮光在天津辭世，享年99歲，他也是120名留美幼童中，最后一位離世的人，他的離去，也為這段傳奇歷史，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叛逆與堅守：那些“不走尋常路”的幼童

除了這94名按期歸國的幼童，還有7人“不走尋常路”——2人抗旨不遵，偷偷留在美國；5人回國后，又再次遠赴美國，完成未竟的學業(yè)。他們的故事，同樣令人動容。

這兩位“叛逆者”，分別是容揆和譚耀勛，他們都是因為不愿被清廷的規(guī)矩束縛，選擇了“逃離”。

譚耀勛，首批30位留美幼童之一，因剪辮、加入基督教引發(fā)清政府召回事件，是“幼童留美計劃”總結的誘因之一。1880年在赴波士頓登船回國途中秘密逃離。

后進入耶魯學院就讀，1883年畢業(yè)以后進入駐紐約總領館任翻譯，同年因肺結核惡化病逝于所寄宿家庭中，年僅24歲。

容揆，是容閎的族侄，1873年作為第二批留美幼童赴美。

他和譚耀勛都是因為剪辮、加入基督教而被留學監(jiān)督吳嘉善開除，下令遣返回國。兩人在途中以告別友人的名義下車潛逃。

不過和短暫的一生不同，容揆后來在時任駐美副公使容閎的資助下，得以進入耶魯大學學習，并以第三名的成績畢業(yè)。

更傳奇的是，這位曾被清政府開除的留學生，此后幾乎一生都在為祖國而奮斗。

1897年，容揆加入中國駐美使館工作，1908年，容揆剛辭職回國，結果又被作為清政府赴美專使的唐紹儀叫上，隨同赴美又回到了駐美使館工作。此后從清末到民國，跨度35年，容揆長期在駐美使館工作或協(xié)助工作，一生歷經13為駐美公使。

晚清駐美使館人員（后排左上為容揆）其余基于都是昔日留美幼童出身

最讓老張感嘆的是庚子賠款留學生這件事上。因為，從談判，到籌建，以及留學生的選拔、轉送、在美期間的入學管理、學業(yè)考核、生活安排，整個系統(tǒng)鏈條上的主要人物，幾乎都是當年的留美幼童。

比如，負責經辦與美國談判并最終敲定的，是梁誠（丕旭）、歐陽庚；

負責簽訂協(xié)議的，是當時的外務部尚書梁敦彥；

留學生預備學校——清華學堂的組建，以及前幾批學生的選拔，是唐國安負責；

留學生從上海登船出國，是時任上海電報局總辦唐元湛（中國電報業(yè)奠基人）照應；

留學生到達美國后，在美學習、生活安排等一切事務，是由容揆負責的。

容揆后來甚至成了任駐美留學監(jiān)督——也就是當初將他開除的那位留學監(jiān)督吳嘉善的職位。

庚款留學生計劃從1909年開始到1940年結束，整個32年間，容揆可以說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43年，容揆在美國病死，年82歲。

唐紹儀和容揆子女合影（標數字者為唐紹儀子女）

5位“去而復返者”的經歷分別如下：
陸永泉，回國后分發(fā)到福建馬尾船政學堂；1882 年自費返美，回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完成學業(yè)。

1887 年受李鴻章委派，招募美籍華工回國參與津沽鐵路；后任中國駐紐約副領事。1909年于任上在紐約遭槍擊身亡，年50歲。

李桂攀，被召回時剛高中畢業(yè)，回國后放棄到天津學習法律的機會，自費前往美國理海大學就讀，途中被駐華盛頓領事館招募為翻譯，遂再次中斷學業(yè)。4年后，李桂攀下海經商，在紐約經營茶葉生意，1898年去世，年38歲。

鄭廷襄，回國后入天津水雷學堂、大沽炮臺服役；不久脫崗躲進一艘外國輪船，巧遇前往朝鮮赴任的唐紹儀，得其幫助經朝鮮輾轉返美，入窩士特藝學書院讀機械工程。畢業(yè)以后成為美國資深工程師，參與修建紐約布魯克林大橋。

卒年不詳。

李恩富，召回后入水師學堂，不喜舊制；赴港攢錢，1880 年代中期返美，以演講、撰稿自籌學費，重回耶魯大學完成學業(yè)。

李恩富是一個值得敬重的美國華人，作為120名留美幼童中唯一的作家，李恩富的一生幾乎都在為在美華人爭取平等人權，靠書籍、演講呼吁美國廢除《排華法案》。1943年，在他去世5年以后，執(zhí)行了61年的美國《排華法案》被廢止。

對了，他還有個廣為國人熟知的曾孫，被中國網友稱為“李大爺”的馬修·李，一個經常讓美國政府發(fā)言人難堪的美聯(lián)社記者。

張康仁，回國后入天津水師學堂，兩年后受兄長資助，返美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1888 年成為美國首位華人執(zhí)業(yè)律師；1890 年因排華浪潮被加州最高法院剝奪國籍與律師資格，轉任銀行譯員；1913 年任駐華盛頓外交官，1926年因心臟病去世。

2015 年，美國加州最高法院撤銷 1890 年錯案，決定補發(fā)張康仁的律師執(zhí)照。距離他當初被撤銷律師資格已經過去1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