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恰逢五四青年節,重回徽州故里,山水間依舊縈繞著文脈余韻。這里也是胡適先生的故鄉,績溪上莊的山水書香,滋養了他年少時的啟蒙根基,也為他日后思想生長埋下深深土壤。從徽州古村走出的胡適,掙脫地域與時代的局限,一路求學求索,視野漸次拓寬,心懷家國,放眼天下,最終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舉足輕重的思想先驅。
五四本就是屬于青年的節日,是致敬熱血、回望初心、思索使命的時刻。
站在同為一方故里的土地上,回望百年風云,我們更有理由重提胡適。他扎根徽州文脈,又擁抱時代新潮,以自由與民主為旗幟,以理性與獨立為信條,給近代青年帶來深刻的精神啟蒙。他對個體人格的尊重、對家國擔當的思考、對學生運動的理性審視,穿越百年光陰,依舊叩擊著當代青年的心靈。
值此五四良辰,置身文脈故土,重溫胡適的青年啟蒙思想,既是對先賢風骨的追懷,更是為當代青年尋一份精神坐標,在回望中明理,在沉思中前行。
漫游家,心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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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也好,方法也好,都是為了造就“人”。
——胡適的五四啟蒙與青年精神
每年的五四青年節,我們紀念的不僅是1919年那場由學生發起的愛國運動,更是那一代知識分子對青年所寄托的思想啟蒙。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群星譜中,胡適無疑是最耀眼的名字之一。他不是振臂高呼的革命領袖,也不是沖鋒陷陣的火線戰士,但他以一支筆、一種方法和一套人生觀,為那個時代的青年開辟了一片精神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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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白話文開始:把思想還給每個人
如果說陳獨秀是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鼓手,那么胡適就是那個把旗幟從天上拉回人間、讓它變得可觸可感的人。
新文化運動真正成為蔓延全國的文化運動,實以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為起點。這篇文章語氣并不激烈,但主張十分明確: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在當時,文言文是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壟斷話語權的工具,普通民眾幾乎被排除在文化表達之外。胡適提倡白話文,絕不是單純的文體改良,而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讓文化走下廟堂,走進每一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緊接著,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一核心口號。“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這番話說得樸素卻振聾發聵。當語言不再是思想的桎梏,當普通人可以用自己的母語表達自己的思想,啟蒙才真正獲得了它的物質基礎。
1918年6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易卜生主義》,這篇被稱為“個性解放的宣言”的文章,以及隨后發表的《不朽——我的宗教》《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等,進一步提出了“健全的個人主義”,號召青年把自己鑄造成器。他的名言至今讀來仍擲地有聲:“共和的新國家,絕不是一群奴才們建造得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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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給青年一套可以用的方法
如果說白話文運動是胡適給青年思想啟蒙的“工具”,那么他引入的實驗主義哲學,則是給青年一套可以握在手里的“方法”。
1919年3月上旬,胡適以“實驗主義”為題,在教育部進行了四次講演,全面介紹杜威的哲學思想,并把實用主義的方法概括為一句流傳至今的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他告訴青年,科學的方法就是科學實驗室里用的方法:先細心搜集事實,再大膽提出假設,最后通過驗證來確認假設的可靠性。這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常識,但在一個長期以“子曰詩云”為真理依據的社會里,這種觀點無異于一場思想地震。
同年3月,胡適在少年中國學會籌備會上發表了題為《少年中國之精神》的著名演講。他指出,當時的中國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種正當的方法”。為此,他提出科學方法的三大要點:“第一注重事實”——不要問孔子怎么說、康德怎么說,要從研究事實入手;“第二注重假設”——在觀察事實后提出若干個假設,看哪個能解釋事實、解決問題;“第三注重證實”——假設必須經過驗證才算數。胡適反復強調:“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張、東哲西哲的學說,若不曾經過這一層證實的工夫,只可作為待證的假設,不配認作真理。”
正是這種以事實和證據為基礎的思維方式,徹底動搖了當時青年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權威崇拜和迷信觀念,為他們提供了一套科學、理性的精神工具。正是這套方法,讓青年們意識到思想不是對權威的盲從,而是對事實的追問和求證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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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國之精神:一套積極的人生觀
如果說科學方法解決的是“怎么做”的問題,那么胡適同樣關心青年“往哪里走”的問題。在《少年中國之精神》演講中,他鮮明地指出當時中國社會中三類需要反對的人生觀——醉生夢死的無意識生活、退縮消極的靜坐主義、以及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機主義。與之相對,他提出了少年中國應有的三種積極精神:
第一,批評的精神。
“一切習慣、風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一點批評的眼光。”胡適警告青年,如果不加思考地隨波逐流,就會成為“無意識的兩腳機器”。
第二,冒險進取的精神。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這個世界充滿危險和挑戰,不能退縮旁觀。
第三,社會協進的觀念。
個體不是孤立的,一舉一動都與社會息息相關,我們應當把每個人都看作“通力合作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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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適看來,一個人的成長不僅是能力的積累,更是人格的鍛造。五四運動爆發后,胡適雖然冷靜地認為學生運動要以啟蒙運動為先導,但他在一周年時與蔣夢麟聯名發表的《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中,仍然充分肯定了五四運動對青年的五大積極影響:加強了學生主動負責的精神,激發了學生對國家命運的關注,豐富了學生團體生活的經驗,培養了學生作文演說的能力,提高了學生追求知識的欲望。這不是簡單的褒揚或貶斥,而是一個啟蒙者對青年成長的審慎思考與真誠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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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造成器:五四精神的當代回響
回望胡適對五四青年的啟蒙,我們會發現一個貫穿始終的核心命題:個人與民族的關系。他曾說:“想有益于社會,更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這句話今天讀來依然充滿力量——胡適不是在為功利主義的教育觀背書,而是在強調:一個真正的、有獨立人格、有理性思維、有社會責任感的個體,本身就是對民族最大的貢獻。
時光流轉,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我們今天仍然紀念五四青年節,慶祝的可能不再是游行和吶喊,而是那一代青年身上所展現的精神氣質——對知識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對社會責任的擔當。而胡適所倡導的科學方法、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和積極進取的人生觀,早已超越了時代的局限,成為五四青年精神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之一。
五四青年節的價值,不在于它讓我們記住了一個日期,而在于它不斷提醒每一代青年:思想也好,方法也好,最終都是為了造就一個真正的人。有了這樣一代又一代“鑄造成器”的青年,中國的未來才真正可期。
二零二六年春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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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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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為懷
心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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