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軍兩年無司令，空軍“五人組”無人轉正，為何反而空降一位少將

1971年9月，由于九一三事件，空軍司令吳法憲受牽連，空軍暫時無人掌舵。

在這種背景下，周總理親自出面穩住局面，緊急提議在空軍內部成立一個“五人小組”，臨時接管并主持空軍的全面工作。

這五人分別是：空軍政委王輝球、副司令員曹里懷、副司令員鄺任農、副司令員薛少卿、空軍參謀長梁璞，由曹里懷擔任組長，主持空軍日常工作，重大事項報李德生審批（總政委） 。

在當時來說，這也是一個較為穩妥的安排，也可以理解為一個過渡期，畢竟集體領導終究是應急之策，個人負責才是軍隊指揮體制的常態。

一個軍種要有明確的一把手，這是軍隊建設的基本規律，無論哪個時期都不能違背。

但當時這個安排也不是“先過渡再任命”的從容布局，而是實在找不到人的無奈之舉。

從1971年9月到1973年5月，“五人小組”穩住了空軍的航向。曹里懷等人白天開清查會議做匯報，管理日常空軍事務，晚上就坐在指揮所盯全國防空圖，經常熬通宵，整整二十個月，他們把空軍也打理得井井有條 。

既然“五人小組”運轉了將近兩年，為何組長曹里懷沒有順理成章地轉正？其他成員為何也無人被提拔為司令員？

這個問題，得從當時的選人邏輯說起。從組織考量的角度看，特殊時期的選人用人，要同時滿足三條硬杠杠：一是思想上要可靠；二是業務上要過硬；三是與舊班子不要有瓜葛。

1972年初，空軍在北京召開訓練安全會議，葉劍英副主席專門召集了一個小型座談會，中心議題就空軍司令員等職位展開了討論。當時，也有人提議從其他大軍區調人過來擔任，但是會議最終定調：空軍司令員要從空軍產生！

這個定調，與毛主席提出“海軍司令要能下海，空軍司令要能上天”的建議是一致的，大概意思是海軍司令能開船，空軍司令能開飛機。

因為當時的國防建設、尤其是專業兵種，要往專業化靠攏，對司令員職位的要求也相應做了一些調整。

這一要求將當時幾乎所有陸軍出身的空軍高級將領:空軍副司令劉震、成鈞，以及曾經當過志愿軍空軍司令的聶鳳智，都排除在了候選范圍之外。劉震、成鈞等人都為陸軍出身，也都不會開飛機，所以被排除在外了。

但是空軍司令員要從空軍產生的定調，并不等于從空軍現有班子產生。

先看看現有班組“五人小組”的五位成員，曹里懷1928年入黨，長征三過雪山草地，開國中將，1956年就是空軍副司令員，資歷深、業務熟、與當時舊圈子沒有瓜葛。但他是四野出身，在九一三事件后的敏感時期，這段過往就是一道無形的坎。

王輝球，開國中將，長期從事政工工作，1968年由吳法憲提拔為空軍政委，雖然曾頂撞過吳法憲幾次，但在旁人眼里，他終究是吳法憲提拔的人。在這個時期，他顯然需要更長時間來被觀察。

鄺任農，開國中將，分管民航，重心并不在空軍司令部。

薛少卿開國少將、梁璞開國上校，資歷較淺 。

除了上述的因素，這“五人組”有一個共同的短板：他們都不會開飛機。

所以，“五人小組”無人轉正，并不是因為能力、資歷不夠，主要還是因為他們不符合新時期空軍司令員的核心標準——能上天。這不是對他們的否定，而是時代對空軍建設提出的新要求。

那除了“五人組”成員，難道空軍系統就沒有會開飛機的了嗎？當然有！

由于在1971年，空軍的高級干部里，會駕駛飛機的大都牽扯較深，因為吳法憲當司令時他們大都處于核心位置。

反而那些不會駕駛飛機的干部都在邊緣。這就導致九一三事件一查，“會飛”的干部里牽連較多，“不會飛”的反而牽連的很少。

這就形成了一個比較麻煩的局面：空軍最缺的是會飛的司令員，但會飛的人里能用的，合適的就很少很少了。

所以，在這個特殊時期，組織選人做出一個很大的決心:打破舊格局，不破不立，從大軍區空軍空降一位司令員，既保證專業技術能力，又實現班子的“新陳代謝”。

1973年5月，一個讓空軍大院的人感到意外的任命下達了：蘭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馬寧，出任空軍司令員。

馬寧當時只是一個正軍級干部，軍銜是少將（1964年才晉升）。跟“五人組”成員比起來，論資歷、論職務、論威望，馬寧都略遜一籌。

馬寧身上有幾個獨特的標簽：

第一，他是“瘸腿飛將軍”，航空學院科班畢業。 解放戰爭時期，馬寧是劉鄧大軍的特級戰斗英雄，腹部中彈腸子被打穿15個洞，左腿中彈后比右腿短了4厘米 。1949年，他看了蘇聯小說《真正的人》，受無腿飛行員馬列西耶夫的刺激，執意要學飛行。1950年通過測試后，成功進入第一航空學院，因腿短夠不著踏板，他就墊木頭塊；身體虛受不了高空翻滾，他強忍著暈眩死扛。最終，他以全優成績畢業，成為同批學員中首個完成單飛的飛行員 ，專業水平非常過硬。

第二，他與四野無牽連。 馬寧出自二野（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與林總的四野系統沒有任何瓜葛。在九一三事件后，這個因素顯得尤為重要 。

第三，他有實戰指揮經驗。 1955年一江山島戰役，他指揮空軍協同陸海軍作戰；歷任空軍師長、副軍長、軍長、蘭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對空軍部隊的訓練、作戰、管理都有切身體會 。

第四，總政委李德生的推薦。 李德生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曾是馬寧的老上級。他深知馬寧的為人和能力。加上組織的考核和觀察，馬寧的確是滿足要求。

據馬寧后來回憶，當時有兩個備選方案，一個是張廷發，另一個是他自己。張廷發資歷更深、職務更高、在空軍工作時間更長，劉亞樓時期甚至被視為接班人培養 。

但張廷發雖然也會開飛機，卻長期在機關工作，飛行時數遠不如馬寧。

1973年5月，當任命宣布時，馬寧自己都說：“聽到任命時頭發都要立起來了，連想都不敢想。”

馬寧上任后，沒有辜負這份信任。他迅速推動了三項重大改革：

一是恢復飛行訓練。 他親自帶隊巡視各軍區空軍，把停飛的機場重新點亮燈火。

二是推動裝備國產化。 他主持了殲-7戰斗機的定型生產，這是當時中國空軍最先進的戰機。

三是整頓紀律。 他撤銷了三處作風松散的場站，把《飛行十條》貼在每個機場塔臺 。

1975年，鄧公復出整頓軍隊時，看到空軍的狀況評價道：“空軍這兩年換了個模樣，馬寧功不可沒。”這足以說明馬寧上任后在空軍司令職位上有建樹的，組織用人也非常匹配。

他接到了派飛機的指令后，馬寧照著組織程序辦了事，卻一腳踩進了最高層的政治旋渦。

1977年4月，隨著“四人幫”事件清查工作的深入，這件事被翻了出來。馬寧受到了波及，被限制自由七年 。

后來隨著全國大規模的開展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1984年，組織給出最終結論：馬寧沒有政治問題，他的行為屬于履行公事，跟其它事務無關。

但話雖如此，他的政治生涯也受到了影響。老革命家還是有風骨的，坦然接受。1984年，62歲的馬寧按副兵團職待遇離休 。

1988年，中央軍委授予他二級紅星功勛榮譽章，這是組織對他一生貢獻的肯定 。2010年12月3日，馬寧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臨終前，他嘴邊老掛著一句話：“我這輩子最驕傲的是當飛行員，空軍要永遠聽黨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