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塔斯馬尼亞人被滅族，死后遺體做成標本，賣門票展覽98年

1876年5月，霍巴特的海風仍帶著寒意，港口旁的木質教堂里傳出微弱的哀號——那是73歲的楚格尼尼最后一次呼吸。當晚，一名助手對博物館館長低聲說：“抓緊，別讓骨頭壞了。”短短一句，決定了這位最后一名純血塔斯馬尼亞人的歸宿。

塔斯馬尼亞島本是座孤島樂園，冰期結束后與澳大利亞大陸隔絕，將近4萬年的獨立生活讓島民形成極具特色的口簧歌、火石斧和沿海遷徙習慣。因為遠離外界，他們甚至未學會制作漁網，靠近岸邊便能捕到豐盛鮑魚，日出打獵，日落點篝火，生活自給自足。可在18世紀末，孤島失去了天然壁壘——白帆由北而來。

1770年，庫克船長在悉尼沿岸插下米字旗；1788年，新南威爾士罪犯殖民地成立；1803年，首批流放犯搭乘“海豚號”渡過巴斯海峽，在今霍巴特攤開行李。從那一刻起，塔斯馬尼亞人不得不面對迥異的鄰居——鐵器、火槍、綿羊，以及毫無休止的土地丈量。

殖民當局要農場、要木材、要礦石，于是綿羊群與袋鼠混雜奔跑，兔子與狐貍被順手帶進島，原本穩定的食物鏈被撕開。土著獵場被籬笆分割，井然的遷徙路線被開墾的麥田截斷。塔斯馬尼亞老人記得，1804年霍巴特河谷爆發第一場沖突，三名婦女遭槍擊，只因她們在河邊撿貝殼。

暴力很快制度化。1824年喬治·亞瑟取代前任副總督，上任文件里出現“驅逐”字眼。殖民地官報公開發布懸賞：“繳獲任何武裝土著可領5英鎊。”同一年，島內土著人口估計只剩4000人，再過六年，不足900。那段時間后來被稱作“黑戰”，可對塔斯馬尼亞人而言，這只是無奈的逃亡。

殖民者還帶來一種更陰冷的侵蝕——“科學”。人類學興起，倫敦、巴黎的學術沙龍關注所謂“進化階梯”，塔斯馬尼亞人被扣上“原始活化石”標簽。解剖尸骨成了資本與好奇心的交易，研究者甚至向捕獵隊按頭顱計價支付賞金。1828年倫敦《醫學季刊》刊登短訊：“塔斯馬尼亞顱骨，兩金盾即可購得。”

1830年，傳教士羅賓遜組織“黑線”，試圖一網打盡并轉移土著。當時參加行動的白人超過2000人，攜帶火槍、獵犬，排成綿延300公里長的人墻。結果抓到的原住民不足百人，卻在叢林留下一地尸骨。“黑線”失敗后，羅賓遜改口要“保護”幸存者，把200多人帶到弗林德斯島。那片沙洲風浪大，淡水少，食物全靠配給。短短15年，保護區內人口降至11人。

1869年3月，最后一位純血男性威廉·蘭尼病死。夜里，他的棺材剛釘好，數名醫生就截走了頭顱和四肢，皮膚被剝下制成“對比標本”。同城報紙居然以《珍貴遺骸到手》作標題，行文中透著炫耀。一名護士后來回憶：“他們說這不是偷尸，而是為科學服務。”

楚格尼尼目睹丈夫被切片，自知結局難逃。她多次請求政府允許火葬，卻被拖延。1876年5月她病情惡化，霍巴特政府指派兩名助手駐守病房。老人最后的愿望只有一句：“請把骨灰撒進德恩克烈克斯托海峽。”回答是沉默，窗外海鷗哀鳴，木門咔噠鎖死。

她的尸體很快被送進解剖室，30余塊骨骼被編碼，涂防腐劑，接著組裝成一具“完整展品”。同年10月，塔斯馬尼亞博物館推出收費陳列，每張門票一先令。廣告海報寫著：“瀕絕人種，世界罕見。”參觀者絡繹不絕，孩子們好奇觸碰指節，紳士淑女為稀有度鼓掌。沒人提那條海峽。

隨著時間推移，展架換了又換，鍍金玻璃柜、旋轉回廊、聚光燈都為這副骨架服務。1910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塔斯馬尼亞州議會曾討論移除展品，卻因“公眾興趣”被否決。二戰期間博物館因經費緊張售賣紀念冊，封面依舊是楚格尼尼的側影。她被展示足足98年，直到1974年輿論壓力巨大，骨骼才被悄悄收回倉庫。

回顧這條漸變的時間線，人口從6000到0，僅用了七十多年；文化被連根刨除，卻花近百年才肯把標本歸還大地。殖民擴張、科學獵奇、利益誘惑交織，塔斯馬尼亞人連亡故的權利都被榨取殆盡。一位現代學者統計：1803—1876年間，官方檔案明確記載的正式屠殺事件不下115起；而針對尸體的學術“采樣”同樣不計其數。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塔斯馬尼亞政府終于同意將楚格尼尼的遺骨火化，當年4月30日清晨，一艘小船駛向德恩克烈克斯托海峽。海面平靜，只留下灰塵般細小的骨灰隨浪花消散。負責撒灰的護林員輕聲自語：“希望她能回家。”那句簡短的話，比百年前木門后的冷漠，來得遲，卻也算給歷史留下一點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