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軍區第一政委，給政委多次提議讓豫劇大師演出，對方不好拒絕

1975年9月，一個悶熱的黃昏，長江邊的漢口軍區大院忽然熱鬧起來。新到任不過四個多月的王平正在三樓會議室做干部調整匯總，電話鈴聲卻一次次響起——河南那場大演習的觀摩名單又有變化，來自七大軍區的首長差不多都要到場。

王平的履歷本就寫滿轉折。1930年參軍，從紅一方面軍一路打到抗美援朝，軍銜、職務都不缺，可1967年被迫停職反省，一晃八年。1975年春天，他奉調重回前線，先到炮兵司令部，只干了四個月，又被安排出任武漢軍區第一政委。那時的武漢軍區，3個野戰軍、2個省軍區、1所步校、多個軍級直屬兵種單位，還要兼顧軍區空軍，攤子不小，人卻心齊。一來是南北交通要沖，二來“三線建設”剛收尾，誰都想穩住這口大鍋。

軍區配了四名政委：王平主抓日常，吳烈管干部，人稱“老書記”劉建勛和湖北一把手趙辛初則掛名。看似順暢的分工，背后卻是微妙的權力天平。王平是外來者，必須用最快速度壓住陣腳。他的方法簡單粗暴——先讓支左時期被撂荒的營連主官全部復位，再把基層哨所跑一圈。有人說他“一口氣能連開十幾個整頓會”，這話雖夸張，卻說明了節奏。

忙歸忙，王平對文化一事仍有心。豫劇名家常香玉在河南老家“靠邊站”多年，舞臺幾乎斷檔。王平并非票友，卻清楚士氣離不開文化，軍營尤甚。更現實的原因是：此次河南演習匯聚眾多大員，“晚上唱個地方戲”可算潤滑劑。于是，他三番五次同劉建勛提議：“咱們能不能讓常香玉出場？官兵們念叨她許多年了。”話說得客氣，意思卻很直接。

劉建勛當時身份特別：既是省委第一書記，又兼武漢軍區政委，明面上下轄省里，實則也要顧及部隊。豫劇是河南的響堂鼓，可在那幾年，傳統戲曲一度成了“問題戲”，要讓常香玉復出，哪怕只唱一折《花木蘭》，政治風險不小。劉建勛皺眉：“老王，時間緊，安全第一呀。”王平笑道：“緊是緊，可這點事你一句話。”場面一時僵住，氣氛凝固。王平也不好再逼，只留下句“部隊想聽鄉音”便草草告辭。

幾天后，演習如期開始。炮火聲轟轟隆隆，硝煙隔著觀禮臺撲鼻。演練結束當天傍晚，幾十個將星走進鄭州劇院。大幕一拉，斗笠翩躚，鑼鼓三通，常香玉出現在燈光下。她那一嗓子“誰說女子不如男”，讓臺下上千名軍帽齊刷刷晃動。很多人后來回憶，那是真正的“耳膜一震”，似被久旱后的春雨擊中。

常香玉謝幕后，后臺人頭攢動。有人聽見她壓低聲音對王平說：“王政委，多謝您記著我。”王平只抬手擺了擺：“為的是官兵安心，你的戲，比我們開十次會頂用。”一句半玩笑，卻讓常香玉紅了眼圈。

細看當年的檔案，這場看似普通的演出，其實是一次別具深意的“試水”。1975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撥亂反正的通知，各省都在摸索如何恢復正常文化生活。王平抓住部隊演習這個由頭，給了地方一個臺階，也讓戲曲舞臺率先亮燈。正因如此，劉建勛最終點頭——他既要考慮政治風向，也不愿得罪眾多觀摩首長，更不想在河南父老面前落了面子。

演出效果超出預期。軍區文化干事匯報，官兵們連夜給家鄉寫信，說“久違的梆子腔比勝利號角還嘹亮”。有意思的是，演習結束后，常香玉所在的豫劇團重新排演《花木蘭》《穆桂英掛帥》，不久又進京參加匯演，算是正式解凍。

王平接下來依舊忙于整編、訓練、基建。那年冬天，他在空軍指揮所考察時，常香玉托人送來一封信，夾著兩張劇照，言辭懇切：“若有一天能到北京完整演出，還望您再來捧場。”這種樸素的感激，王平心里明白——被誤解的年代，記得一句公道話，已屬難得。

1978年春，他被調至北京，先后擔任中央軍委職務。常香玉聽聞，特意趕到京城登門拜訪，提著一包家鄉芝麻糖。門口站崗的戰士有點愣，不知該不該放行。這一幕在后來成了戲劇學院學生口中的佳話：一個武將，一位旦角，用最簡單的方式握手，輕輕道一聲“辛苦”。

彼時，文化領域的冰層正在融化，許多戲曲藝術家陸續復歸舞臺。不能忽視的是，一些軍隊將領對傳統藝術抱有天然敬意，他們愿意出面“說情”，無形中打通了被堵塞的管道。王平的多次提議雖在當時顯得微不足道，卻為地方文化解凍打開了機會之窗，也讓部隊的政治生態見到一抹不同尋常的顏色。

回看王平的行事風格，兩個詞概括：務實、擔當。他不善言辭，卻能在關鍵節點直指要害；他口口聲聲“不插手地方”，卻又在關鍵時刻遞上一把梯子。“讓好戲重回舞臺”并非豪言，卻映照出那個新舊交替年代的復雜心態——既要守紀律，也要通人情；既要大刀闊斧整頓，也要給官兵一點煙火氣。

常香玉終究還是將《花木蘭》唱到了人民大會堂，掌聲雷動。而王平在二炮禮堂后排靜靜看完全場，悄悄離席。有人認出他，追到門口，他卻只擺手：“戲好，人就精神；行吧，該回去寫材料了。”隨后鉆進吉普車，絕塵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