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通電起義，得知張群被捉的消息，毛主席大喜：拿他換回張學良

1949年12月8日的深夜，昆明近郊的寒風卷著塵土拍打門窗，一架從成都起飛的專機剛剛降落。走下舷梯的張群還不知道，自己這趟返滇之旅將改寫西南的命運，也讓北平中南海的電話在次日清晨響個不停。

張群是蔣介石最信賴的“老同學”，兩人自保定軍校、東京振武學校結緣，后又同投陳其美。三十余年的交情，使張群在國民黨高層擁有“活檔案”的分量。蔣介石決定死守西南時，首選的紐帶就是他——以“西南軍政長官”名義坐鎮昆明，盯緊云南省主席盧漢。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選錯了人。盧漢與龍云把持云南二十載，早被“中央”視為尾大不掉；盧漢表面效忠，內里卻已暗下注。我黨在滇的地下力量先后與龍澤匯、謝富治等建立公開與秘密聯系，打的是“以時間換空間”的算盤，靜待華北、華中戰場塵埃落定。

1949年春，解放軍百萬大軍渡江，南京易幟。蔣介石寄望川滇高山深壑能擋槍炮，調胡宗南、宋希濂等部轉進大西南，企圖重演重慶故伎。可四川、貴州連吃敗仗，重慶又在11月30日失守，一層層包圍圈正逼向成都、昆明。西南的地方實力派感到：留給他們選邊站的時間不多了。

就在這關口，張群扮演“老友勸進”的角色，三番五次飛昆明，口口聲聲“共赴國難”，敦促盧漢固守滇池、迎接中央政府南遷。盧漢笑臉相迎，酒桌上推杯換盞，卻暗自下決心：云南不能再為蔣家作陪葬。龍澤匯夜半曾勸他：“大勢去矣，再拖就晚了。”他點頭未語，只讓親兵把五華山公館嚴加戒備。

9日拂曉，張群發現電話線被剪，戒備森嚴；再抬頭，盧漢已換上戎裝。雙方寥寥數語：“兄長暫且安心，省城安全。”隨后，通往重慶的電報機飛速運轉——云南宣布起義，與人民解放軍內外呼應。電文在北平傳到毛澤東案頭時，他抬眸一笑，道：“好！張群落我手，可與少帥交換。”

此話并非即興。張學良自1936年末被扣，十余年杳無歸期，黨內外多方盼其歸隊。如今抓到張群，恰似天賜籌碼。周恩來當即起草電報，“請盧主席暫扣張群，以作談判資本。”兩人原以為此棋極妙，未想云南那邊的劇本很快拐了彎。

起義次日，滇軍內部動蕩。第8軍、26軍雖失主官，卻未自動瓦解，反而調頭圍城。昆明街巷槍聲密集，盧漢不得不親自督戰。張群被軟禁樓上，急得團團轉，他給盧漢遞條子：“愿往香港，絕不復入滇。”幾行字情真意切，勾起盧漢多年前的舊情——當初“五華山事變”若無張群斡旋，他恐怕早成蔣介石刀下魂。

猶豫僅持續一夜。11日清晨，盧漢簽字放人，連同余程萬、李彌一道送至機場。護送的楊文清私下勸張群留下共赴大義，張群搖頭嘆息：“此身已許蔣公，難轉也。”飛機起飛時，昆明上空仍飄著硝煙。不到兩小時，北京方面接到密電：人已走。

聽到消息，毛澤東沉默片刻，只道一句：“可惜。”張學良獲釋的最后機會，自此擦肩。周恩來隨即修正部署，命林彪、劉伯承兩路加緊西進，以免滇軍生變。與此同時，昆明城內工人、市民自發抬柴送飯，筑起街壘，支援起義。11日至21日，鏖戰十晝夜，城南外廓打得焦黑，但盧漢終究憑著解放軍援軍穩住局面。

張群抵臺后再度受封“總統府資政”，蔣介石見面時據說紅了眼圈，連說三聲“好險”。外界多目光盯著他會否以被俘一事“戴罪立功”，他卻另起爐灶，頻繁探望仍被軟禁的張學良。時間長了，蔣介石也無可奈何，反倒讓張群成了兩人之間少見的橋梁。

1983年，張學良終于獲釋，臺灣輿論淡淡一句“歷史翻頁”，鮮有人記得當年毛澤東的一聲“拿他換回張學良”的設想，以及昆明上空那場被硝煙遮蔽的機會。至于盧漢，1974年病逝北京，沒能見證那一刻。有學者感嘆，弄潮人有時也敵不過風浪的任性；但若無他的勸進，西南或許還要多流不少血。

歷史翻到這一頁，可以看到三種情感交錯：一是中央與地方的斗法，二是兄弟情義與政治算計的矛盾，三是個人抉擇與時代洪流的較量。云南起義之日，解放軍少打一仗；而一個“張”姓要員的倉促放行，則讓另一位“張”姓戰俘繼續幽禁三十余年。成敗功過，評說紛紜，但那一聲“電話線被切”的細節，至今仍讓研究者回味無窮——因為它標記了云南與重慶、昆明與北平，瞬息決裂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