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在回憶錄里批評了所有人，唯獨對兩位將領網開一面的張國燾

1979年12月初的一個深夜，加拿大多倫多郊區的一家老人病院里，一位82歲的中國老人在地板上停止了呼吸。他的名字叫張國燾。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人們提到這個名字的時候，心里頭翻涌的情緒大概連當事人自己都說不清楚——他是中共的主要創建者之一，是一大會議上被推舉為大會主持人的人，是紅四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是曾經能夠與毛澤東、周恩來平起平坐的人物，也是1938年叛黨出走、最終客死異鄉的人。

但這些標簽都太簡單了。一個人的一生，哪有那么容易就能概括清楚？

今天重新翻開這段歷史，不是要給誰翻案，也不是要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審判一個已經死去的人，而是要弄明白：一個人究竟經歷了什么，才會在六十四歲那年坐下來，用整整四年時間寫成一部百萬字的回憶錄？在那部書里，他又為什么批評了幾乎所有人，卻唯獨對兩個人如此不同？

兩個被特別對待的人

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員找到了正在香港艱難度日的張國燾。他們提出的條件很簡單：每個月兩千港元，寫一部個人回憶錄。那時的張國燾已經六十四歲了，經濟狀況用他自己后來的話說就是“走投無路”四個字。堪薩斯大學每月提供的兩千港元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張國燾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答應了下來。

從1961年到1965年，他關起門來埋頭寫了四年，最終完成了一部將近百萬字的超大型回憶錄。1966年，香港《明報月刊》購買了這部回憶錄的中文版權，開始連載，后來在1971年前后分三冊陸續出版，全書九十余萬字，厚厚的三冊加起來有一千三百多頁。

但是這部回憶錄從面世那天起，就在學界和史學界引發了完全不同的聲音。

豆瓣上的讀者評價說得很直白——這本書史料價值大，從長征到西路軍失敗，張國燾確實是毫無爭議的親歷者，很多事情他都是第一號人物，他的敘述很有參考意義。不過這位讀者也毫不客氣地指出，書里最后部分明顯帶著情緒，閱讀的時候需要謹慎對待，比如張國燾對張聞天的描述就寫得非常負面，甚至直接稱凱豐極其低能，這些明顯都是他在發泄自己的情緒。

另外一些研究者則說得更加尖銳。有人用“謊言連篇”和“謬誤大全”這樣的詞來形容這部回憶錄，指出他在書中多處顛倒黑白，把自己在分裂黨和紅軍、另立中央那段歷史上的錯誤行為說成是毛澤東等人“分裂了中央和紅軍”，把自己南下逃跑的錯誤方針美化成“正確的路線”，反過來誣蔑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是“退卻逃跑主義”。

還有人從更專業的角度分析指出，張國燾這部回憶錄是在海外寫作的，完全沒有檔案文獻可以用來參照，也沒有機會和其他當事人進行交流印證，所以整個敘事里頭的人物、事件、地點、時間，有大量錯訛和問題，有些內容甚至直接就可以判定是子虛烏有的編造。

不過在翻閱這厚厚三大冊的時候，研究者們注意到了一個頗為奇特的現象：張國燾在書里頭對同時代的許多人物都毫不留情地進行了批評，包括國民黨的一些人，也包括中國共產黨的一些老干部，甚至連毛澤東他都沒有放過，可唯獨有兩位將領，張國燾始終以敬重的筆觸來寫他們。

這兩個人就是徐向前和蔡申熙。

關于這件事，張國燾從來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解釋過。他只是在回憶錄的某些段落里，用幾乎不帶修飾的措辭寫下了自己的一些觀察和感受。但越是這樣的不動聲色，反而越讓人覺得意味深長。

徐向前：一個讓張國燾“用而不信”的人

先來說徐向前。

徐向前的名字在中國革命史上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存在。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后來成為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但在紅四方面軍的那個年代里，他和張國燾之間的關系比外人想象的要復雜得多。

有研究者注意到一個細節：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后，黨中央決定北上，張國燾堅持南下。按照常理，徐向前應該跟隨黨中央一起北上才對，但他當時卻沒有那樣做，而是率領紅四方面軍與張國燾會合，一道南下了。這個選擇讓很多人看不懂——難道徐向前是張國燾的人嗎？

事實恰恰相反。

早在鄂豫皖蘇區時期，徐向前就已經對張國燾產生了深深的疏離感。很多資料都證實，張國燾一直對徐向前“用而不信”——既要用他的軍事才能，又各方面都不信任他。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張國燾根本不征求、不重視、不尊重徐向前的意見，有時候還用各種手法貶低徐向前的地位和威信。徐向前本人后來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坦率地寫道，他很久以來一直想離開紅四方面軍，因為在那里總是感到壓抑、不愉快，覺得自己和張國燾、陳昌浩等人在感情上、性格上都合不來。

關于自己和張國燾的關系，徐向前曾經用過一個特別形象的比喻。他說紅四方面軍有什么事在表決的時候，往往是他自己一個人表示反對，張國燾和陳昌浩兩個人表示支持，自己是少數，根本反不過他們那兩個人。所以他把這種關系叫做“一比二的關系”。

可就是這樣一個讓他感到壓抑的人，徐向前為什么還要跟著他南下呢？

答案藏在徐向前后來寫的《歷史的回顧》一書里。他在書中寫道，四方面軍是他眼看著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才形成這么一支隊伍，真不容易。分成兩半，各走一方，無論從理智上還是感情上，他都難以接受。他承認這也許是自己性格上的弱點所在，但思來想去，還是決定和部隊在一起，走著看吧。

這段話坦率到了讓人心酸的程度。徐向前不是支持張國燾的錯誤路線，他只是不忍心親手把自己一手帶大的部隊拆散。這是一個軍事將領對部隊的感情，也是一個人在巨大壓力之下做出的最誠實的自我剖析。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詳細記錄了兩人之間的一些交往片段。據他的描述，雖然他和徐向前之間沒有什么私人交情可言，但在多次談話中，他被徐向前的務實作風、豐富的實戰經驗以及獨到的軍事見解深深打動。他稱贊徐向前對待下屬謙遜平和，為人品行端正，沒有任何不良嗜好。考慮到張國燾在書中對別人幾乎從來不吝惜批評之辭，這些評價就顯得格外不尋常了。

有資料顯示，張國燾在回憶錄中還特別提到了1931年鄂豫皖蘇區一個冬夜的場景——徐向前裹著破舊的棉襖，趴在地圖前面推演戰局。即使在張國燾推行肅反政策的時候，徐向前仍然堅持“軍事問題要聽軍事干部意見”的原則。據說在一次戰役部署會上，徐向前甚至指著地圖直言不諱地說張國燾的計劃會把部隊帶進死胡同。

這種直諫的勇氣，在當時那種人人自危的環境里極其罕見。對于習慣了掌控一切的張國燾來說，徐向前這種不卑不亢的態度反而讓他生出了幾分敬意。

還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提。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打了直羅鎮大勝仗的消息傳到還在長征途中的紅四方面軍時，徐向前非常高興，他對張國燾說，中央紅軍打了大勝仗，應該出個捷報發給部隊鼓舞士氣。結果張國燾反應冷淡，說消滅敵人一個師有什么了不起的，用不著宣傳。

這就是兩個人的根本區別所在。一個心里裝著大局，另一個心里只裝著自己的權力計算。

張國燾和徐向前的關系里還有一個格外令人揪心的層面——張國燾殺害了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一個男人面對殺害自己妻子的兇手，還能保持理智和克制，這本身就已經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情了。但徐向前做到了。他沒有私下報復，沒有公報私仇，沒有在南下的問題上意氣用事，而是一如既往地從部隊的大局出發來考慮問題。

這份隱忍和克制，大概也是張國燾晚年回想起來不得不心生敬意的地方。

蔡申熙：永遠停留在二十六歲的軍事天才

如果說張國燾對徐向前的敬意里頭還有幾分對手之間的微妙感覺，那么他對蔡申熙的態度就更加純粹了——那是一種夾雜著敬佩和愧疚的感情。

蔡申熙這個名字對于很多人來說可能有些陌生，但在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史上，他的地位極其重要。他是中央軍委認定的三十六名軍事家之一，這個名單上的人個個都是能征善戰之輩，能在不到二十七歲的年紀就被列入其中，足以說明他的分量。

蔡申熙1906年出生在湖南醴陵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年秋天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加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是紅十五軍的主要創始人。在鄂豫皖根據地，他先后擔任紅四軍第十師師長、彭楊軍政學校校長、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鄂豫皖軍委會參謀長、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等一系列重要職務。

徐向前對蔡申熙的評價極高。他說蔡申熙同志是紅十五軍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對鄂豫皖紅軍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不僅具有戰略家的膽識和氣度，而且在戰斗中機智勇敢，享有極高的威望。徐向前還說蔡申熙的犧牲是紅四方面軍的重大損失。

在紅四方面軍的戰術創新方面，蔡申熙的貢獻非常大。他和曾中生、徐向前、許繼慎這四位黃埔同學一起研究出了圍點打援、坑道爆破和飄忽戰術等破敵之法。一般認為，解放軍后來克敵制勝的圍點打援戰術，起源就是在鄂豫皖蘇區的磨角樓戰斗中摸索出來的。1931年1月的磨角樓戰役，殲敵不過千人，但它在紅四方面軍戰史上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正是這一仗，讓鄂豫皖紅軍的“圍點打援”戰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此后這種戰法成了紅四方面軍克敵制勝的主要法寶之一。

在戰術創新的具體執行中，蔡申熙承擔了率部試陣的重任。每一次新戰術的第一次實戰檢驗，都是他帶著部隊沖在最前面。

蔡申熙還是一位出色的軍事教育家。他雖然身有殘疾，仍然堅持擔任彭楊軍政學校的校長，為紅四方面軍培養了大批軍事指揮人才。他的學生在后來的戰爭中都成為了紅軍的骨干力量。

在張國燾推行左傾錯誤路線的那些年里，蔡申熙積極維護受到迫害的領導干部，與張國燾產生了不小的分歧。這也是張國燾晚年回想起來內心不能平靜的原因之一——一個敢于反對他錯誤決定的人，同時又是一個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的人，這種形象在他的回憶錄里留下了復雜的印記。

蔣介石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第四次大規模圍剿的時候，局勢已經危急到了極點。蔡申熙當時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建議——部隊應該向西轉移。事實證明這個建議保住了紅四方面軍的元氣。1932年9月底，紅四方面軍開始西征，蔡申熙率紅二十五軍殿后掩護。他主動請纓承擔了最危險的任務，帶著部隊向敵人最猛烈的方向迎擊，就是為了給主力部隊爭取轉移的時間。

1932年10月10日，在湖北黃安河口鎮的戰斗中，蔡申熙腹部不幸中彈。但他沒有退出戰斗，而是讓人把自己放在擔架上繼續指揮。躺在擔架上的他，血流得擔架的帆布都浸透了，可他仍然堅持下達作戰命令，直到部隊安全撤出陣地。最終他因為失血過多，壯烈犧牲在戰場上，年僅二十六歲。

有資料記載，蔡申熙犧牲后，村子里的四位年輕人冒死將他的遺體抬回村里，埋葬在一棵大樹之下。直到2013年，當地政府和人民群眾才重新修葺了他的墓地，讓這位英年早逝的軍事家有了一個體面的安息之所。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多次提到蔡申熙的名字，措辭之敬重遠超其他人物。他稱蔡申熙是一位卓越的軍事理論家，其戰略眼光和軍事見解絲毫不遜于當時紅軍中的任何一位將領。對于蔡申熙的英年早逝，張國燾在晚年仍然表現出深深的惋惜。

有研究者分析說，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對待蔡申熙的態度之所以格外不同，很可能跟他內心深處的某種愧疚有關。在張國燾推行左傾路線、大搞肅反擴大化的那些年里，很多優秀的紅軍將領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但蔡申熙是倒在了戰場上，是倒在了掩護主力轉移的戰斗中。這種死法本身就讓活著的人無話可說。

更何況，蔡申熙是在提出西征建議并且在執行中舍命殿后才犧牲的。如果沒有他的這個建議，沒有他拼死掩護，紅四方面軍的主力能不能保全恐怕都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從這個意義上說，蔡申熙救的不只是一支隊伍，也包括張國燾本人的命運——紅四方面軍的這份底子，后來成了張國燾在黨內保持分量最重的籌碼之一。

從巔峰到谷底的距離

要真正讀懂張國燾為什么在回憶錄里對徐向前和蔡申熙格外不同，光看這兩個人本身還不夠，還得把眼光放遠一些，看一看張國燾這個人到底經歷了什么，他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那個結局的。

張國燾1897年出生在江西萍鄉，早年求學于北京大學，積極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秋天，他加入了北京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的時候，他被推舉為大會主持人，并且當選為中央局委員，此后連續出席了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六大，在黨內始終保持著極高的地位。

1931年初，張國燾從蘇聯回國后，被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擔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會主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等人被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據地，1931年5月成立了以張國燾為書記兼主席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軍事委員會，撤銷了以曾中生為書記兼主席的鄂豫皖特委和軍委。

張國燾上任之后全面推行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實行錯誤的軍事指揮，遭到蘇區干部和廣大紅軍指戰員的強烈抵制。面對抵制，張國燾的反應是更加嚴厲的肅反。他以“肅反”為名誣害了許多正直的共產黨人，曾中生、許繼慎、曠繼勛等鄂豫皖根據地的創建者，就是在這個時期被他殺害的。

曾中生的死尤其讓人心痛。他是鄂豫皖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之一，是黃埔四杰中的領軍人物，在紅四方面軍初創時期的威望甚至高過張國燾本人。張國燾到鄂豫皖后，第一件事就是架空曾中生，剝奪他的一切權力，最后在長征途中秘密將其殺害。曾中生死的時候只有三十五歲。

1935年長征途中，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會師之后，黨中央確定了北上的方針，但張國燾卻認為紅軍應該向西退卻到人煙稀少、少數民族聚居的川康邊地區，或者南下攻取成都，以為這樣可以避開國民黨軍強大的軍事力量。為了解決這個分歧，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了多次會議，但張國燾始終固執己見。

當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繼續北上之后，張國燾悍然另立中央，宣布自己擔任“中央主席”。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分裂。后來張國燾在南下川康的過程中遭到川軍和蔣系中央軍薛岳部的圍攻，百丈關一戰失利，損失慘重，被迫折返北上陜甘。百丈關戰役成為紅四方面軍南下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御的一個轉折點，也證明了中央關于“南下是絕路”的正確預判，宣告了張國燾分裂主義的徹底破產。

1937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年份。這一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但張國燾自己的命運卻在1938年春天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他從延安出走，投靠了國民黨。

背叛之后的日子

1938年4月，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張國燾，利用祭拜黃帝陵的機會離開延安。脫黨的事情他做得很機密，連妻子楊子烈都不知道。

楊子烈后來在自己的回憶錄《往事如煙》中寫道，當時她最初還以為丈夫是受命去西安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從事機密工作去了，心里還在責怪他怎么不對自己說一聲，又不好意思去問別人。她做夢也想不到丈夫會脫離那個千辛萬苦參與創立的黨。楊子烈等了差不多快一個月，既沒見到丈夫回來，也收不到只字片語，心里雖然難過，卻羞于去問任何人。這種感受，大概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夠真正體會。

張國燾出走之后的日子并不好過。國民黨方面雖然給了他一些表面上的禮遇——他加入了軍統，主持所謂的“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還擔任了研究室的少將主任——但實質上戴笠和蔣介石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這個從對手那邊叛逃過來的人。他為國民黨特務組織策反中共人員出謀劃策，還主辦過所謂的“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也接應過個別共產黨的叛徒。但在軍統的圈子里，他始終是一個邊緣人。

1948年6月，他在上海創辦了《創進》周刊，試圖在輿論層面為自己的政治選擇找到一個合理的落腳點。但這時中國的局勢已經基本明朗了，國民黨正在節節敗退，共產黨即將取得全國勝利。1948年11月，他攜家眷去了臺灣。

臺灣的日子同樣不好過。張國燾到了臺北之后舉目無親，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他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但沒人搭理他。有資料顯示，他在臺灣期間甚至被一個小軍官當眾訓斥過。對于一個曾經統領十萬大軍、曾經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人來說，這種屈辱比窮困更加難以承受。

1949年，他離開了臺灣，轉居香港。

到了香港之后，他使用“凱音”這個化名繼續活動，曾與顧孟余等人組織所謂的“民主戰斗同盟”，還創辦了《中國之聲》雜志并自任社長。這本雜志的定位很奇怪——“既反共，又反蔣”。在政治光譜上，這種兩頭都不討好的立場很快就陷入了沒人搭理、沒市場、沒經費的尷尬境地。雜志的壽命很短，內部矛盾很快浮出水面，張國燾與主編李微塵之間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他被迫辭去社長職務，離開了自己一手創辦的刊物。

窮途末路的時候，尊嚴是最沉重的東西

失去雜志社這個經濟來源之后，張國燾的處境變得更加窘迫。他和妻子楊子烈搬到九龍深水埗一帶，住進了一間逼仄的閣樓里。

1953年，命運給了他一個意外的轉機——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其在香港的渠道找到了他。從這一年的7月起，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出駐港負責人，先后二十多次拜訪張國燾，了解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張聞天等中共要人的情況。美國人希望通過了解中國黨政領導人的過去、愛好、性格來推測中國國內領導層的情況和未來的政策走向。

這個時候距離張國燾脫離共產黨已經過去整整十五年了，他所能提供的只能是十五年以前的情況。按照普通人的看法，這些陳年往事不會有多大價值。但美國人自有他們的想法——即使是陳舊的歷史，對于分析一個人的行為模式來說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對于深陷困境的張國燾來說，這是救命稻草。他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接受了美方的要求，盡己所知地將自己能夠回憶起來的一切信息都告訴了對方，由此獲得了一些報酬，難以為繼的生活才得以改觀。

但這件事也徹底改變了他后半生的命運走向。

1956年秋天，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政治氣氛比過去寬松了不少。張國燾注意到了這個變化，他開始通過各種渠道向北京傳遞信號，表達自己想要回歸大陸的意愿。中共方面很快就給出了回應：回來是可以的，前提條件是他必須寫一份深刻的檢討書，詳細說明當年另立中央、分裂紅軍、最后叛黨出走的嚴重錯誤，同時提出改過自新的保證。

對于任何一個曾經犯過如此嚴重錯誤的人來說，承認錯誤、誠懇檢討都是回歸的基本前提。但對于張國燾來說，這恰恰是他最難跨過去的一道坎——不是不愿意認錯，而是放不下最后一點顏面。他這個曾經在中共黨內擁有極高地位的領導人，如今要他低頭認罪檢討一生，心理上的落差太大了。

據說他收到北京的答復后沉默了很久。當朋友問他打算怎么辦的時候，他只是低聲說了句自己都這么老了，何必再揭舊瘡。

到了1958年，他的處境依然沒有好轉。報業不景氣，他連投稿的稿費都掙不到幾個錢。走投無路之下，他再次托人給北京寫信，態度比上次更加懇切，說自己愿意“為新中國鞠躬盡瘁”，只要能夠解決溫飽問題就行。

這一次毛澤東親自過問了他的申請。1959年1月，毛澤東在相關簡報上作出批示，說應該勸張國燾割斷同美國人的關系，如果他能做到這一點，可以考慮給予個人生活方面的補助。

這個條件其實已經非常寬厚了。在那個中美關系高度緊張、朝鮮戰爭的硝煙還沒有散盡的年代，張國燾與美國中情局之間的往來無疑是一個涉及國家安全的嚴重問題。毛澤東只是要求他停止這種對國家利益構成潛在威脅的行為，并沒有提什么額外的嚴苛要求。

但張國燾最終還是拒絕了。

一邊是每個月從美國人那里獲得的固定報酬，另一邊是回歸大陸之后未知的一切——一個他曾經背叛過的陣營、一份需要低聲下氣檢討自己一生的起居、一根需要斬斷的救命稻草。他選擇了前者，同時也選擇了后者作為永遠的未知。

在回憶錄里尋找自己的位置

1961年，堪薩斯大學的研究人員找上門來的時候，張國燾已經六十四歲了。四年寫作期間，他關起門來，一個字一個字地堆出了那部百萬字的回憶錄。

后來的人讀這部書的時候，最直觀的感受就是三個字：不誠實。豆瓣上的讀者評價說，張國燾的回憶有明顯的選擇性，書寫得倒是很好讀，三卷竟然能一氣讀完，但內容很不誠實。有研究者指出，這部書對建黨前后和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及抗日戰爭前夕的重大事件均有所述評，作為親歷者的敘述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前提是讀者必須警惕其中的歪曲和自我美化。

至于他為什么在書里頭把幾乎所有能提的人都批評了一遍，唯獨對徐向前和蔡申熙保持了敬重，研究者們有不同的解讀。有人說那是因為徐向前和蔡申熙是他用過的最得力的兩位將領，貶低他們就等于貶低自己。有人說那是因為徐向前和蔡申熙的人格力量太強大，強大到連張國燾這樣的人都沒辦法用歪曲歷史的方式來處理他們。還有人說得更干脆：對于一個在字里行間拼命為自己辯護的人而言，有些人和有些事是他實在繞不過去的，徐向前和蔡申熙就是這樣的存在。

這三種說法各有各的道理。但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張國燾對蔡申熙的感情中，摻雜了深深的愧疚。蔡申熙提出西征建議，又親自殿后掩護主力轉移，最后壯烈犧牲；張國燾推行左傾路線，殺害了無數像曾中生、許繼慎、曠繼勛這樣優秀的紅軍將領。這兩段事實放在一起對比，差距大到讓人不敢直視。

1968年，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波及到了香港。張國燾對此感到極度不安，盡管他已經離開中國大陸二十年了，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與那段歷史之間仍然存在著無法割斷的關聯。為了保險起見，他決定和妻子楊子烈離開香港，遠走加拿大。

他們投奔了在多倫多教數學的大兒子張海威。張海威當時的經濟狀況并不寬裕，養活一家老小頗為吃力。二兒子張湘楚在紐約當醫生，三兒子張渝川也在多倫多當工程師。張國燾夫婦到達多倫多之后，先跟大兒子一家同住，但很快就發現這樣會增加兒子很大的經濟負擔，于是主動搬了出來，住進了免費的養老院。

加拿大的法律規定，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可以申請享受政府的福利救濟。張國燾夫婦每月領取的養老金雖然不算多，但足夠維持基本的生活。有時候他們還能到中國餐館小酌一頓。晚年的張國燾雖然清貧，但衣食方面有基本的保障。

有資料顯示，前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曾在多倫多開會期間專程前去探望過張國燾。異國的前政要去看望一個從中國叛逃而來的老人，這個場景里摻雜了太多復雜的政治含義，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張國燾的影響力仍然沒有被時間完全磨滅。

1976年，七十九歲的張國燾突然中風，右側身體完全癱瘓，從此生活無法自理。妻子楊子烈也已經年過七旬，而且她早年摔傷的腿留下了殘疾，根本沒有能力照顧丈夫。無奈之下，張國燾只好申請轉住多倫多郊區的一家老人病院。

這家病院是由政府資助的慈善機構，條件相當簡陋。加拿大北部的冬天寒冷而漫長，據說病院的暖氣供應時好時壞。1977年12月，張國燾手腳中風的現象變得更加嚴重了，老兩口一個癱瘓在病床上，一個腿有殘疾，根本沒法住在一起互相照顧。楊子烈被安排進了另一家養老院，兩個人就這樣被拆散了。

1979年11月14日，張國燾八十二周歲生日那天，三個兒子把他從老人病院接回了大兒子家中。他對家人說，老人病院的暖氣有時候會關閉，凍得他不時嘔吐。楊子烈在送他回老人病院的時候，特意給他帶去了幾床毛毯，希望這些能幫他抵擋住夜晚的寒冷。

但這是加拿大的冬天。在室外氣溫動輒零下二三十度的時候，幾床毛毯能起到的作用實在是微乎其微。

1979年12月2日夜里，室外朔風呼嘯，雪花漫天飛舞。終日躺在狹窄病床上的張國燾，翻身的時候被子滑落到了地上。他自己夠不著，按鈴叫護士卻遲遲沒有人來。他只能咬著牙躺在那里，讓寒冷一點一點地侵入身體。

12月3日凌晨五點多，他開始劇烈嘔吐，持續了兩個小時。等到護士發現異常叫來醫生時，他已經陷入了深度昏迷。醫生經過診斷，確認他已經停止了呼吸。

有人說他是被凍死的。這個說法有些夸張，但也不完全錯誤——他的死亡確實發生在寒冷之中，發生在北美洲最寒冷的十二月，發生在一個連暖氣都不能正常供應的老人病院里。他的三個兒子后來把他安葬在多倫多的一處公墓里。那塊墓碑立在異國的土地上，與他的家鄉江西萍鄉隔著整個太平洋。

晚年的張國燾無人照顧，不得不與老妻分開，被送進了當地的療養院。在那里他度過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時光。因為自己的特殊政治身份，他死后也沒能回到家鄉安葬。

他死后，妻子楊子烈輾轉求助于臺灣的蔣經國，才湊足了喪葬費用。有資料顯示，蔣經國曾通過有關人士轉交了一萬美金的支票給張國燾作為醫藥費。楊子烈一直活到九十多歲，1994年去世，比她的丈夫多活了整整十五年。她在香港期間撰寫的回憶錄《往事如煙》于1970年出版，后改名為《張國燾夫人回憶錄》，記錄了她早年參加共產黨的生活經歷。

從中共創始人之一到紅四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從國民黨的座上賓到香港街頭為生計奔波的落難人，從為美國人提供情報的合作者到最終客死在北美老人病院的地板上，張國燾的一生就像一條發源于高山的河流——源頭清澈見底，中游波濤洶涌，下游漸行漸窄，最終消失在北美洲的茫茫雪地之中。

在他寫那部百萬字回憶錄的時候，他坐桌子前面，窗外是香港逼仄的街巷，遠方是再也回不去的中國大陸，手邊是一摞一摞泛黃的舊報紙和信函。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到晚年，寫到自己人生的全貌，寫到那些曾經跟隨他出生入死的人，寫到紅四方面軍那支從鄂豫皖一路走出來的部隊，寫到那個永遠停留在二十六歲的天才軍事家蔡申熙，寫到那個從來不卑不亢、被自己殺害了妻子卻依然以大局為重的徐向前。

那四年的寫作時光，對張國燾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