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編織“隱形剪刀” ：如何斬斷“大數據殺熟”黑手

近日，北京市民王先生通過某知名旅行平臺預訂一家酒店，后因意外受傷需取消行程。他向平臺申請退訂，卻被告知需收取高額手續費；而其母以相同事由、針對同一訂單申請取消時，卻獲得全額退款。

同一平臺、同一訂單、同一退訂理由，僅因賬號不同，處理結果卻天差地別。這并非孤例。本報記者了解到，在旅游預訂平臺上，同一航班，不同手機賬號查詢到的價格可能相差數百元；新注冊賬號看到的打車費用往往低于“老用戶”；點外賣時，“熟客”的配送費有時反而高于偶爾下單的用戶……

從機票、酒店到打車、外賣，算法編織的無形之網正將消費者悄然分層，實施“一人一價”的精準“算計”。截至本報記者發稿時，在消費者投訴平臺“黑貓投訴”上，關于“大數據殺熟”的相關投訴已超過萬條。

近日，《互聯網平臺價格行為規則》正式施行。這一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聯合印發的新規，首次以部門規章形式明確禁止“大數據殺熟”，為平臺價格行為劃定紅線，標志著對相關亂象的監管進入規則更細、要求更嚴的新階段。新規之下，這把由算法織就的“隱形剪刀”能否被有效約束，備受關注。

“殺熟”升級

消費者口中的“大數據殺熟”，在學術上被稱為算法歧視在消費領域的體現。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永進表示，這是指平臺在未經透明披露或未取得消費者同意的情況下，利用設備類型、地理位置、瀏覽記錄、購買頻次等精細化個人數據，對同一產品或服務實施差異化定價。其核心特征可概括為“精準、靈活、隱蔽、逆向”。精準性在于算法可突破傳統分組定價的局限，對個人特征進行精細識別；靈活性體現在價格可隨高峰期、庫存及市場動態實時調整，甚至對同一用戶呈現動態變化；隱蔽性表現為定價規則不公開，消費者難以察覺；逆向性則與“老客戶享優惠”的傳統邏輯相悖，平臺借助路徑依賴試探用戶的價格容忍上限，對所謂“優質老用戶”收取更高費用。

湖南師范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戴家武認為，隨著人工智能技術迭代，“殺熟”正變得更加隱蔽，當前策略更趨向“縱向差異”與“動態組合”。例如，“越看越貴”——平臺通過分析瀏覽歷史和搜索關鍵詞，判斷需求迫切程度，對反復瀏覽的商品暗中提價；“千人千券”——價格差異不再直接體現在標價上，而是通過僅對特定用戶可見的優惠券或補貼組合呈現，導致成交價因人而異；“隱性分層”——算法依據地理位置、消費水平等標簽對用戶分層，對不同群體推送差異化商品或服務。

中國政法大學經濟法研究所所長張欽昱將這一演變概括為“三個轉變”：從直接價格剝奪轉向間接權益剝奪，從用戶歧視轉向多主體歧視，從單一行為轉向復合交叉。他認為，平臺已不滿足于簡單差異化定價，而是將影響延伸至商家、司機、騎手等多方主體。例如，高峰期打車時，算法可能優先派單給評分較高的司機，導致運力結構性失衡；通過壓縮騎手配送時間，以犧牲其權益換取效率；甚至與“二選一”等行為交織，要求商家作出價格承諾，進一步固化平臺競爭優勢。

“從經濟學視角看，這一現象本質上是平臺依托信息優勢和市場勢力，通過精準估算消費者心理價位，趨近于‘一級價格歧視’，以實現消費者剩余的最大化攫取。”張欽昱說。

亂象溯源

平臺為何敢于且熱衷于“殺熟”？多位學者認為，其核心動因在于對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張欽昱分析，我國數字經濟正由“增量競爭”轉向“存量競爭”，用戶規模增長趨緩，平臺難以依賴擴張實現高速增長，轉而深度挖掘存量用戶價值。通過算法強化“用戶鎖定”，一方面對高價值用戶實施差異化策略以維系其黏性，另一方面則向低價值用戶轉移成本，并借助“算法黑箱”構建信息壁壘，降低用戶遷移意愿，從而在競爭中占據優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陽鎮認為，“贏者通吃”的商業生態進一步強化了這一邏輯。即便存在“殺熟”行為，平臺仍預期消費者因依賴其便利性或面臨較高轉換成本，難以因個體損失而離開，從而加劇對超額利潤的攫取。

這一行為的危害具有多層次和系統性。它不僅侵害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和知情權，也使市場秩序產生扭曲。陽鎮表示，“殺熟”加劇了實體生產商與平臺之間的利潤分配失衡，使價格信號失靈，降低資源配置效率；當其成為普遍現象，還會誘導平臺將競爭重心從服務提升轉向精細化“收割”，不利于可持續商業模式的形成。同時，這一問題也加劇了數字技術的倫理風險，削弱公眾對技術“向善”的信任基礎，影響數字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

新規亮劍

面對日益精明的算法，今年2月，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聯合出臺的《網絡交易平臺規則監督管理辦法》正式實施，為治理“大數據殺熟”提供了制度框架。該辦法明確禁止平臺利用算法實施不合理差別待遇，要求平臺在制定、修改規則時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原則，設置公示期、征求意見程序及合理過渡期，有助于提升算法定價透明度。同時，該辦法壓實平臺在消費者權益保障方面的責任，要求設置便捷申訴渠道，引入人工判定機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消費者在維權中的弱勢地位。剛剛施行的《互聯網平臺價格行為規則》進一步明確，平臺及商家不得在消費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費偏好、設備信息、地理位置等數據，運用算法等手段，在同等交易條件下對同一商品或服務設置不同價格；同一商品或服務、同一時間、同等交易條件同時滿足，即可認定構成價格歧視。

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無論是《網絡交易平臺規則監督管理辦法》，還是《互聯網平臺價格行為規則》，在執行層面仍面臨多重挑戰。王永進認為，在實際落地過程中，取證、認定和處罰三個環節均存在困難。

一是“取證難”。平臺定價動態變化，消費者難以同步固定“同一商品、同一時間、同一條件”下的多賬號對比證據，極易因時間差或場景細微差異導致證據失效。此外，用戶往往僅留存單一價格截圖，缺乏完整的搜索路徑、結算流程等鏈路憑證，難以形成完整證據鏈。二是“認定難”。平臺雖按規定提示規則，但用戶普遍缺乏閱讀習慣；同時，平臺常以供需波動、促銷活動、成本差異等商業理由解釋價格差異，增加認定難度。三是“處罰難”。關鍵在于違法所得難以核算。“殺熟”多為小額高頻交易，單個用戶損失有限，平臺亦通常不單獨統計相關收益，導致監管部門難以準確計算整體違法所得，處罰缺乏明確基數；而個體消費者維權成本往往高于其受損金額，進一步加劇治理難度。

多元共治

《網絡交易平臺規則監督管理辦法》及《互聯網平臺價格行為規則》的出臺，為打擊“大數據殺熟”、推動算法向善提供了制度依據。但要有效遏制這一亂象，仍需技術、法律與社會多方面協同發力。

在技術層面，破解“算法黑箱”是關鍵。戴家武建議，在保護商業秘密的前提下，可探索要求平臺對關鍵定價算法開展合規審計，或向監管機構提交算法影響評估報告，從源頭規范算法設計。在監管層面，應提升監管技術的智能化水平。王永進提出，可由監管部門牽頭設立算法治理聯合實驗室，吸納法學、經濟學、計算機科學等領域專家，在保障隱私與安全的前提下，推動平臺開放脫敏數據，共同研發價格歧視的量化識別指標和自動化審計工具，形成“技術發現線索、法律判定性質、監管實施處罰”的治理閉環。在違法成本方面，應綜合運用行政處罰、民事賠償與信用懲戒等手段，提高平臺違規成本。同時，鼓勵消費者協會、第三方機構參與算法合規評估與監督，形成政府監管、企業自治、行業自律、社會監督協同推進的治理格局。

張欽昱介紹，學術界已提出“算法三性”（公平性、透明度、可問責性）的理論框架，為監管提供了清晰路徑。例如，在可問責性方面，可引入“過錯推定”歸責原則——當用戶舉證存在差異化結果時，由平臺承擔無過錯舉證責任，從而緩解消費者舉證困難。但他同時表示，當前研究仍存在不足，如算法公平性的量化標準、數字弱勢群體保護以及跨境平臺算法規制等問題，仍需進一步探索。

構建算法向善的長效機制，還需著眼長遠。陽鎮認為，未來應重點推進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強平臺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構建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社會責任理論體系，將算法責任納入其中；二是建立算法向善的責任評估機制，針對不同平臺與應用場景，構建科學的后果評估體系；三是推動平臺商業模式創新，引導其由“流量收割”轉向“價值創造”，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支撐體系。

學術界普遍認為，隨著《網絡交易平臺規則監督管理辦法》及《互聯網平臺價格行為規則》的實施，治理“大數據殺熟”已具備制度基礎。但要真正斬斷這把由算法編織的“隱形剪刀”，既需監管持續發力，也需技術手段不斷完善，更離不開全社會對公平、透明、可信數字環境的共同追求。這場關乎消費者權益的治理實踐，仍在推進之中。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張譯心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隋萌萌

新媒體編輯：常暢

如需交流可聯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