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延安13年：我黨并非一窮二白的經濟來源探析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陜北。隊伍在吳起鎮清點人數，只剩下七千多人。

當地老百姓聽說來了隊伍，想送些東西接濟，可陜北地瘠民貧，家家戶戶也不富裕。

有老鄉說，最大的心意也就是把炕燒熱，讓這些趕路的人別凍著。

延安的日子好過嗎？這支扎根13年的隊伍，真的是一窮二白，全靠地里刨食？

國共合作抗日初期，蔣介石按協議給八路軍撥了些軍餉，加上愛國華僑和外國友人送來的一批物資，成了邊區最初幾年的主要收入。

據記載，1938年外援占了邊區經濟總收入的51.6%。

可這筆錢分攤到十萬部隊和一百多萬老百姓身上，根本不夠用。

當時戰士每月津貼一塊錢，朱總司令也才五塊。

飯菜見不著油星，衣服補丁摞補丁，冬天很多人連被子都沒有。

1939年，毛主席提出“自己動手”，領導們在楊家嶺下面圈地種菜，周恩來跟著老鄉學紡線，練成了“紡線能手”。

這次生產動員暫時穩住了局面，但只是堵住了第一個窟窿。

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全面停發軍餉，還對邊區實行鐵桶般的經濟封鎖，聲稱“不讓一粒糧、一尺布進入邊區”。

那段時間，是延安最絕望的日子。

部隊和機關斷了炊，毛主席后來回憶說，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戰士打赤腳，干部冬天沒被子蓋。

定邊縣駐扎的第30軍犧牲了一位連長，急用錢買棺材，翻遍供給部的賬本也掏不出幾塊錢。

絕境中，一種不起眼的東西成了救命稻草，那就是陜北到處都有的咸鹽。

三邊地區盛產食鹽，沿海的海鹽因戰亂運不進來，邊區產的鹽一下成了大后方老百姓離不開的物資。

朱老總在政治局會議上算了一筆賬：三邊的鹽很好，只要能運出去就能賺到錢。

任弼時也說，每年運出六十萬馱鹽去向國統區出售，換回一千萬法幣，恰好能頂住外援被切斷后的缺口。

把鹽從產地運出去是件苦差事。定邊一帶山路崎嶇，干部們靠毛驢或駱駝一馱一馱地馱，每匹牲口馱150斤左右，來回兩三百公里，趕一趟下來渾身散架。

一開始很多人心里沒底，毛主席讓西北局干部找了剛從鹽池回來的魯忠才等人詳細詢問，結論是跑運輸確實賺錢。

這個調研結果被寫成《魯忠才長征記》在《解放日報》刊登，干部們心里有了底。

當時鹽運采取靈活方式，老百姓運的鹽一部分折成公鹽交給政府，剩下的自己做買賣。

就這樣，靠著最原始的人力和畜力，邊區開始把鹽賣出去，再從國統區馱回棉花、醫藥、通訊器材甚至印票子的材料。

1943年，僅食鹽出口就為邊區帶來折合邊幣15億7千萬元的收入，占出口總額六成以上。

光靠賣鹽還不夠，邊區又把眼光投向商業和工業。

延安有個光華商店，看起來很不起眼，像是個小賣鋪，可它是邊區公營的第一個商業機構。

商店開在新市場，兩邊賣貨，手里還攥著印鈔紙。

1938年，法幣面額太大，老百姓拿大票子在小攤買燒餅找不開錢。

邊區銀行一合計，借光華商店的名義發行了一批小面值代價券，小額交易順暢了，百姓手頭零錢活了，大家親切地叫它“光華票”。

延安新市場里，邊區婦聯、貿易公司、土產公司等公營商業都搬了進去，人來人往，得了延安“王府井”的美譽。

機關部隊也紛紛動手，不僅自己紡紗織布，還開辦商業籌集資金。

軍委供給部窮得叮當響，后來在路邊開騾馬店辦客棧。

第一個騾馬店開張后天天進錢，供給部趁熱打鐵在邊區連開二十多家，借此建立起兵站運輸線。

到1940年，延安城里公家單位的店鋪已有46家，星羅棋布。

1941年2月，邊區銀行正式發行邊幣。

當時的印鈔條件慘不忍睹，紙張奇缺，找不到草板紙，工人們就割羊皮革頂上；缺乏工業甘油，就用冰糖和蜂蜜攪拌替代。

靠著這些土辦法，邊區銀行不僅造出了自己的貨幣，還打破了國民黨的金融圍堵。

隨著公營單位越來越多，一個新問題也跟著來了：公家做生意，有時會跟老百姓搶飯碗。

有的公營單位仗著財力雄厚，處處擠占私人商路，弄得普通農家手里的貨出不去，滿腹怨氣。

毛主席很快注意到了，他給邊區政府秘書長謝覺哉寫信，明明白白指出：今年過于注重投資公營事業，沒能顧及私人買賣，這是救急產生的特殊情況。

但這樣下去會跟農民鬧別扭，囑咐明年可不能再走老路。

不久后，他又強調，解決財政問題首先要發展私人經濟，公營經濟只是其中必要的一部分。

這番話透出務實的態度，說明邊區領導頭腦始終清醒。

全民開荒的浪潮，也終于在南泥灣涌起。

王震帶著359旅的戰士們扛著鋤頭進了爛泥灘，寒冬里棉衣單薄，溫飽不濟，官兵們沒有任何怨言，硬是用雙手把荒無人煙的沼澤變成了牛羊遍地的塞上江南。

看著糧倉實實在在地堆滿，毛主席、朱德、任弼時無不欣慰。

在這些政策推動下，陜北很快換了天地。

糧食產量從1941年的45萬多石跳到了1943年的181萬多石，1944年突破200萬石。

老百姓不但填飽了肚子，還有了富余存糧，做到了耕三余一甚至耕一余一。

到1945年底，邊區銀行存款余額增加到2700多萬元，放出去支持生產和貿易的貸款達到14億多元，邊區內外貿易一片蓬勃。

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后幾年，大江南北炮聲不斷，延安的窯洞里卻經常傳出紡車轉動的沙沙聲，毛驢馱著鹽和布匹沿山路往復前行。

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雖然還在，邊區的生意反倒越做越紅火，老百姓在合作社里拿著分紅過日子，早已不像1941年那時緊巴了。

13年延安歲月，資金從無到有，并非神仙指路，而是那些莊稼人、趕腳人和兵工們把死路走成了活路。